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元璋的治下，大明朝就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农业税。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老朱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的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900斤大米，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必须要贪污受贿呢？

有人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就相当于两千多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算法不合理，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10800斤大米，当时的土地亩产是平均不到150斤，生产这些大米需要72亩土地。

后来毛泽东回忆他的家庭的时候算过一笔账：“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1]”

一担大概等于100斤，谷子打成大米大约要损失30%的重量。一家五口一年要吃35担谷子，就是3500斤，就相当于消耗2450斤大米，人均490。一个月大约40斤，每天一斤三两左右。一斤大米的热量大概是2000卡路里，相当于正常人一天消耗的热量。汉朝边防军的军粮是每天一斤半小米。青壮年男性吃的多一些，小孩老人和女性吃的少一些，所以一家人平均下来一人一天一斤米是够吃的，一个月就是30斤，剩下的10斤应该是用来交换购买肉类、蔬菜等其它日常物资。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五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大概五分之一多一点（2450/10800=22.7%）即可。

当然，这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假设毛泽东的父亲不想积累财富，全年的粮食都用到家庭的吃穿上，那么应该可以过上还不错的生活。这只需要消耗6000斤谷子，也就是4200斤大米即可。相当于县令工资的三分之一多一点（4200/10800=38.9%）。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的38.9%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而毛泽东的家庭当时实际花费了60担中的35担，也就是58%的收入在食品上，刚刚进入温饱线——比较符合当时中国农村中农家庭的实际情况。这也能从侧面看出，用恩格尔系数来衡量中国古代的生活水平，是基本靠谱的。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赚到两个半中农家庭的全部年收入，全家吃饱吃好。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而是相当可以的。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子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怎么能说低呢？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篓缕，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一年的工资就不够。还有官场上的交际，那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之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这个东西，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你的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相当于宰相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的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的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的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也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朱元璋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帐：“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这些谷子农民要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帐，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1]〔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页。

本文节选《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前传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