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在民主化时代，务实的内政外交总会锚定经济主导一切，假设公众都是患得患失，目光短浅而无精神斗志的理性庸人。故此，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重民生，满足人民获得感，从而把自身事情办好不仅没错，援此处理阶段性国际争议也算正确。但若是主观甚于客观（这样的事在历史上，可是屡屡发生），意识决定物质。从而让国家、组织和个人行为脱出经济领域，演变为不讲实事求是而是讲路线，讲政治和思想斗争。或老调重弹，掀起文明冲突和种族优劣论，诉诸唯心主义相互攻击，把资本、技术和贸易当筹码与政治挂帅，打包对抗，所谓贸易战就无涉经济而是政治事件，是关乎文明形态和国家发展，主权存废等大是大非问题。倘如此，则不仅和平相处很难，对等谈判或援引法律解决争端也几乎无望。一旦失控，“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美国人斯金纳语）势必扩展到意识形态，进而引发全民道德厌恶，造成族群排异和体系化生理反弹！

尤其当前，基于资本私有化，个人和组织本位搭建的市场行为，无论是国际也好，内政亦然，其驱动力既无公认的价值引领（注：自由主义，普世人权仅仅是一种想法，而非有效的制度安排）；也不存在令人信服，有普遍约束力的世界政府和公法规范，而是资本导向，各自追求利益无限，且不认为“占别人便宜，让自己伟大”在道义上有什么不可（特朗普语）！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会，也只能立足地方本位，竭力捍卫其历史光荣，文化和国家道统正确，并积极发扬爱国主义，召唤人民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以避免政治空转和体量内耗。这不仅缘于全球化文明差异和国家间的利益算计，更是强化国家组织体系和制度效能，加固国民身份和情感归属的应有之义。

亨廷顿讲过“文明冲突论”，这意味着成型的文明不单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自我优化，安顿社会人心的知识系统。故此，不同文明间的开放、理解和互鉴当然很有必要，但却不能基于文化建构分出高下优劣，而是取长补短，各美其美。就如欧洲跟美国虽有冲突，但美国不会在战略上釜底抽薪，对欧洲进行敌对式“修正主义”打击。至少，精神和文化上他们同宗同源，尽管也曾你死我活，大打出手，但自从有了殖民扩张和第三世界输血供氧，“民主国家间可以避免战争”虽不是历史定论，但现在的争吵和分歧至多属于兄弟阋墙，彻底翻脸，或诉诸国家间交恶对抗则大体不会。

或许，亨廷顿的描述未必是事实，也不被一厢情愿的“世界主义者”广泛承认，但肯定是一种塑造其所处社会的观念形态。所以，中国加入G2共管，美式“殖民体系”既不可能，也悖逆了传统政治扶困济弱，替天行道的历史正义，但不加入不意味着不发展，而是承认中国不仅需要自立自强，更是一种可以穿透时空，大开大阖的文明系统。

从文化发生学上讲，社会行为与结合模式都源自其不同的历史传统。就广义的人文演化梯度看，一神教之前的文化、巫术和宗教认信，虽不乏政治冲动而屡被曲解利用，但其主要功能多是基于人生顿挫，运途舛逆而寻求保佑和救济，一般只作情感纾困和挫折安抚，其选择多具有分散皈依的个人化自主倾向，少有周密的管理制式，也无意对人的心灵进行深耕和系统规范。而一神教及其派生的现代政教理念则不然，其教义不仅主张信仰纯洁，强调上下同一和社会组织关系的严密性。还特别注重群体服从和对世道人心的改造与救赎，也即灵魂的自我检讨和精神修正，并通过持续的反思性批判和社会运动，反复锤炼以达于自我否定，自我升级改版，进而植入不可争辩的基本教义，将信仰体验和地方知识标榜为具有普世正确，且肩负着改变世界的“大使命”和政治扩张主义。

就事实而言，从“理念论”到一神教都是一种形而上学人文体验，或者说是不能证伪的假命题，其价值属于无边界，不可重复参验的总体论而与科学无关，也无涉真理和客观性，在语义学上更不存在可以讨论的条件和论证框架，而是人们基于自己的认信建构出来的“理想国”。从其生发历史看，大都缘起不能祛魅的情境之中，是前现代克服天命无常，寻求精神统一，或抵偿生计风险的意义来源。在近现代，一神教人文主义则被置换成因信称义的政治正确与道德优越论。就学理而言，和文化一样，如只将价值认信归于个人选择，或基于小众皈依，而不介入社会关系和公共事务倒也无妨，一旦结构化为国家精神，并成为统辖性意识形态，则必然引发政治纷争和压迫性观念冲突。近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优越论，以及沃勒斯坦“中心～边缘理论”等世界性难题都与此有关。

相比而言，中国文化也强调修身正性，反躬自省，但其旨趣多在调节人伦差序和日常事务，一般不涉及对个人能动性的否认和精神清场，而是只关乎生活体验和德性养成。强调的是社会行为的合理性与兼容性，几乎不会，或很少触及到灵魂深处的否定和改造，也无涉人际分殊和敌我对垒。即便涉及政治纷争，也多主张求同存异，化敌为友。所以，有学者论证，在中国如没有超越个人利害的道德力量，则其所倡导的政治文化无论如何开明理性，或与国际接轨，都很难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殊知，一旦触及政治课题就得实事求是，就得人多势众并赋予广大人民参与创造历史，建设未来的主人翁精神。否则，仅靠“思想力量”鼓动而不懂人情事理，则非但改变不了不合理的政治格局，还会让当事者人生受损，空耗心力而无所作为。

