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1） 局部

中国古代诉讼中关于收集、使用证据以认定案件事实的制度，是中国古代诉讼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的早期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决断争讼是非，曾采用过以兽触罪者的神明裁判方式。《说文解字》释“廌”字道：“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廌即獬豸，古代法冠又称獬豸冠。《后汉书·舆服志》说：“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神明裁判到了周朝就基本上消失，而代之以“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尚书·吕刑》）的审判方式。“听五辞”，即《周礼》记载的“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周礼·秋官·小司寇》）。这就是说，审案时，传唤双方当事人到庭，听取他们的供述，并观察他们的语调、颜色、气息、听觉、眼神，从而作出判断。这种以察颜观色断狱的方法，具有主观臆断色彩，但是比神明裁判前进了一步。而且，当时也已懂得，审案不能只听“单辞”，即当事人一面之词，而要兼“听狱之两辞”，还必须“察辞于差”（《尚书·吕刑》），即分析双方供述的矛盾，才能正确断案。

周代的诉讼中，已广泛使用证人证言、书证和物证等证据。《周礼》载：“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地讼，以图正之。”即凡是民间发生争讼，要以当地的邻里人作证，凡是发生土地争讼，要以官府所藏地图作证。又说：“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任器货贿，就是杀伤人的凶器和所盗财物。在周朝，对伤害案件，要检验被害人的伤势程度，以确定被告人罪责的轻重。《礼记·月令》中说：“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这里的伤、创、折、断，是指皮伤、肉伤、骨折、骨肉皆断等不同程度的伤害，而瞻、察、视、审是指肉眼检验的方法。此外，周朝还把当事人“盟诅”（宣誓）作为一种证据，“有以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周礼·秋官·司盟》）。西周出土金文《鬲攸从鼎铭》、《匜铭》，也有在诉讼中盟誓的记载。

秦代至清代的证据制度，其重要特点是以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定罪的一项重要根据。《清史稿·刑法志》指出，“断罪必取输服供词”，说明被告人不供认，就定不了罪，被告人一供认，就可以定罪。与重视被告人口供相适应，当时的法律允许刑讯以逼取口供。古代诉讼重口供和允许刑讯，是当时冤案层出不穷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在下列特殊情况下，也许可不凭被告人口供而以其他证据定罪:1、根据唐律、明律、清律的规定，属于议、请、减、老、小、废疾等不得拷讯的被告人，“皆据众证定罪”。2、明律、清律规定：“若犯罪事发而在逃者，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不须对问。”3、唐律规定：“若赃状露验，理不可疑，虽不承引，即据状断之。”

历代刑律对证人证言的收集、使用，规定了一些规则，主要有：1、不得作证的情况。在通常情况下，证人必须作证，而且法律上允许拷打证人。但是，根据唐至明、清的法律规定，下面两类人不得作证：第一，属于相容隐范围的人，即一定范围的亲属之间和奴婢、部曲（农奴）、雇工人对家长不得作证。这是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在证据制度上的反映。第二，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和笃疾者（恶疾、癫狂、两肢废、两目盲等，见伤害）。这些人往往缺乏作证能力，而且“以其不堪加刑故，并不许为证”。2、伪证有罪。居延（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流域）出土汉简中发现的东汉《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案卷中记载，在审案时，要先对被讯问者告以“证财物故不以实”所负刑事责任的法律，然后进行讯问。唐律规定，证人不讲真话，以致定罪有出入的，证人要负刑事责任。明律、清律的规定与唐律相同。3、众证定罪。“称众者，三人以上”（《唐律·名例六》），就是要有3个以上证人“明证其事，始合定罪。”如果只有两个证人，或虽有3个以上证人，但有人证实，有人证虚，也不能定罪。这种规定带有形式证据制度的色彩。

自秦至清的诉讼中，比较重视通过观察犯罪现场、检验尸体伤痕来收集物证和其他证据。从《秦简·封诊式》所载的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文书案例来看，当长官接到辖地发案报告后，就必须立即派官吏去现场进行勘验。勘验时不仅要详细勘察现场情况，检验尸体的伤痕，而且要向被害人及其家属和邻人了解情况。到了宋代，更制定了比较系统的勘验规则。明、清两代进一步在刑律中规定：“凡检验尸伤，若牒到托故不即检验，致令尸变，及不亲临监视，转委吏卒，若初复检官吏相见符同尸状，及不为用心检验，移易轻重增减尸伤不实，定执致死根因不明者，正官杖六十，首领官杖七十，吏典杖八十。仵作行人检验不实符同尸状者，罪亦如之。因而罪有增减者，以失出入人罪论。若受财，故检验不以实者，以故出入人罪论。赃重者，计赃以枉法各从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