【导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从西方引入了海量的词汇、思潮和学术。“现代化”“市场化”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各种“主义”则成为中国人学习和争论的焦点。但本文指出，“××化(-zation)”或“××主义(-ism)”往往暗含着单调、独断、一刀切式的思维倾向，以此思考和指导实践，会带来诸多现实问题。 韩少功先生指出，任何命名系统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西方语言文字往往有词义原子化和单链化的特征，这使得西语虽然确保了精密，构建了形而上的天国，却忽略了活生生实践中太多的半精密、准精密、非精密以及无法精密之处。而中文则呈现出少单词、多复词，少单义型单词、多兼义型复词的特征，拥有许多能够兼容、整合和协调不同经验和内涵的词语。但这也引来中国人自己对本土文化传统中的含混、虚玄、圆滑、散乱、空洞、实用、投机等倾向和弊病的激烈批判。 韩少功认为，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词汇，促成命名系统的不断纠错与校正。面对一个全球化或多种全球化交织的时代，在深度吸纳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众家之长，避各方之短，从洋八股中大胆解放出来，在一种大规模的自主实践中真正做到循实求名，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必不可少，也非常紧急。 本文原载《天涯》2010年第2期。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现代化”这个词已用得耳熟能详，但何谓之“化”？依中文的用法，推广、普遍、完全、彻头彻尾谓之“化”。那么彻头彻尾的现代化是什么模样？筷子很古老，不要了吗？走路很古老，不要了吗？窗花与陶器很古老，不要了吗？农家肥料与绿色食品肯定古已有之，还要不要？特别是在人文领域里，孔子、老子、慧能、苏东坡等等很不“现代”，怎么不要以后又要了？天人合一，实事求是，惠而不费、守正出奇等等，在不同时代虽有不同表现形式，一如男女求爱可以抛绣球也可以传视频，战争屠杀可以用弓矛也可以用核弹，但它们的核心价值能不能变？或该不该变？把它们都“现代化”一下是什么意思？现代很好，特别是很多现代的器物很好。我眼下写作时就惬意地享用着现代电脑，还离不开现代的供电、供水、供热系统，离不开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的各种成果。即便如此，“现代”仍是一个容易误解的词，而英文中的-sation或-zation已经可疑，译成中文的“化”便更可能添乱。这个词抵触常识，折损了我们的基本智商。谁都知道，无论怎样“革命化”的社会，很多事大概为革命力所难变，比如食色之欲、基本伦常、很多自然学科等等。无论怎样“电气化”的社会，很多事肯定用不着电器代劳，比如教徒祈神、旅者野游、孩儿戏水等等。无论怎样“市场化”的社会，很多事肯定不遵市场法则，比如法院办案、义士济贫、母子相爱等等。无论怎样“民主化”的社会，很多事肯定不走民主程序，比如将军用兵、老板下单、艺人独创等等。这就是说，世上很多东西，即便是好东西，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彻头彻尾的“化”。
倒是千篇一律的“化”必定单调乏味。整齐划一的“化”必定缺乏生机与活力——这是从热力学到生态学一再昭告的警示。世上的生态系统、文化系统、政治或经济系统等一旦进入同质状态，就离溃散与死寂不远。那么革命、电气、市场、民主一类哪怕是好上了天，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相对有效，在一定程度上相对有效，不必顶一个“化”字的光环，被奉为万能神器和普世天宪。“主义（-ism）”也是意识形态的权杖。这个词在汉译过程中还不时加冕一个“唯”，如物质主义（materialism）成了“唯物主义”，审美主义（aestheticism）成了“唯美主义”，理性主义（rationalism）成了“唯理主义”。于是既“主”且“唯”，大大强化了独断的霸气——其根据和好处到底是什么，至今没有个像样的交代，却实在该有个像样的交代。有没有简约、尖锐、偏执乃至极端的思想适合“主义”一词？当然是有的。但这种情况并非全部，也不是多数。特别是在多元而开放的环境里，在人类文化丰厚积累之后，凡成熟、稳定、耐打击、可持续的思想体系，几乎都有内在丰富性，不过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下各有侧重，如此而已。当今的大多社会主义者不会因“社会”而仇视个人和市场经济。当今的大多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因“自由”而仇视平等与国家监管。他们均离各自的原教旨甚远，也都不会排拒孔子、柏拉图、佛陀、耶稣、达尔文、爱因斯坦这样一些共同的思想资源。这就是思想大于“主义”的常态。
