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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腾 曾志才:清华简政论彰显贤能制度理念 
作者:[马腾 曾志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0-12-16] 2020-12-24

      晚近面世的出土文献中,逐年整理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以下简称“清华简”)一般被视为战国中晚期文献,其方方面面的学术价值已不待申言。我们最关注的是清华简的政论治道,或所谓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的篇章义理。这其实也是清华简相较其他新出文献的一大特色。2018年面世的清华简(捌)与2019年面世的清华简(玖)所见诸篇对治道皆有详论,殊为可宝。尤其《邦家处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三篇,其体量可观、文辞畅达、逻辑严谨、意旨高远,可供学者细绎之理着实宏富,谨从中所见先秦贤能制度理念略述一二。

  清华简(捌)《邦家处位》篇着重论述治国用人之道,阐明贤能及其制度化理念的重要性。该篇开宗明义曰:“抑君臣必果以度。”所谓“度”,即君主考察臣下、臣下侍奉君主之法度。《邦家处位》刻画君主个人智识不足之态,及其导致臣下不得善用、罔顾公利之果,曰:“君唯聋狂,使臣欲迷。政事逆美,宠福逆恶”。从而,论者主张应当诉诸外乎君臣双方而相对客观理性的力量,建构一种择人、任人制度以约束君臣。当时并非未能选任贤人,惜乎状况不佳,该篇分析选官之弊有损邦国,故强调应以国家公利为本,拔举“良人”。那么,何为有利政事之“良人”?简文主要从反面否定几类人员。一为凭恃“子立代父”之官,阿党比周、权势煊赫、架空君主、危害政事;二是语词华美,实则作恶多端、投机取巧、无益于政;三是君主征召不从之人。

  此外,《邦家处位》所述“党贡”颇值关注,其言“贡乃固为美,以探良人”。传世文献中,《国语·齐语》《管子·小匡》均载,管仲治齐曾实行一套详备的人才选拔制度,谓之“三选”。可见,该篇“以度”理念依托于“党贡”之实践,或许有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相较出身、言辞等标准,官员能力及实举更能客观反映官员之“实”,具有可量化、可验证的特征,从而易于融为法律标准而趋制度化。

  “以度”的深层意义是确立君臣分工以维系君权,所谓“夫不度政者,抑历无訿,主任百役,乃弊于亡”。究其意,不以法度施行政事、事必躬亲,将会导致恶臣架空君主,“埶僭列而旁受大政”;良臣埋没不彰,效力无门,“民用率欲逃”,寻求善政。君主既不能驭臣,又失民心,自然失势。这是《邦家处位》对君臣如何分工、君王何以自处的关键表述。概言之,《邦家处位》强调“以度”,颇具“法治”色彩,亦合于战国维系君王集权的传世学说,大抵流露出法家法术势之理论意旨。其法度与人事管理之行政技术融合无间,恰是法术结合之策,不难窥见后世职官制度与选拔考绩技术之端倪。

  清华简(捌)还有一篇名为《治邦之道》,《清华简》(玖)则有《治政之道》篇,整理者已澄明,二者实为首尾完整的一篇。率先公布的《治邦之道》富有平民参政意旨,提出“举而度,以可士兴;举而不度,以可士崩”之论,隔年面世的《治政之道》亦立足于“兴人是慎”之说。二篇合而展现出一套平民参政体制,表达以社会分工为背景、以君权秩序为基础的广泛选贤理念,反映了周秦之际公卿贵族没落、士人官僚崛起的显著态势。

  观此治邦治政之雄文,始终对古来世卿世禄深加诘问,曰:“彼善与不善,岂有恒种哉?”“夫岂令色、富贵乃必或圣乎?”论者力倡以平民百姓构筑选贤体制的基础,主张贤能的选举范围不应拘于世家、蔽于颜貌,而应广泛选拔有才能者,充分予以地位和权力,“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驭众、治政、临事、长官”。此外,该篇还明确设计一套任职考核制度:“既闻其辞,焉少小榖其事,以程其功。如可,以佐身相家。”这就要求一般先任命仕者担任较低职官,安排较小政务,上位者遵照实际事功,考核、积累官员处理政事的基本能力,合格才可委以重任。这是中国文献早见的官员任职试用考核制度。

