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介石以封建君主为学习榜样，无时无刻不在模仿封建社会的那套君臣关系，而国民党早在北伐时期，其快速吸收和过快扩张的规模以及极速吸收旧政权人员而不加改造甚至顺其自然的策略，就注定了这种杂合的组织将充满利益纠纷和内斗，腐败是无法克服的痼疾。这种情况，在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权新建的时候还勉强能够保证政权的存在，一旦时间推移，随着国民党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固化，以及领导层的肆意放任，国民党政权最终陷入“溃烂式腐败”。

就像满清覆灭后，总有人美化大清、宣传“百姓无不念我大清”一样，虽然在其存在时间里，国民党和蒋介石被视为血腥和贪腐的象征，但如今却总有人想给蒋介石招魂，有人甚至敢公然帮蒋介石涂脂抹粉，制造所谓“国民党清廉”、“国民政府进步”之类的流言，企图帮已经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国民党和蒋介石洗地，认为国民政府是个像西方一样的现代化政府，只是“命不好”，才会被“邪恶的”红色势力颠覆。

其实这还是某些人和组织掌握部分话语权后的结果，大家大可想想，敢喊出“You Americans are fools. You have the Atom Bomb. Why don’t you throw it on China?!”（宋美龄语，意为“你们美国佬都是傻瓜，你们有原子弹，为什么不在中国放一颗？！”）这种话的国民党执政者，对中国老百姓还会有多少爱，历史上像这种无视人命的权贵，没有不贪婪残忍的。

随着孙文的逝世，国民党逐步丧失理想，蜕变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角斗场，大革命快速进军，又让他们自大起来，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权贵们从政府中镇压了威胁自己最大的潜在政治对手共产党，安稳地坐上了天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国民党权贵们打开了一扇金光闪闪的大门，开始了自己逍遥快活的日子。

一.“老虎”、“苍蝇”齐飞的国民党

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迅速蜕变为一个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反动政党，在大革命失败后的3年时间里，大量旧军官和旧官僚混入国民党组织，国民党人数从“清党”后的15万飙升至63万以上，平均两年就翻一番，由于这些人大量混迹国民党组织，有人戏称“军队北伐、官僚南伐”。

据易劳逸（美国著名汉学家，代表作《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调查的资料，1931-1937年，国民政府监察院抓出的贪腐案件总共涉及近7万人（其中很多人同时涉及多起贪腐案件），而这其中只有268人被判罪，13人被罢官，41人受到很轻的处罚。

根据历史资料证实，蒋介石早就知道这类腐败问题，但他并未采取任何努力改变现状，反而推波助澜。

由于严重的贪腐，国民党内形成了以“力行社”（俗称“蓝衣社”）为代表的少壮派，这些人认为国民党已经“脱离群众，为人民愤恨，不再是革命组织”，因此他们决定效仿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采取特务高压的方式对国民党进行“整肃”，不过，他们最终失败了，因为蒋介石只是把他们当做向权贵施压、争取权力的工具而已，并不打算清算腐败，况且，特务高压，本就是不能持续的。

在国民党日复一日的内部倾轧和权力争斗中，腐败被越发放任，完全成为一桩合理且合法的买卖，在公开进行着。那时，既有宋孔家族这种“大老虎”，也有莫与硕（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广州“接收大员”，在广州无法无天，为了敛财，甚至敢私卖武器给自己的敌人——共产党东江纵队）这种“小苍蝇”。

以至于一些地方老百姓给国民党用方言谐音起了个绰号，叫“刮民党”；给蒋介石也用方言谐音起了个绰号，叫“蒋该死”

二.四大家族的“生意”

作为国民党权贵的代表，四大家族可谓是把“贪腐”做到了极致。

1.宋家

宋家有多黑呢？这么说吧，抗战时期，当时中国得到美国的租借法令援助，得到大批的物资和资金支持，美国的想法，是让中国的抗日战争牵制日本的军事力量。其中尤以大笔借款，是美国明确告诉中国，要用来购买美国飞机的，而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东拼西凑，也搞了一笔钱买飞机，两笔钱合作一笔，就是“购机经费”，这笔钱有多少呢？后人推算，大约可以购买1300架飞机，宋美龄拿到了这笔钱前往美国去买飞机，结果只买回来300多架，当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看到这个数字时，惊得眼睛都要掉出来，他跑去问宋美龄，暗示道：不是说有1300多架吗？其他的1000架飞机呢？这数字差太多了！