那么，描述这样一些思想组合体与多面体，是不是可以有“主义”之外更合适的说法？如果创新一些更合适的说法，撤掉一些玩命PK的主义擂台，那么多年来捉对厮杀不共戴天的“公正”与“自由”之争，“民主”与“自由”之争，“民主”与“社会”之争，“社会”与“共和”之争，作为很多有识之士眼中的小题大做甚至无聊虚打，是否可以少一点？任何一种社会形态诚然有主要特征，但这种特征是表还是里，是果还是因，是相对甲还是相对乙而言，也常被人们粗心对待，于是“主义”的单色标签常常过分放大某些信号而删除其他信号，聚光某些因素而遮蔽其他因素，很容易把事物简单化，甚至混乱化。十九世纪的俄国和美国都冒出资本家，又都有数以百万计的奴隶，那么对这种资本加奴隶的共生体拦腰下刀，将其命名为“资本主义”而非“奴隶主义”，用“主义”削足适履，似乎并无充足理由。另一个例子是：古代中国确有近似欧洲的采邑、藩镇、领主、封臣等“封建”现象，但也有中央官僚集权漫长历史，有文明国家体制的早熟迹象，与欧洲的情况大有区别。漠视这种区别，把大分裂的欧洲等同于大一统的中国，进而等同于集体村社制多见的印度和俄国，用一个大得没边的“封建主义”帽子打发纷繁各异的千年人类史，打发宗族、帮会、教门、官僚等各种权力形态，也显得过于粗糙。
显然，“封建”一词在多数情况下大而不当；谈“封建”更不一定意味着到处颁发“封建主义”。一旦竖起主义大旗，有些问题倒可能让人越辩越晕，越辩越累，越辩越怒目相向，直到离真理更远。
主义之争，至少一大半是利少弊多。据恩格斯说，马克思先后五次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见诸中文版《马恩全集》第35卷385页，第2l卷54l页附录，第37卷432页，第37卷446页，第22卷81页——看来马克思早已嗅出了“主义”的危险，不满思想的标签化。邓小平多年前提出“不争论”，也一定是有感于“姓社”与“姓资”的主义之辩不过是麻烦制造者，是妨碍大局的乱源。这算是没办法的办法，是纸上主义都不够用和不合用的时候，舍名求实的一时方便。如果把西方成千上万的主义都引入东土，从费边主义到萨特主义，从修正主义到保守主义，从货币主义到福利主义，从达达主义到天体主义……这些高分贝理论尖声一齐登场，诚然热闹，诚然让人开眼，诚然让学者们业务兴隆并且接轨西方，但对于解决实际问题来说，倒可能有多歧亡羊之虞。更重要的是，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主义”式的一刀切、一根筋、一条路走到黑，其本身有多少智慧可言？一种疗救社会的综合方案，随机应变和因势利导的全部实践智慧，如何能装入一两个单色标签里去？身边的事实是，如果中国人要市场但少一点“市场主义”的狂热，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也许可以少走点弯路？如果美国人要资本但少一点“资本主义”的偏执，他们也不至于对金融资本失去节制，一头栽进2008年的金融风暴吧？“主义”一次次成为制动闸失灵的思想，越出了正常的边界。近百年来，一批热衷于西学的中国新派精英确有革新之功，但谭嗣同、刘半农、钱玄同、胡适、陈独秀、鲁迅等都曾力主废除汉字，甚至有人主张全民改说法语，差一点闹到了“凡中必反”与“凡旧必弃”的激进程度。不过这一革新幸好夭折，使我们还有机会讨论下面的问题。中国人以前不说“主义”和“化”，大概与所用的语言文字有关。在论及人文话题时，中文少单词，多复词；少单义型单词，多兼义型复词，比如大国小家合之为“国家”，公道私德合之为“道德”，内因外缘合之为“因缘”，活情死理合之为“情理”……这一类复词如双核芯片，应付两面，布下活局，对关联事物实行综合平衡和动态管理。作为先贤们“格物致知”的语言特产，这类词长于兼容和整合，长于知其一还知其二，连很多涵义对立的事项也常常在中文里组合成词（东西、利害，痛快，褒贬等），几乎都难准确西译。
