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厂成立后，办的最轰动的一件案子就是“杨晔案”。杨晔是杨荣的曾孙，在福建担任建宁卫指挥（军分区司令）。杨荣就是朱瞻基在位的时候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被视为文官的楷模。杨晔的父亲杨泰当过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的职务（指挥同知），已经退休。这家人在当地横行霸道、侵占田产，还参与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积累了巨万家资。接连闹出了好几起人命官司，地方官员不敢管，但终究还是被个别实在看不下去的官员透露给了御史，被御史弹劾。朝廷派了刑部主事王应奎和锦衣卫百户高崇去福建调查。

这个事儿本来汪直不知道的。但是杨晔携带巨资到北京行贿，因为有杨荣的老关系，基本把高级官员都打点到了，想要摆平此事。汪直是皇帝最宠信太监，也被列入行贿名单。汪直立即下令西厂派人去把杨晔抓起来审问，很快牵连到了其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和姐夫礼部主事董序。

这样的案子，老道的办案者会知道适可而止，否则牵连度太大，会一发不可收拾。可不到十四岁的汪直哪里懂这些？连番审问下来，朝中重臣几乎全被牵扯在内——这事儿要是犯在朱元璋手里，估计又是杀的血流成河了。

西厂没有审判权，只能把审讯结果提交朱见深。朱见深下令移交法司审判，杨泰被判斩罪。杨晔则已经死在了西厂大牢。朱见深命太监钱喜和韦瑛去抄了杨晔的家，财产全部充公。但是宽宥了杨泰的死刑，只把他废为平民。杨仕伟、董序被贬官。派去福建调查的王应奎和高崇也收了杨泰的贿赂，被汪直派人在返京的路上当场搜了出来，下狱论罪。高崇病死在狱中，王应奎发配边疆充军。

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明朝中期官场的腐败情况：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出了人命先是摆平地方官。被告到京城，又先后贿赂调查人员和中央高级官员。这跟曹雪芹的《红楼梦》里面的“薛蟠杀人案”是一样一样的，是帝国官场的常态。如果不是年幼无知的汪直坚持追查到底，这个事情一定不了了之。

按照常理，贪污受贿好歹是件见不得光的事情，朱见深没有杀掉杨泰，也没有进一步追究其他受贿官员的责任，可以算是网开一面了，收钱的人起码应该低调一点才是。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文官集团认为收点钱摆平人命官司并不算什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太监竟然敢逮捕和审讯“文官楷模”杨荣的子孙，感到非常愤怒。经过商议，先由首辅商辂起草，四大阁臣联名上书；然后由兵部尚书项忠起草，六部九卿联名上书，弹劾汪直，要求裁撤西厂。

内阁的弹劾文章把西厂的各种“罪恶”都列了一遍，但大部分都说的比较虚，主要说西厂到处抓人捕人，闹得各级官吏惶恐不安，严重干扰了政府和军队的正常运转等等。但抓的人到底是不是有问题，则避而不谈。

比如，里面说了这么一件事：

“西厂官校分布沿河一带，遇有船到即加盘问。间有公差官员被其搜捡，以致往来客商军民人等闻风惊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厂办事人员在通往北京和南京的运河要道上盘查来往船只，甚至连有公干的官员的船都敢查。吓得商人军民等人都不敢做生意了。

在文官集团看来，宦官竟敢检查官员的船只，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但西厂为什么要查这些船呢？奏章里面没说。不过别的史料里面有记载，《宪宗实录》里面抄录了一份奏折，是汪直把盘查船只的情况奏报朱见深以后，朱见深又下令御史李宾（就是替周洪谟上奏《流民图说》的那个李宾）等人去复查，李宾等人回复的奏折。里面说：

“汪直派遣韦瑛等缉访事情，发现有很多官员，坐船经过运河的时候，依仗权势，向沿途州县、驿站索取力夫拉船、装卸货物的情况十分严重。御史郭瑞巡按北京周边地区的时候，不仅不能制止这种情况，反而自己也这么干。而且，那些办理公差的官员们所乘的快船，往往超过实际需要，用一索十，甚至多至上百艘，里面往往夹带私盐或者其它贵重货物。所过之处扰民严重……大臣们经过讨论，认为汪直所奏事项切中时弊，应该及时下诏禁止，御史郭瑞应依法治罪。”[1]