当然，周至柔是很精的人，他说的很委婉，语气带了些许怯懦和恳求，然而，当宋美龄听到周至柔这么说后，也不说话，直接用眼睛一横周至柔，周至柔瞬间明白了意思，也不敢废话，就悻悻回去了。

眼神和气、风度翩翩的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

后来，根据美国情报机构调查的结果，这笔钱除了少量用于购买飞机，其他大部分（恐怕有7成以上）被存入了宋氏家族在美国设立的私人账户，考虑到当时抗战时中国被日本空军压着打的悲惨经历，飞机是巨大的战略资源：抗战时期，当中日爆发激烈空战时，国民党有大约600架的飞机，但是除去没有作战能力的各类教练机、运输机（含淘汰的战斗机、轰炸机），以及老旧不堪和质量不过关（多为意大利货）的机型外，真正具备作战能力的飞机（含侦察机），国军空军实际是仅有可以作战的飞机91架，两相对比，这1300架飞机如果能买回来，对抗战会是多么大的助力……

也就是说，宋美龄连中华民族救命用的钱给敢私吞，她可真是民国楷模！

每次笔者想起国民党空军军人高志航、刘粹刚、乐以琴、李桂丹血洒抗战战场上的故事，同时联想到宋美龄私吞购机公款的事情，心里就会油然升起巨大的悲凉。

后来由于购机事件贪腐太大、社会影响过于恶劣，蒋介石下令严查，调查结果，蒋介石授意下，举报人被指控“诬陷”；给判了15年，彻查贪腐的南京城防司令杨杰，被蒋介石枪毙了他的左右手以示警告。最终，正义不得伸张，这件事彻底寒了杨杰的心，从此杨杰和蒋介石开始走向陌路，1949年由于倾向于起义，杨杰被蒋介石枪毙。

杨杰：早知你老蒋是这档子货，当初老子就不该跟着你！

更神的是，为了防止后面军购款贪污的事情暴露，南昌机场“离奇”地“失火”，很多飞机都遭到了毁坏，空军欲哭无泪，而宋家却高兴地跳脚。

也难怪后来美国人质疑美国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时说：

【“我们一直在支持一群贪婪的罪犯！”。】

美国总统杜鲁门也恨恨地说：

【“他们从我们援助的数十亿美金中偷了7.5亿，他们就这样把钱偷走，然后投资在圣保罗，有些甚至是我们的正脚底下——纽约那的房地产！”】

后来美国作家米尔斯海默拜访杜鲁门时，杜鲁门还怒火犹在：

【“They're thieves, every damn one of them！”（他们都是贼，他X的一个一个都是！）】

这笔钱谁也不清楚具体数字有多少，但是肯定很大无疑，因为蒋介石死后，宋美龄远走美国，虽然几乎没什么收入，却花钱如流水，过着养尊处优的糜烂生活，即便宋美龄死了，还有一笔巨大的剩余。

我们可以大致算笔账。

1941年初利用美国贷款复购买战机时，P40活塞式战机（绰号“战斧”式战机，美国寇蒂斯公司研制生产）一架价格是40000美刀，年代一架P—51型活塞式战斗机（绰号“野马”式战机，一架价格是50000美刀，我们就以这两种来计算，那么被宋美龄黑掉的钱，大约是4000万-5000万美刀，我们要知道，40年代1美元的购买力是很可观的：40年代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35美刀对应一盎司黄金，当时宋美龄在购买飞机时黑掉的4000万-5000万美刀就相当于约30-40吨黄金，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就是80-100亿元人民币。

光买个飞机，都能剜下这么多肥肉，光这一件事，我们就可以想象“四大家族”黑到了什么地步！

当然，如果杜鲁门所说的“偷了7.5亿”属实，那么被国民党权贵黑掉的钱，恐怕要相当于今天的上千亿人民币了。考虑到当时的人民生活条件和国家的经济总量，这些人真的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了。