这与中国古人喜欢“利弊互生”、“福祸相倚”、“因是因非”、“法无定法”一类说法，在文化原理上一脉相承。在他们看来，以道驭理，谓之“道理”；然而道可道，非常道，总是充满着辩证的多义指涉，很难孤立地、绝对地、静止地定义求解，因此上述词语无非是实现一种八卦图式的阴阳统筹，以中庸、中道、中观之法协调相关经验——这几乎是中国人不假思索就可接受的修辞方法。包括一些借道日译而产生的译词，也仍然顺从这种修辞惯性。与这种语言相区别，很多西方语言文字呈现出某种词义原子化和单链化趋向——虽然也有复词和词组，也可表达兼义，但单词大多单义，单词贵在单义，单义词库日益坐大，为人们的线性形式逻辑提供了最好舞台。古希腊哲学求公理之真，是一元论的，习惯于非此即彼的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基督教倡救赎之爱，是一神论的，习惯于非我必邪的争辩、指控、裁判以及战争。它们都免不了追求词义的精纯和逻辑的严密，甚至都有一种几何学的味道，长于理法推演，志在绝对普世，因此不管是来自雅典的“格理致知”还是来自耶路撒冷的“格理致爱”，两相呼应，一路穷究，都是要打造永恒的、不变的、孤立的神圣天理，即true。
在这一过程中，真理（true）高于事实（fact），以至fact一词迟至十六世纪才伴随各种外来的物产和知识进入欧洲词汇。同是在这一过程中，对抽象的再抽象，对演绎的再演绎，使他们产出了不少“格理”而不是“格物”的语言，理法优先而不是经验优先的符号工具，诸如being，nonbeing，otherness，sameness，nothingness，thing-hood，for-itself-ness……让汉译者们一看就头大，真是要译出高血压和精神病来。显而易见，这种语言确保了精密，营构了形而上的天国，却忽略了活态实践中太多的半精密、准精密、非精密以及无法精密。两种主流文化传统都经历过自我反思。很多西方人曾不满意理法霸权，很多中国人也曾不满意经验霸权。欧洲就有过质疑逻辑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的强大声浪。中国学人也对本土文化传统中的含混、虚玄、圆滑、散乱、空洞、实用、投机等等有过激烈批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也萌生追求文理精密的冲动，包括对很多兼义词实行悄悄改造，以适应形式逻辑的需要。比如当今的“国家”实际上是指国，与家没有太多关系，兼义变成了偏义——科学家、法学家、神学家不正是需要这种精密的语言吗？现代社会不正是需要这种言说的明确无误吗？不过，这种语言的改造运动力有所限。改造后的“国家”一词仍然兼有国土（country）、国族（nation）、国政组织（state）等义，很遗憾，还是涉嫌混沌甚至混乱，在很多西方人士看来仍未达标。更重要的是，兼义复词在汉语中仍是浩如烟海，构成了深入改造的难点。比如“情理”就很难由兼转偏，因为在中国老百姓看来，任何事情必须办得入情入理，二者不可偏废，所以“情理”必须是一个词，是一回事，不可切分为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闹出一个“情理主义”，肯定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双头的怪胎；如果分解出“情感主义”和“理智主义”，大多中国人又肯定觉得弄巧成拙，活生生地把一个人分尸两段。双方碰到这一类词语还是难办，无奈之下只能求助于大致心会，留下各种文化之间不可通约的余数。不仅“情理主义”说不通，“标本主义”、“刚柔主义”、“知行主义”等也肯定不像人话。这证明大多中国人处理标与本、刚与柔、知与行之类问题，还是顽强坚持和持久怀念一种整合、互补、兼济、并举的态度，不大承认词素之间的各不相干，更不乐意在价值取向上挑边押注。在这个意义上，不论是语言影响思想，还是思想影响语言，中国语言文字重要特色之一仍是尽可能全面地、相对地、变化地描述事物，因此多多少少压缩了一元独断论的空间，使“主义”和“化”一类词用得不大方便。中国古人的儒学、墨学、经学、玄学、理学、心学等都很难简化为一个主义。经过二十世纪的西化狂潮，随着实践经验的逐步积累和文化自觉的逐步苏醒，一些进口的单色标签也在逐渐凋零。“革命化”、“市场化”、“集体化”、“私有化”、“道德化”、“世俗化”一类口号，经人们现实感受一再淘洗，在当今不是已退出历史，就是被用得十分节制。很多外来词甚至一直找不到移植的水土条件，比如中国老百姓较能接受大众与精英的结合，因此“大众主义”和“精英主义”听上去总有点刺耳，不易说得理直气壮，始终难以响亮起来。谁要是拍着胸脯自封“精英主义”或“大众主义”，在多数情况下必是自找没趣和自砸场子。当然，“现代化”一词还未被更好的说法取代，姑且约定俗成地用着，以照顾人们的习惯和情绪。但多年来沿用的“社会主义”一词已经被“中国特色”、“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以人为本”等多种附加成分所拓展，词组越来越长，内涵越来越繁，已让很多西方人难以适应，不知这到底是什么玩意。