汪直做的事情，其实是在大力纠正明朝官场的一大恶习，就是滥用驿站、假公济私。我们前面讲胡惟庸谋反的时候讲过：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返回北京，滥用驿站的车马，被朱元璋罚去山西捕盗。这种特权是一贯就有的。就跟今天官员公车私用一样。到了明朝中期，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如汪直所奏：官员们以出差公干为名，用十艘甚至上百艘官船运输私盐、货物来回贩卖，运输成本、人员吃喝全都算到驿站或沿途州县的接待经费上，赚的钱归自己。

这个事情对明帝国来说是非常要命的。到了一百多年后的崇祯时期，官员们滥用驿站的行为越来越严重，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庞大的驿站支出。为了保住辽东的军费开支，不得不裁撤了一些驿站，结果导致了一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下岗，然后他就参加农民起义把明朝推翻了。

西厂盘查官船的行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目标就是对准的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这种事情也就西厂敢查。大臣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把它列为西厂的一大罪状。他们理直气壮的说：

“（西厂的很多做法）固有一二似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旧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则已甚矣。若不早为除革，一旦祸兴，卒难消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官集团再腐败，也不能让宦官来监督。因为这不符合祖宗旧制（宦官监察文官是朱棣开创的体例，不晓得他们说的祖宗旧制是哪个朝代的祖宗旧制）。如果不马上革除，就会失去人心、祸国殃民。

列举了这么一通罪名以后，奏章最后还加了一条：

“去岁七月以后，有妖物伤人，当时人言必有应验。及立西厂，惊动人心，一如妖物伤人之时。以此观之天道，预先示儆，不可不虑。”

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肯定都知道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教诲：“敬鬼神而远之”。为了弹劾太监，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把妖魔鬼怪都扯上了，说前段时间京城闹妖怪就是应验到西厂身上，西厂就是妖怪。

奏章里面也指出了一些西厂办案的真实弊病，主要就是用刑过重、而且刑及妇女，还有就是有时候半夜抓人、或者堵在政府门口把人就带走了等等。

作为一个新设立的监察机构，这些问题应该是都确实存在的。但没有道理认为，西厂干的比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或者朱棣时代的东厂更过分。之所以西厂如此令人恐慌，真实的原因应该是锦衣卫和东厂属于老牌监察机构，经过与文官集团近百年的“互动”，各种“潜规则”已经建立得很“规范”了，早就跟文官集团同流合污了，出了什么样的案子用多少钱、走谁的关系摆平都很清楚。突然蹦出来一个不收钱、不按规矩出牌的小太监，别人给他送钱还要把人家抓起来审问，大家才感到非常震惊，如同发现妖怪一样，必须马上消灭。

西厂自建立以后，逮问过不少人，但真正死在西厂大牢里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杨晔。

这可是西厂用刑太重最主要的证据：活活打死朝廷命官、军分区司令，简直骇人听闻。即便杨晔犯了死罪，也不能未经法司审判就给打死了啊？

全天下都知道这次弹劾行动的导火索就是杨晔案，而杨案中最不利于西厂的情节就是杨晔死在西厂。但奏章里就是不提。

不仅奏章里面不提，《宪宗实录》里面也只说杨晔死在西厂，没说他是被刑讯逼供致死的。至于所谓他遭受什么“弹琵琶”的酷刑之类，都是一百多年后的野史里面说的。所以就有人怀疑杨晔有可能不是被刑讯致死的，而是某些人为了避免他招供的高级官员太多，牵连太广，想办法秘密干掉的。

如果奏章只谈问题不举例，那么回避杨晔案还可以理解。但里面提到了一个案子，说西厂不经过合法程序擅自抓捕三品大员、浙江左布政使刘福。“刘福系正三品官，擅拏擅放，恣意所为，紊乱朝政莫大于此”。此人进京办事，有人想陷害他，向西厂诬告。汪直就派人去把刘福抓起来审问，查了几天发现没这回事，就给放出来了。