事情还没完。

后来国民党败退台湾后，1951年，痛定思痛的国民党，开始大规模扩建空军，巩固其对台湾的军事统治，要扩建空军，首先要钱，可是钱哪来呢？蒋介石想起来，1949年年初，内外交困的他第三次“下野”，为了集聚未来东山再起的资本，蒋介石将国民党军购公款合计1000万美元转入毛邦初和俞国华（蒋介石亲信，当时在美国负责打理四大家族在美国资产）在美国的户头名下，这种行为其实是蒋介石在用私吞公款的办法去给自己布置后路，同时也对李宗仁“釜底抽薪”，可他哪里知道就是他这个外甥（毛邦初是蒋介石原配毛福梅的亲侄儿，蒋介石的亲外甥，蒋经国的亲表哥），居然胆大包天，私吞了这笔公款，因为分赃不均，还和蒋介石以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就是前面提到的周至柔）发生了一场“狗咬狗”的丑闻，差点把宋美龄40年代私吞购机公款的事情也扯出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毛邦初案”。

案件的结果是毛邦初和蒋介石达成和解，毛去职、退还部分公款、不再对外声张，而蒋介石不再追究毛邦初，没有退回的部分公款，就视为毛邦初的“封口费”。事后，毛邦初定居美国洛杉矶，低调过日子。

毕竟，银子烫手啊！

毛邦初：我不就拿个钱嘛，那笔钱还不是你老蒋自己想私吞？我有错吗？

不过，周至柔虽然指责毛邦初贪腐，他自己也好不到哪去。国民党败退台湾后，1964年1月21日，在台湾新竹湖口军事基地，国民党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少将，指责国民党里出了“坏人”，为了“保护蒋总统”，他要“清君侧”，带领手下发动兵变，他还指称，高层人员如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自家狼狗一天的伙食费比一个连还多”，这就是台湾国民党时代著名的历史事件“湖口兵变”。

“湖口兵变”的结局，是兵变失败、赵志华被逮捕判刑，赵志华的上司、蒋介石次子蒋纬国（有说是养子，有说是私生子）被蒋介石剥夺兵权、打入冷宫。但是社会很快就将舆论焦点放在周至柔身上，大家都在问：“周至柔家的狼狗，是不是伙食比一个连还多”，在这场舆论风波中，周至柔低调应对，然而，事后调查证实，周至柔家的狼狗“一天伙食费比一个连还多”，这件事是属实的。

人们心里都在问：“这样的政府，跟着它作甚？”

赵志华：权贵无道，主上蒙尘，人不如狗，老子要带兵靖难！

另外插一句话，近期台湾蔡英文不停地清算国民党“不当党产”，实际上指的就是国民党历史上有很多来历不明的“产业”，这些给了民进党当局以口实，虽然主观上民进党是想把这些“产业”从国民党嘴里抠出来然后自己吃下去，但是能查出这么多“不当党产”，国民党还没嘴犟，也间接说明国民党到底有多少黑幕。

举个例子，前几天蔡英文查封的台湾“中华妇联会”就是宋美龄建立的妇女组织，其主要成员也是国民党在职或者退休的高层人员太太，几乎在成立时起，就和国民党组织平起平坐，绝不是什么所谓的“国民党附属组织”，结合前面宋美龄的“发家史”以及国民党高层的腐败史，大家大可思考这个“中华妇联会”到底是不是真的像国民党说的“毫无问题”或者“完全无辜”。

2.孔家

抗战时期，国民党被人嘲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而在这其中，孔家垄断了国民党抗战时期的物资、财力调拨，其腐败也是有目共睹。据1939年军统重庆特区负责人报告，他们秘密查获的贪污不法人员包括交通部长张嘉、重庆卫戍司令刘峙、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第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等，而事后，这些人统统得到了蒋介石的包庇，甚至今天，还有果粉帮刘文辉等人洗地，说刘文辉“政府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枪毙”，是“铁腕反腐”，笔者就奇怪，刘文辉自己就是个大贪官，他反什么腐？