  既已言明面向平民选官之体制与程序,该篇进而论君臣之道曰:“上风,下草……夫四辅,譬之犹股肱。”这大概是复述《论语·颜渊》“风行草偃”之德教话语,亦持这种“股肱”之喻,大有贴合传统君臣体肢关系的意思。奇怪的是,简文赫然出现君臣关系“犹市贾之交易”的独特命题,这不免令人想起《韩非子》一书多有表露的君臣交易论说,如“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云云,似乎可见交利互益之政治功利学的流传。

  其实,“风”“草”本就力量悬殊,“体”(身心)“肢”(股肱)也有本末之别。何况,非但古谓“作朕股肱”(《尚书·虞书·益稷》)“作厥肱股”(《师询簋》),后劲法术之士申子亦有“明君如身,臣如手”(《申子·大体》)之论。于是,不难理解这番选贤制度理念归拢于“上总其纪”的君权秩序。进而,关于君臣上下执政智识的理解,便依循“上圣下愚”的逻辑,“彼上圣则众愚疲,愚疲则闻名,闻名则服以可用,威以弥笃益耆”。“下愚”并非否弃贤能,而是阐明臣下不应以古非今,批判时君,只须凭借贤才实施君主之愿,遵循君主之令。至于“上圣”的意义,也不止于治吏本身,而是体现由君主内在德性与智识的“上圣”,再进至“兼敷诸侯,以为天下仪式”的外王宏愿。究其君臣执政智识分疏界说,非惟曰习见于法家摒除耳目心智、一任物准之旨,而更是要达致“辅相、左右、迩臣皆和同心,以一其智,声以益彰,诸侯万邦率嘉之”的君权秩序图景。

  清华简关于治道的主题颇为显著,在其成文时代应属较为流行的政法言论。此前,清华简(陆)有《管仲》《子产》,清华简(柒)有《赵简子》,管仲任法治、子产铸刑书、赵鞅铸刑鼎,皆为当世治道先驱翘楚,或许“清华简”所汇撰意旨,在于反映时代变迁的治道风尚。

  毕竟,中国传统素崇治人,传世文献所见贤能思想于先秦子学闲见层出。孔子言“举贤才”(《论语·颜渊》),谓“为政在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礼记·中庸》),孟子称“惟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尽心下》),荀子则说“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贤能不待次而举”(《王制》)。《墨子》有《尚贤》三篇,力倡尚贤为政之本,对儒家式贤能理念多有超越推进。慎子曰“将治乱,在乎贤使任职”(《慎子·知忠》),即便承《老子》“不上贤”之说而主“上法而不上贤”(《韩非子·忠孝》),《韩非子》也申言贤才职官于国家治理的作用,“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人主》)。《邦家处位》《治邦之道》《治政之道》所见贤能理念既有诸子通论,也不乏各家异见,若整体观之盖无奇说,与传世诸子书“举贤”“尚贤”“任人”诸说无违。这种渐趋合致的治国思索,不再祈求神权力量与封建忠诚对政治格局的维系,也不仅限于个人德性的追求及宗法血缘的维护,而是围绕国强国富以期君临天下,体现出政法思想及技艺的突破与出新。

  前述清华简所见长篇治道,都归于君权政治图景。《邦家处位》主张依准法度,君主以法使臣、以术驭臣而结穴于君势。《治政之道》及《治邦之道》虽富于兼爱、尚贤、德教之旨,亦终归是“上总其纪”“上圣下愚”,确认尊君卑臣的君权秩序,如徐复观所言“中国过去言政治,最终必归于君道”。又如“上不忧,邦家安,其政使贤、用能,则民允”之语,可见传统选贤任贤亦实属“牧民”范畴,君王选拔少许民众成为官员,管理芸芸黔首,腾播权势,传达法令。官僚机构以及官员职能皆非周代封建切割,而是新王君权分化。在这套官僚系统中,臣僚唯得行使君主授予之权,共同拱卫君权体制。

  非惟印证与补强固有的传统论断,新出文献诚不乏材料及义理的研究价值。《邦家处位》持“以度”之论提纲挈领,将贤人政治视为邦国治理核心,以制度化思路论述诸子共同关注之君臣关系、选贤任能议题,且广及法家后劲君臣分工、势术驭臣之旨趣,对研究周秦之际贤能理念与官僚政治的演进富有启示。《治邦之道》部分趋于墨学特色,《治政之道》则熔诸家于一炉,对探讨先秦诸子学说的分化交融具有参考意义,值得深加辨识。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法学院;厦门大学法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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