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面世的出土文献中，逐年整理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一般被视为战国中晚期文献，其方方面面的学术价值已不待申言。我们最关注的是清华简的政论治道，或所谓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的篇章义理。这其实也是清华简相较其他新出文献的一大特色。2018年面世的清华简（捌）与2019年面世的清华简（玖）所见诸篇对治道皆有详论，殊为可宝。尤其《邦家处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三篇，其体量可观、文辞畅达、逻辑严谨、意旨高远，可供学者细绎之理着实宏富，谨从中所见先秦贤能制度理念略述一二。

　　清华简（捌）《邦家处位》篇着重论述治国用人之道，阐明贤能及其制度化理念的重要性。该篇开宗明义曰：“抑君臣必果以度。”所谓“度”，即君主考察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之法度。《邦家处位》刻画君主个人智识不足之态，及其导致臣下不得善用、罔顾公利之果，曰：“君唯聋狂，使臣欲迷。政事逆美，宠福逆恶”。从而，论者主张应当诉诸外乎君臣双方而相对客观理性的力量，建构一种择人、任人制度以约束君臣。当时并非未能选任贤人，惜乎状况不佳，该篇分析选官之弊有损邦国，故强调应以国家公利为本，拔举“良人”。那么，何为有利政事之“良人”？简文主要从反面否定几类人员。一为凭恃“子立代父”之官，阿党比周、权势煊赫、架空君主、危害政事；二是语词华美，实则作恶多端、投机取巧、无益于政；三是君主征召不从之人。

　　此外，《邦家处位》所述“党贡”颇值关注，其言“贡乃固为美，以探良人”。传世文献中，《国语·齐语》《管子·小匡》均载，管仲治齐曾实行一套详备的人才选拔制度，谓之“三选”。可见，该篇“以度”理念依托于“党贡”之实践，或许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相较出身、言辞等标准，官员能力及实举更能客观反映官员之“实”，具有可量化、可验证的特征，从而易于融为法律标准而趋制度化。

　　“以度”的深层意义是确立君臣分工以维系君权，所谓“夫不度政者，抑历无訿，主任百役，乃弊于亡”。究其意，不以法度施行政事、事必躬亲，将会导致恶臣架空君主，“埶僭列而旁受大政”；良臣埋没不彰，效力无门，“民用率欲逃”，寻求善政。君主既不能驭臣，又失民心，自然失势。这是《邦家处位》对君臣如何分工、君王何以自处的关键表述。概言之，《邦家处位》强调“以度”，颇具“法治”色彩，亦合于战国维系君王集权的传世学说，大抵流露出法家法术势之理论意旨。其法度与人事管理之行政技术融合无间，恰是法术结合之策，不难窥见后世职官制度与选拔考绩技术之端倪。

　　清华简（捌）还有一篇名为《治邦之道》，《清华简》（玖）则有《治政之道》篇，整理者已澄明，二者实为首尾完整的一篇。率先公布的《治邦之道》富有平民参政意旨，提出“举而度，以可士兴；举而不度，以可士崩”之论，隔年面世的《治政之道》亦立足于“兴人是慎”之说。二篇合而展现出一套平民参政体制，表达以社会分工为背景、以君权秩序为基础的广泛选贤理念，反映了周秦之际公卿贵族没落、士人官僚崛起的显著态势。

　　观此治邦治政之雄文，始终对古来世卿世禄深加诘问，曰：“彼善与不善，岂有恒种哉？”“夫岂令色、富贵乃必或圣乎？”论者力倡以平民百姓构筑选贤体制的基础，主张贤能的选举范围不应拘于世家、蔽于颜貌，而应广泛选拔有才能者，充分予以地位和权力，“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长官”。此外，该篇还明确设计一套任职考核制度：“既闻其辞，焉少小榖其事，以程其功。如可，以佐身相家。”这就要求一般先任命仕者担任较低职官，安排较小政务，上位者遵照实际事功，考核、积累官员处理政事的基本能力，合格才可委以重任。这是中国文献早见的官员任职试用考核制度。