再回到孔家。

抗战时，国民党内以权谋私问题简直到了失控的地步，就连蒋介石自己都说：

【“在一般社会，方苦物价之高昂，我党政军人员乃日食万钱，无稍顾惜。”】

孔家在抗战时出过很多奇葩事，以下试举几例：

其一，以权谋私，投机倒把。孔祥熙35岁那年在山西省创办裕华银行，注册资本200余万，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多，总行后迁至天津，彼时还是袁世凯统治时代，作为晋商公子哥的孔祥熙，还未真正出名。裕华银行崛起，还是在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的时候。1937年，裕华银行被迁到重庆，孔祥熙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大搞以权谋私，裕华银行资本扩充好几倍，暴增至2000多万，孔祥熙还在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开设专门面对裕华银行的账户，可以透支3000万元，利用自己的权力，裕华银行疯狂扩张，甚至孔祥熙公然利用政府的公权力给裕华银行牟利，如用政府的运力运输裕华银行的黄金，大搞黄金投机，以至于抗战时期的金价，是孔祥熙的裕华银行在操纵的；不仅如此，孔祥熙还伙同宋家，大肆操纵政府公债，宋子良（宋子文胞弟）等人和孔祥熙故意放出风声，说政府打算整理公债，要用一种新公债替换老公债，并对老公债停止付息，结果导致社会上发生公债恐慌性抛售、价格猛跌的事情，宋孔两家趁机大肆收购，然后放出话，说这个消息不属实，结果公债价格回升，两家挣得盆满钵满。

其二，巧立名目，公款流失。当时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捐资捐物，支援国内抗战，这笔钱大部分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经济部长孔祥熙则趁机在无准备金的情况下大肆印钞，结果导致钞票疯狂贬值，孔祥熙自己却把那些捐款和外汇揣进了自己的腰包。

国民政府法治不健全，这就导致公私款项很难界定，由于作为经济部长的孔祥熙还兼任行政院长，于是他经常干那种让人无语的“经济部孔部长拨给行政院孔院长公费XX元”的事情，这还不算，孔家的所有花销，一概由政府公款报销，连厕所手纸都不例外，孔祥熙简直把国民政府当作了他的“摇钱树”！抗战后期，由于孔家的贪污腐化，国民党内有些人企图推倒孔祥熙，跑到蒋介石那里告状，要严查孔家，孔祥熙愤怒地说道：“他们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账！？”

其三，“荫庇子孙，光耀万代”。抗战后期，蒋介石对孔祥熙嫌恶日增，他彻查了孔祥熙贪赃枉法的事情，但是蒋介石屁股下也不干净，孔祥熙作为经济部长，握着这些人的罪证，因此蒋介石也不敢造次，只敢对他停职处理，既不敢清算孔家，也不敢追回赃款。抗战胜利后，他利用自己的财力和影响力，只是自己儿子孔令侃创立扬子公司和长江公司，孔令伟创立嘉陵公司，主营美国货进口，在这个背景下相继爆发1946年长江公司粮食案、1948年扬子公司囤积案，在这些案件中，孔祥熙威胁蒋介石“要公布其美国银行存款”，导致调查不了了之。

3.陈家

陈立夫和陈果夫并不是爱财的人，但这绝不是说这两人清廉到哪去，他们有点类似历史上北洋政府的段祺瑞，他们不是不爱财，只是爱权胜过爱财，更喜欢揽权。

但陈家也有牵涉进贪腐案件的事情，以下试举一例。

还是前面购买飞机的案件，国民党南京城防司令杨杰企图彻查，东查西查，就查到了宋家头上，结果宋家就伙同陈家一起陷害杨杰，指控他在南京城防建造中“以权谋私”。

事后，杨杰被蒋介石嫌恶，逐渐失势，而宋家地位依然巩固，至于陈家得到了什么不清楚，但是绝不可能没好处。

4.蒋家

我们也许会奇怪，蒋介石难道不管管这群“兔崽子”吗？

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也“玩”得很开心。

按照当时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文官官等官俸表》（1933年）规定的正式工资，蒋介石一个月有工资800银元，而且不承认兼职双份工资，如果兼职，只能拿其中一份工资。也没有别的补助，所有补助只是出差补助，按照规定：凡因公出差，车马费都能报销，吃饭和住宿等开销则有固定标准，按天算钱，按照表中规定，蒋介石属于最高级别的“特任官”，按照“特任官”标准，一个月车马费是18银元。如果换算成今天的数字，蒋介石一个月的合法工资，大约相当于今天5万元人民币。

