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领域是谁也绕不过去的坎儿。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来看，只有基础产业不断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德国制造业的经验表明，“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制造强国的基石。培育隐形冠军是我国打造制造强国的关键任务。以往很多人喜欢讲“弯道超车”，以及互联网+、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联网+等等；但美国发动这次贸易战让大家真正发现，基础工业对一个制造业大国成功迈向强国的重要性。从目前的现实来看，制造业仍然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战场。目前，中国制造业位于全球第三方阵的格局始终没有发生绝对的变化。2015年，中国的制造强国综合指数是105.18，日本是107.13，我们寄希望于在2016年中日交叉进入第二方阵。但是恰恰在那一年，日本汇率的影响直接导致日本经济的重振，实现了整个日本的崛起。中国制造业一直在努力，我国从2012年开始推进工业强基工程，2015年正式实施《中国制造2025》规划，但迄今为止，我国基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依然不高。2012年这一比例是11.54%，2017年只有6.91%；而德国2012年是18.77%，2017年是24.65%。虽然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在缩小，但日本和德国的差距却在拉大，德国在工业领域的一些实践经验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中国能够维持在第三方阵第一名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我们做得多强、多好，而是我们的规模指数非常大。但与此同时，我国的工业基础仍较薄弱。以汽车产业为例，在2018年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中，中国只有6家，其中最大的企业潍柴为125亿欧元，而德国博世达到467亿欧元，潍柴只有它的四分之一。对于汽车产业来说，没有零部件企业绝对不可能有整个汽车产业的发展。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发展史证明，只有基础产业变强，才会有整个产业的发展，中国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却难以摆脱“大而不强”的困境。我们经过梳理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结构性优势已经逐步建立。《中国制造2025》规划提出了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等，其中目前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的只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通信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和电力装备三个领域（见表1）。日本著名商业周刊杂志《东洋经济》曾经发表了一份名为《中日50领域的企业实力彻底对决》的报告，认为中国在某一些领域已经超过日本，但大多数领域我们跟日本保持持平或者落后于日本。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究其原因，工业基础企业仍是“阿喀琉斯之踵”。首先，我国在基础领域的全球差距不断拉大。在制造强国指数上，中国结构优化指数已连续两年下降，与美国、德国、日本依然存在较大差距（见图1）。2013-2017年，我国基础产业（主要包括：基础零部件、数控机床、仪器仪表产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1.54%跌至6.92%，与美、日、德的差距拉大，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的制约性日益凸显，已成为制约我国建设制造强国的最大瓶颈。其次，产业共性技术研发体系无法适应新时代。2017年每百万从业人员中的研发人员数，中国仅为1789人，而美国、日本、德国都接近2万人。德国人说我们的专利数已经超过德国，但实际上每亿元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发明专利授权量，我们只有6项，美国有15项，日本是10项，德国是5.75项。我们创新产出效率低。从基础研究来看，2017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重为5.54%，占GDP的0.12%；而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经费的比重约为15%-20%。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对“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误区。虽然我们设立了很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但是设在企业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实验室或工程技术中心，其性质实则为企业的技术中心，并没有为整个行业服务，导致整个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创新几近塌方。第三，从事基础制造业的人才奇缺。近些年来，经济、金融、管理等专业已普遍成为高中毕业生的首选；大类培养的模式导致学生专业能力缺乏；互联网企业挖人现象导致一批企业的高技能人才流失，这是当前一些集成电路企业面临的较大问题；高校、企业的对接“鸿沟”不断扩大。第一，凝聚共识。到底实体经济重不重要？制造业是不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我们的产业基础搞不搞？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共识。第二，系统梳理和认识中国制造业的短板。我们到底有多少被“卡脖子”的地方，有说4000多项的，也有说700多项的，迄今为止尚没有人说得清楚，这些方面需要我们做调研和详细的梳理。第三，因事施策。解决基础问题不像别的问题那么容易，需要针对每一件事做一个策略，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解决。要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所有基础问题都是根源于创新和技术水平问题。第四，人才和教育是根本。现在我们可以通过实施千人计划，从美国挖回优秀人才。十年以后怎么办？现在高校高质量生源很少报与制造业相关的学科，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十年之后制造业可能真的将无人可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提出要发展基础产业。德国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教授率先提出了“隐形冠军”的概念。隐形冠军是指在制造业的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领域的隐形世界冠军企业。其中，“隐形”是指这些企业的主要产品“隐形”于终端产品内部，不易被人发现，也不易引起消费者关注。“冠军”表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一细分市场中，所占据的市场地位和技术领先程度。隐形冠军是世界级的“专精特”“小巨人”，而非一般意义的“专精特”“小巨人”企业。