明眼人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中国人对旧标签的小心弥补和修整，或可视为一种名理上的破蛹待飞。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迎头相撞，恩怨交集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其中大概含有三个层面：第一是利益的共享与磨擦，比如抗日战争期间的国人比较容易看到共享；而巴黎和会与藏独闹事期间的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磨擦。第二是制度的融合与竞比，比如引入市场和民主的时候，国人比较容易看到融合；遇到拉美、东南亚、美欧日经济危机的时候，国人则比较容易看到竞比。其实第三个层面的关系更重要、更复杂、更困难，却更隐形，即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吸纳与超越。百年来时风多变暗潮迭起，但不论是仿俄还是仿美的激进革新，中国人都从西方引入了海量的思潮和学术，包括车载斗量的外来词，遍及哲学、宗教、科学、法学、文艺、经济学等各个领域，极大扩展和丰富了国人的视野，扩大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近似值。检点一下诸多新型学科，如果说国人因此对西方欠下一笔大人情，恐怕并不为过。在这里，即便是“××主义”和“××化”也是重要的舶来品。它们至少能让我们全面了解全球思想生态，知道偏重、偏好、偏见本是生态的一部分，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不可或缺——这当然是另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在此从略。不过，中国与西方虽然同居一个地球，共享一份大致相同的人类生理基因遗产，却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资源条件、历史过程以及文化传承，又无法完全活得一样和想得一样。有些洋词是对西方事物的描述，拿来描述中国事物并不一定合适；有些洋词在描述西方事物时已有误差，搬到中国来更属以讹传讹——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夸大文化近似性的教条主义，倒算得上一个真实的“主义”，近百年来在中国不幸地反复发作。有些知识人似乎被洋枪洋炮打懵了，只能一直靠西方批发想法，总是忙于打听西方的说法，争着在远方学界的注册名录里认领自己的身份，以至文化软骨症重到了残障程度：比如明明是说及吾国吾民之事，却念念不忘在关键词后加注译名，一定要比附欧美的某些事例，套上他国他民的思维操典，否则就如无照驾车和无证经商，足以令人惶惶不安，足以招来同行们的窃笑和声讨。其实，任何命名系统都有局限性，都不是全能。不同的文化之间既可译又不可全译，比如中文里的“道”就很难译，英文里的being也很难译，这完全正常。恰恰相反，难译之处多是某种文化最宝贵的优长所在，是特殊的知识基因和实践活血之蕴藏所在，最值得人们用心和用力，如果能轻易地外译，倒是奇怪了，倒是不正常了。换句话说，一个毫无难度全面对接的翻译过程，通常是一个文化殖民和文化阉割的过程，一个文化生态多样性消失的过程，对于一个有志于自主创新的民族来说，无异于声频渐高的警号。从这一角度看，创新文化的基础工作之一就是创新词语，弘扬文化的高端业务之一就是输出词语，包括不避翻译难度、增加翻译障碍，使翻译界无法一劳永逸的词语，哪怕造成理论对外“接轨”大业的局部混乱和一时中断也无妨——这有什么可怕吗？这有什么不好呢？说岔了就暂时岔一岔，说懵了就暂时懵一懵，可持续的差异、隔膜、冲突难道不正是可持续的交流之必要前提？作为文化活力与生机的应有之义，作为古今中外所有文化高峰的常规表现，历史一再证明，富日子里不一定绽放好文化，但新思想必然伴生新词汇，促成命名系统的不断纠错与校正。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面对一个全球化或多种全球化交织的时代，在深度吸纳世界各民族文明的前提下，采众家之长，避各方之短，从洋八股中大胆解放出来，在一种大规模的自主实践中真正做到循实求名，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必不可少，也非常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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