不过这都是表象。

虽然规定不能兼职拿几份工资，但是这条规定从来就没有被蒋介石坚守过。

蒋介石兼任了很多个职务，每个职务都有一份工资入账，不仅如此，抗战开始后，虽然每份工作没有“补助”，却设了很多“津贴”，而每份“津贴”，一般都是工资的5倍以上，也就是说，其实津贴才是“大头”。

但你要以为到几千块钱的津贴就结束，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国民党腐败的重要支撑是“小金库”，蒋介石也屡次批判了“小金库”的行为，然而他自己也在背地里就搞了很多“小金库”。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蒋的侍从副官居亦侨披露：

【“蒋介石任军事委员长时，在财政预算中有一笔特别费用，不列入正常开支项目，可以凭蒋介石亲批手条支付。”】

查中央银行档案，可知这笔费用的具体数额是3万元。经手办理该款项者，乃是孔祥熙。

至于这三万块钱干什么嘛，你懂的！

再举一例。

南京著名的“美龄宫”，很多果粉都将其称为“蒋介石的爱情见证”，经常去那“圣地巡游”，不过，历史上美龄宫有一段不怎么干净的历史。

1931年，宋美龄看中了南京中山陵区小红山外的风景，要求蒋介石在这里给她造个别墅，于是，蒋介石迅速致电国民党南京市长魏道明（后历任国民党“台湾省主席”和“外交部长”）：“拟在陵园小红山建筑别墅”，很快获得南京市政府同意。因为蒋介石时任国民政府主席，该别墅正式名称是“小红山主席官邸”（美龄宫是后人起的）。

小红山主席官邸（美龄宫）俯瞰图

小红山官邸开建后，第一年工程顺利，但随着日本人入侵上海（1932年一·二八事变），国内的反对开始出现， 1932年6月，南京《民生报》突然刊发报道，称小红山主席官邸需要100万元，为筹措经费，现在由财政部每月拨款3万元。在日本人入侵的节骨眼上，蒋介石遭到了很多人的批判，但他也不管许多，继续推进。

然而，随着国民党著名清官石瑛1932年担任南京市长，工程再次遭到质疑，石瑛给蒋介石1932年9月去电主张：“已付款的部分的就继续建设，未付款的部分的暂时停工”，节约政府经费。

看到石瑛主持的市政府不愿继续花冤枉钱，蒋介石直接从军需署划拨（其实可以说是挪用）1万元用作建筑经费，继续开工。

建造过程中，宋美龄还对装潢等问题提出很多苛刻要求，结果后面经费严重超支，连国民党中央政务委员会都不肯全部报销，吵到最后，准予报销的总额是31.65万元，还剩下4万多元支出没有着落，结果这笔钱中3万元是蒋介石从总参谋部报销（其实可以说是公款私用），剩下的钱，待到 “刺儿头”石瑛降职湖北担任建设厅长前后才最终结清。

石瑛（1879年-1943年12月4日），湖北阳新人，曾参加孙文建立的同盟会，老国民党人，以清廉、能干著称，但是在那个时代，石瑛这种人在国民党里注定会以悲剧收场，1937年春，因为不满汪精卫对日本卑躬屈膝“有辱国格”，石瑛自请辞职，1943年冬病逝于重庆，去世时家人甚至无钱收敛遗体，由他人资助安葬，抗战胜利后归葬湖北武汉。

三.蒋公的“礼物”

国民党时期缺乏法治建设，更缺乏制度反腐的努力，同时，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腐败听之任之甚至推波助澜，这就造成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小圈子”、“小山头”问题极为严重，裙带关系、人情网、“裸官”、“世袭官”等今天被反复强调的问题，那时候在国民党内其实就已经到了失控的地步。

当然，有内斗，就有胜家和败家，国民党内有很多人因为内斗而失势，这些人，也都得到了蒋介石的“妥善照顾”，以免他们知道太多秘密而反咬一口。

其中比较著名的例子，如大陆时期的唐生智、陈济棠、许崇智等，去台湾后的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等，他们都得到了妥善的“照顾”，一般会有个“顾问”或者“委员”的虚衔，光拿钱不干事。