　　既已言明面向平民选官之体制与程序，该篇进而论君臣之道曰：“上风，下草……夫四辅，譬之犹股肱。”这大概是复述《论语·颜渊》“风行草偃”之德教话语，亦持这种“股肱”之喻，大有贴合传统君臣体肢关系的意思。奇怪的是，简文赫然出现君臣关系“犹市贾之交易”的独特命题，这不免令人想起《韩非子》一书多有表露的君臣交易论说，如“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云云，似乎可见交利互益之政治功利学的流传。

　　其实，“风”“草”本就力量悬殊，“体”（身心）“肢”（股肱）也有本末之别。何况，非但古谓“作朕股肱”（《尚书·虞书·益稷》）“作厥肱股”（《师询簋》），后劲法术之士申子亦有“明君如身，臣如手”（《申子·大体》）之论。于是，不难理解这番选贤制度理念归拢于“上总其纪”的君权秩序。进而，关于君臣上下执政智识的理解，便依循“上圣下愚”的逻辑，“彼上圣则众愚疲，愚疲则闻名，闻名则服以可用，威以弥笃益耆”。“下愚”并非否弃贤能，而是阐明臣下不应以古非今，批判时君，只须凭借贤才实施君主之愿，遵循君主之令。至于“上圣”的意义，也不止于治吏本身，而是体现由君主内在德性与智识的“上圣”，再进至“兼敷诸侯，以为天下仪式”的外王宏愿。究其君臣执政智识分疏界说，非惟曰习见于法家摒除耳目心智、一任物准之旨，而更是要达致“辅相、左右、迩臣皆和同心，以一其智，声以益彰，诸侯万邦率嘉之”的君权秩序图景。

　　清华简关于治道的主题颇为显著，在其成文时代应属较为流行的政法言论。此前，清华简（陆）有《管仲》《子产》，清华简（柒）有《赵简子》，管仲任法治、子产铸刑书、赵鞅铸刑鼎，皆为当世治道先驱翘楚，或许“清华简”所汇撰意旨，在于反映时代变迁的治道风尚。

　　毕竟，中国传统素崇治人，传世文献所见贤能思想于先秦子学闲见层出。孔子言“举贤才”（《论语·颜渊》），谓“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礼记·中庸》），孟子称“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尽心下》），荀子则说“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贤能不待次而举”（《王制》）。《墨子》有《尚贤》三篇，力倡尚贤为政之本，对儒家式贤能理念多有超越推进。慎子曰“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慎子·知忠》），即便承《老子》“不上贤”之说而主“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忠孝》），《韩非子》也申言贤才职官于国家治理的作用，“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人主》）。《邦家处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所见贤能理念既有诸子通论，也不乏各家异见，若整体观之盖无奇说，与传世诸子书“举贤”“尚贤”“任人”诸说无违。这种渐趋合致的治国思索，不再祈求神权力量与封建忠诚对政治格局的维系，也不仅限于个人德性的追求及宗法血缘的维护，而是围绕国强国富以期君临天下，体现出政法思想及技艺的突破与出新。

　　前述清华简所见长篇治道，都归于君权政治图景。《邦家处位》主张依准法度，君主以法使臣、以术驭臣而结穴于君势。《治政之道》及《治邦之道》虽富于兼爱、尚贤、德教之旨，亦终归是“上总其纪”“上圣下愚”，确认尊君卑臣的君权秩序，如徐复观所言“中国过去言政治，最终必归于君道”。又如“上不忧，邦家安，其政使贤、用能，则民允”之语，可见传统选贤任贤亦实属“牧民”范畴，君王选拔少许民众成为官员，管理芸芸黔首，腾播权势，传达法令。官僚机构以及官员职能皆非周代封建切割，而是新王君权分化。在这套官僚系统中，臣僚唯得行使君主授予之权，共同拱卫君权体制。

　　非惟印证与补强固有的传统论断，新出文献诚不乏材料及义理的研究价值。《邦家处位》持“以度”之论提纲挈领，将贤人政治视为邦国治理核心，以制度化思路论述诸子共同关注之君臣关系、选贤任能议题，且广及法家后劲君臣分工、势术驭臣之旨趣，对研究周秦之际贤能理念与官僚政治的演进富有启示。《治邦之道》部分趋于墨学特色，《治政之道》则熔诸家于一炉，对探讨先秦诸子学说的分化交融具有参考意义，值得深加辨识。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