这事情其实可以说明汪直办案公道。如果换成别人，就算没证据，可能为了面子也要编出点罪名，或者严刑拷打整出来点罪名。刘福从西厂出来，也没说被严刑拷打、缺胳膊少腿。大臣们连这个事情都要说，偏不说杨晔之死，尤其显得奇怪。应该主要还是心虚。

尽管朱见深有心治吏，但作为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对腐败危害的痛恨程度和反腐败的魄力跟朱元璋比起来还是差的很远。

相比之下，汪直在反腐败方面比朱见深要激进得多，对涉嫌腐败的官员用刑很重，而且屡次要求死刑。但都被朱见深否决。从最终处罚结果来看，朱见深主要还是希望通过斥革一批腐败的官员，换上一批相对清廉的官员来实现吏治的清明，而对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腐败兴趣不大。

至于汪直的态度，十四五岁的他对腐败和清官应该抱着一种比较单纯的看法，类似于清官是好人，贪官是坏蛋之类。对文官集团中的精英分子实际上是很敬佩的，一直积极向文官集团靠拢，学着大臣们的样子，向皇帝上奏提出各种治国平天下的政策建议，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抓贪官。《明史》里面说，嘉兴知府杨继宗以廉洁而出名，有一次进京朝觐，汪直想去拜访他，吃了个闭门羹。朱见深就问汪直：在这批朝觐的官员中，有谁比较清廉？汪直说：这里面不爱钱的，只有杨继宗。

没过多久，杨继宗就被破格提拔为浙江按察使（分管法律治安的副省长）。在浙江任上，他把镇守太监张庆得罪了。张庆的哥哥张敏是朱见深身边的亲信太监（就是《明史》和《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的把朱佑樘秘密抚养长大的那个张敏），就想在朱见深面前说杨继宗的坏话。刚提到杨继宗的名字，朱见深就问：“你说的就是那个不爱钱的杨继宗么？”张敏听了吓得不轻，不敢再往下说了，下来赶紧给张庆写信说：不要惹杨继宗，皇帝知道这个人。

汪直多次想去拜见杨继宗，都被他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过了几年，杨继宗的父亲去世了，回家服丧。这下该有空了吧？汪直就直接跑到杨继宗家里去了。见面之后，汪直很开心，用一种带点开玩笑的亲昵口吻跟他说：“原来杨继宗就长这个样子啊？”

想不到，杨继宗冷冰冰的来了一句：“我是长得不怎么样，但身上的东西一件不缺，没有辱没祖宗。”

跟一个太监说这种话实在不是一般的过分啊。

汪直也没有说什么，就告退了。

后来汪直也没把杨继宗怎么样。朱见深又多次提拔他，有点想重用的意思，但是始终没有什么突出的政绩，最后不得不放弃努力。杨继宗之所以能进《明史》，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被认为是不阿附权宦、正直刚毅的典型。除此以外，他当了一辈子官，没有干过什么值得历史记载的事情。

从项忠和杨继宗的态度可以看出，文官集团内部，有一种反宦官的非理性狂热：完全脱离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惜违反基本的礼仪，都不能跟宦官沾上一点关系。然后就会被文官集团赞扬为刚直不阿，有古大臣之风。

这些事情说明，到了朱见深时代，文官精英的“利益集团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一切以集团划线，而不以国家利益来区分善恶，凡是试图从文官集团手中拿一点权力出去的，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有些文官中的精英分子可能本人很清廉，也很支持反腐败等强国安民的措施，但如果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们集团之外的人来做，那么就决不允许。这种是因为，宦官与文官的斗争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而历史一直是由文官来书写的，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通过阅读这些被扭曲了的历史，即使完全出于正直公正的考虑，也会站到坚决反对太监干政的立场上来。他们一切以书上说的为准，即使现实情况——太监汪直的所作所为本身是明显利国利民的——与书本知识明显矛盾，也拒绝反思。这种做法正是他们思想僵化的表现。

一个国家的精英分子，如此思想僵化、党同伐异，这个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

本文节选自《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