当然，要是有人不识相，那也就别怪国民党特务不客气了。

那些敢公开质疑国民党权贵道德品质的人，国民党特务已经帮他们入土为安了

而像杨虎城被杀、张国焘贫病交加死在加拿大，并不是普遍案例：杨虎城因为西安事变差点打死蒋介石，被蒋介石记了仇，所以后来被残忍杀害，而张国焘，则是因为蒋介石从来没有把他视为国民党里的人（张国焘是叛变过去的），所以也就不管他死活。

就算是张学良这种曾经对他反戈相向的人，蒋介石虽然记了仇，软禁了他几乎一辈子，却也保证了张学良后来在台湾的优渥生活，否则年轻时代就百病缠身的张学良绝对活不到100多岁。

因为蒋介石哪怕是要“做个样子”，这也是必须做的，他要体现出他“祸不及妻孥”的政治斗争“原则”和他本人的“博大胸襟”，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把这些人当做肥猪养起来，才能防止他们日后再次干涉政治，和朱明圈养王公贵胄的政策是一个道理。

和深谙帝王之道的封建君主一样，蒋介石经常会以有选择的反腐来收买人心，如果调查的人无关紧要，他就“大方地”把那些人抛出去当替死鬼，要是调查牵扯到他自己或者他的亲信亦或者四大家族等权贵，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让调查进行不下去（蒋介石干过很多次这种事，如1948年蒋经国调查孔家扬子公司时就是如此）。

中央如此，地方也就不遑多让。

国民党地方的军政人员，吃拿卡扣样样不少。

国民党的“名将”张灵甫，在重庆期间，花钱买别墅，其生活之奢华，让军费少到被迫自己开食品厂养军队的王耀武都吃惊不已。

不同于今日很多洗地文宣传的张灵甫的“优秀”，当年张灵甫不止一次被人评价“此人无德，不可重用”，包括但不限于国民党高层的陈诚等人。

陈诚：我不要脸啊？！

国民党高级将领董其武将军（1949年跟随傅作义战场起义）晚年回忆：

【“在陆大受训，将领班的将领按规定每人可以带一个参谋，但是我们班里的张灵甫(就是后来所谓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在孟良崮被解放军打死的那个张灵甫)，却带了两个参谋去上学。他每天只上一节课，其余的课让参谋替他去上。他花了七百万元在重庆近郊买了一处洋楼，每天在那里养尊处优，吃喝嫖赌。一个星期天，他请我去他那里。我到了一看，富丽堂皇，光彩耀目，简直象一座王宫。又是舞厅，又是餐厅，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这个在塞外前线，吃土豆睡土炕的将领实在坐不住，我忙向主人佯称有事告辞了。这样的将领怎么能抗日，怎么不失掉民心军心?这样的政府怎么不招来国难，怎么能不亡国?”】

董其武，抗战时期戎装照

这么一个战争期间逃学、吃喝嫖赌，还挥金如土的家伙，会是果粉眼中的“好男人、好丈夫”、蒋介石心中的“忠臣”和国民党人眼中的“清官”？

说到“好男人”，张灵甫早年之所以进监狱，就是因为一些捕风捉影的流言，张灵甫就无端怀疑她“与人通奸”，回家一枪打死了她，就这，还是好男人？

国民党军高级军官安春山（1949年跟随傅作义战场起义），1948年已经看到内战国民党军正在面临失败的未来，他在“各军事长官通气会”上很光棍地说：

【“我们和tg军自然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什么地方？照我看，主要有三点：首先，我们进到城里，就出不来；tg军进城出城，满身轻松。我们的军人，进到城里，就和商人、士绅、学人打成一片，娶妻的、纳小的、应酬的，骨头很快送下去，哪里出的来？反观tg军，进城找工人，出城找乡民，越是底层人士，越交往，自己也越刚健。这就是差别。再一个，我们越打越少，tg军越打越多。我们给阔老爷阔太太们保家护院，又征召穷家子参军，召一个跑两个，勉强拉来，人在心不在；tg军替泥腿子打富人，再让泥腿子入伍护食，自然旗杆一立，八方来投，打掉一个召来两个，杀不尽，斩不完。就这两条，这“戡乱”要胜利，也难！”】