从特征来看，隐形冠军的主要业务在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工业软件和工业互联网基础（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包括生产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产品在某一个细分市场居于领导甚至统治地位，市场占有率居世界前三名或国内第一名，并且全球市场占有率不低于15%；产品技术水平为国际先进水平，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代表细分行业的发展水平；自主创新能力强，专利（特别是国际发明专利）数量和研发经费投入均不低于同行业国际领先公司的水平；经营业绩好且稳定提升，年营业额不低于5亿元（某些细分行业可放低）。我们曾经走访了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基础类制造企业，发现中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大概有200-300家，与德国1307家隐形冠军企业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德国能够率先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其强大的装备制造业至关重要。中国历年来巨额设备投资所采购的大量基础零部件和关键设备很多是从德国进口，就充分说明了德国制造业的实力。以汽车产业为例。从节能汽车到新能源汽车，再到现在的智联网汽车，这个产业看似红红火火，但是国内制造的车辆却“缺心少魂”，零部件主要依赖外资企业或者国外进口，从制动系统到发动机、从电控系统到尾气处理装置，都被德国博世、日本电装、德国大陆等企业垄断；智能网联汽车、无人驾驶汽车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也尽数被国外垄断。隐形冠军是制造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制造强国的基石。纵观世界各制造强国，他们都是既拥有若干叱咤风云的跨国公司，也拥有一大批在细分行业里深耕细作多年的隐形冠军，无一例外。正是这些隐形冠军，为制造强国的产品品质提供了保障，也正是制造强国的“强”之所在。因此，对我国而言，促进“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成长壮大，培育一大批隐形冠军，是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隐形冠军企业代表了先进技术。随着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化，细分市场的技术先进与否直接决定了一个重大工程和重大装备的成败。我国一些地区培育隐形冠军的工作与科技创新、建立创新体系和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工作完全协调一致。如上海市“专精特”“小巨人”企业所在的行业与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产业”高度匹配，吻合度达到70%以上。在苏南“专精特”“小巨人”企业216家企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共有201家，占总数的93%。隐形冠军代表行业高质量供给。产品质量是隐形冠军企业的生命，企业必须以高质量才能保持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能够在国际市场占有率达到第一或者第二。企业在产品、服务质量、技术创新、材料等方面拥有独特的核心竞争力，成为行业内及目标客户心目中冠军地位的主要条件。模式一、按照全产业链，集中推进高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模式。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坚持“三全”定位（全高端化定位、全产业化模式、全系列化产品），打造“碳纤维-织物-预浸料-树脂-设计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成为行业内国内唯一拥有自原丝、碳纤维、上浆剂、织物、树脂、预浸料到复合材料制品的全产业链企业。模式二、对标世界最先进技术，研发颠覆性技术和产品模式。例如，上海和伍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建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焊接材料研发中心、石墨烯研发中心、石墨烯增强电接触材料研发中心，成功开发出单层石墨烯、纳米银离子石墨烯、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功能复合材料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产品。同时，在全球电接触行业首次制备出高导电性、高延伸性、长寿命的银/碳系列铆钉产品，并建立年产量50吨石墨烯增强银基电接触材料示范线，填补了国际空白。模式三、以高质量产品赢得用户信任，准确切入市场模式。江苏恒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立足于油缸的高质量、高市场占有率，首先选择的突破口是为非主导产品6吨级“小挖”配套的280公斤压力多路阀，经市场认可后，又突破了350公斤压力多路阀的关键技术，从而打开了向业内公认的20吨级中型挖掘机升级的大门，实现了为三一重工、徐工、柳工等龙头企业供货，并成功打入卡特彼勒、日立建机、神钢建机等欧美日系企业的全球供应链体系。模式四、走产学研合作创新之路，向高端领域进军模式。宁波柯力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宁波大学、宁波工程学院、中科院宁波材料所等院校，合作研发新型传感器，建设国际一流的物联网公司。该公司建厂初期是一家做称重传感器的8人小公司，如今已是拥有2000多名员工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年销售额逾9亿元。上海万泰公司通过与上汽通用公司协同研发汽车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不断提升公司的工艺技术水平，逐步形成与整车同步开发的能力，缩小了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零部件产品与外资企业产品之间在一致性和可靠性方面的差距。为此我们提出：通过链式创新，推动培育隐形冠军。链式创新主要包括全产业链创新和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创新两个部分。其中，全产业链创新主要通过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解决下游不信任上游、上游找不到应用场合的矛盾，以及国产化应用难等问题；创新要素集中投入；以重点产品为龙头，集中该产品的上中下游关联企业，形成“链式推进”的解决方案，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应该围绕重点产品构建攻关联合体，充分发挥制度优势；支持具有综合集成能力的第三方牵引重点产品技术进步，做好政府服务。在全生命周期创新中，企业要推进重点产品的持续创新能力建设，解决产品技术能力滞后、竞争力薄弱的问题，应对颠覆性技术涌现；以产业需求和技术变革为牵引，及时融入传感器技术，将人工智能与基础零部件、基础材料深度融合，实现数据创造模型、模型自我学习；以生产制造为主体，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应用（消费者）、试验验证，协同开展创新。对于政府部门而言，要按照“研发、工程化、产业化”分工合作支持创新，关注资金链、政策链的协同。科技部（教育部）统筹负责国家科研计划，专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支持；工信部统筹负责工程化计划，专注小试、中试和试验验证平台建设；国家发改委负责产业化计划，专注产能建设和产业布局。
* 朱明皓，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高端制造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经济导刊》2019.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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