安春山敢说这种话，背后也需要非凡的勇气

一边是权贵们醉生梦死，一边是老百姓活在水深火热的地狱里。

蒋介石熟读曾国藩的传记，并以“曾国藩学生”自诩，他最喜欢的书之一，就是《曾胡治兵录》，他将这本书完全读透、融会贯通，他认为，军队要保持战斗力，那就必须容忍他们的一些不良之处，如欺压民众、骚扰妇女、甚至烧杀劫掠，所以，国民党军也几乎复刻了当年的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不但顽固坚持了湘淮军“结硬寨、打呆仗”的战略战术，也遗传了湘淮军的一切不良习气，最后也几乎是和湘淮军一样丧失战斗力并最终土崩瓦解。

如同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江苏南京），曾国藩放任湘军屠城劫掠一样，而国民党军在抗战时期的河南，也是“走到哪抢到哪”，以至于河南人民至今还流传着“水旱蝗汤”的记忆。

所谓“水旱蝗汤”，指的是抗战时代国民党统治河南时的四个重大灾难。

所谓“水”，指的是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事件”：为了抵挡日军西进，国民党商震部奉蒋介石命令扒开花园口大堤，结果导致整个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和江苏北部部被汹涌的黄河淹没，酿成重大人员财产损失，如今，河南花园口决堤和重庆隧道惨案、长沙文夕大火并称抗战时期“三大惨案”；

所谓“旱”，指的是1942年河南省爆发全省性的旱灾，千百万老百姓背井离乡，而国民党政府在这场天灾中毫无怜悯之心，为了防止灾民进入其他地区，他们甚至出动军队屠杀老百姓；

所谓“蝗”，指的是旱灾过后，蝗虫孵化所需的“先湿后干”条件具备，于是蝗虫集中孵化、蝗灾爆发，这场持续蝗灾和前面的旱灾，共同构成40年代初河南地区的大饥荒；

而所谓“汤”，指的是国民党军31集团军（汤恩伯部），这个部队在驻防河南期间，把老百姓祸害苦了，走到哪抢到哪，而且喜欢用枪逼着老百姓交钱交粮食、送苦力，真到了战场上就稀里哗啦，1944年底，当日本法西斯已经快油尽灯枯的时候，汤恩伯还能以几倍于日军的兵力被日军打得丢盔卸甲、丧城失地，因此河南老百姓将不会打仗、光会祸害老百姓的汤恩伯和他的部队，称为河南的“汤灾”。

正是因为“水旱蝗汤”的痛苦记忆，河南人民对国民党可以说几乎恨得“牙根痒痒”。

顺带一提，汤恩伯虽然治兵无方、作战无能，且贪污腐化、人见人厌，但是因为他是蒋介石的亲信，所以在蒋介石的卵翼下，一直官运亨通，直到50年代死于癌症。

汤恩伯也不是个例，实际上，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几乎都是如此：新疆人民将国民党新疆军政大员盛世才称为“十年执政、十万人头”；台湾人民将国民党在台湾的军事独裁统治评价为“狗去猪来”（走了个日本的“狗”，来了个国民党的“猪”）；河南人民将国民党中原军政大员刘峙戏称为“肥猪将军”（暗指刘峙像猪一样愚蠢且贪婪）；东北人民将抗战后接收东北的国民党中央军称为“遭殃军”，还编了个顺口溜：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能得到全国所有地区老百姓的一致怨恨，国民党也真是够牛的。

国民党大员们都清楚，自己的这些个财富都是哪来的

反正这些财产的主人早都被“三民主义”了

随着战争的进一步进行，国民党腐化堕落越发严重，国民党的支持者越来越少，敌人却越来越多，国民党最终被人民厌弃。

蒋介石以封建君主为学习榜样，无时无刻不在模仿封建社会的那套君臣关系，而国民党早在北伐时期，其快速吸收和过快扩张的规模以及极速吸收旧政权人员而不加改造甚至顺其自然的策略，就注定了这种杂合的组织将充满利益纠纷和内斗，腐败是无法克服的痼疾。这种情况，在二三十年代国民党政权新建的时候还勉强能够保证政权的存在，一旦时间推移，随着国民党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固化，以及领导层的肆意放任，国民党政权最终陷入“溃烂式腐败”。

虽然蒋介石企图建立一个永远延续的封建王朝，可是国民党只是把国家和中国人民当做自己宰割的牛羊，关注的也只有眼下的利益，捞一把就跑。

这个搞法，就算没有在内战中落败，国民党政权很快也要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