所以，总结国家政治风险的真实密码，要义并不仅仅局限于解决“经济人理性”的权利需求，行于资源的有限与人欲的无限扩展之间，其内驱力除了随形就势，永无止境的“货币化”财经政策之外，还应将个人修身正性，内圣外王与现代社会“三观”融会贯通。尤其在中国搞政治, 举凡一切社会难题皆与之息息相关，故国家“责任无限”的有效性，一向就不仅仅是数字化的变量分析，也不拘一时一事作孤立论证，而是针对人性反复无常的心智功课。

由于中国主流不支持推倒重来, 文化道统也不接受分权而治, 故惟在现有规则中相机行事、借势发力,并对纷繁处境中的人事布局做到心领神会,才能有所作为而后进行制度创新。众所周知，中国社会一向讲求相互照顾、彼此提携, 强调从内部消蚀人际差别,以达成共同体“苟富贵、勿相忘”，强调的是亲亲护持而不在意阶级立场和派系对垒。

反之，尤其现资本主义，货币支配源出于古老的利己主义和小人意识，其社会驱动力是利益，是资本交换和非均衡市场扩张，故必须肯定个人占取和私权神圣。由此上溯至远古神学赎罪券，战争赔款，公司和个人借贷，金融支配，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赢者通吃的压迫性结构，无非是从有形的个人、家族、阶层和党派专断变成了人人交钱都可以参与的市场游戏，看上去自由公平，仿佛人人有份，谁都可以当家作主，但谁做庄家？谁有能力支配日日看涨的交易费用？是广土众民吗？是立意高远，脱离的实际普世主义吗？人民，只有人民，在革命和政治选战中或可当作斗争筹码，在公关揽票，国运沉沦时或许可以被亲近和热捧，但在市场、资本和权力结盟垄断的交换体系中则只能，也只能是消费者和元子化的散户而可有可无！

由此可知，所谓现代性国家、制度和法理文明，其实就是人对人的惩诫与规驯，早期受命于天，以神道设教，现代则诉诸科学与专业化法权支配，叫法套路不同，实则都是少数人通过政治、资本操控普罗大众的概念和技术编码。所以，有学者说，资本、市场原教旨与自由主义神话，看似新纪元最具魅惑性的公共议题,但当理性和消费增长被纳入资本主导的社会管控系统，其目的就不仅止于在公共领域增加一种技术,而是对现代人的生存路径、社会关系进行法制化，功利主义价格重构。其特点是聚焦个人主义感受，注重体制服从和小圈子整顿。这不仅有利于控制性资本随意进入私人领域，收拾人心，也符合一切外部性权力的统摄意图。早期极权主义如此,现代资本主义也亦然！前者明目张胆，用身份、荣誉感和身份硬性收编,后者温情脉脉用“服务规训”，修辞和说法都很好，但目的都是基于国家主义的策略考量。

综上所述，中美国家间冲突，表面看是贸易，是利益和商业买卖关系失衡，或时下学界、與论场聚讼纷纭的所谓技术转让，产业结构和国家意识形态之争，实则却是跨境资本及其政治势力取代国家独立主权，切断国际分工体系，进而意在乘中国尚处“发育不全”之机，阻遏中国“顺势坐大”的政治计划和战略安排。

同样，其戮力推行的“自由主义”和多元政治也是消解国家政治道统，鼓励民间内耗纷争的诛心之论。所以，无论是信誓旦旦的WTO承诺，抑或是利益均沾的国际贸易，接触与遏止政策等，都是迫使国家上层建筑不讲政治，屈从于“西方中心主义”理论设计，放弃发展，从而接受跨境资本宰制世界，操控主权和国家命运的战略图谋。

的确，仅从GDP增量，前沿技术创新、产业规模和生产能力看，中国俨然已是坐二望一，在全球化制造和对外贸易中拔了彩头，占了先机，但根据温铁军教授团队研究结论得知，中国数十增长，由于“不能走西方式殖民体系支撑”，可以向第三世界转嫁成本，社会发展先是人民长期承受高积累，低消费贫困和低收入之苦，后又因超负荷开发让环境和资源付出了不小代价。

除此之外，还借助文化产业推广，输入性娱乐文化，如躲避崇高，享乐至上，消费主义改装的“奶头战略”等反复教唆浸蚀，不仅社会道德风尚和国民荣誉感“欠账亏损”，还使得爱国精神疲软无力，弄得诚意正心，坚持捍卫国家利益者“灰头土脸，躲躲藏藏”！结果是:不仅政府信用和国家向心力遭受严重挫伤，还因利己主义“哲学”招摇过市，泛滥成灾，进而引发各种反主流，反社会意识形态和虚无主义上串下跳，啸聚江湖。

美国战略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迄今为止，国家仍是世界关系中的行为主体，在理论上或许有超越族群的“康德式和平主义”，但尚无法达成令各国普遍信服，有效而且可以共享的世界伦理，也不易推广无缘大慈的世界政策和“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各自为政，以我为主，不断扩大自身权力，以确保政治和经济优势的社会共同体。这就意味着国家，尤其像中美这样的大国之间竞争与合作，因无世界政府和终极裁判。故只能，也只能诉诸硬实力，拼家底，呼唤人民团结一致才能让觊觎者有所忌惮，从而才能就国家主权和贸易对等放下身段，达成共识。

所以，综观国际关系实际，一厢情愿的互惠想象倘无国家体量，经济、技术和政治组织效能协同抗压，想求得均势并约定对手遵守契约不仅很难，连安于内修政道，搞建设，谋发展也着实不易！返观中国，稍具历史与世界眼光者皆知，现代中国因战争和社会革命左冲右突，因应时势重组国际关系，先是早期中共学习苏联，“生吞”教条主义吃了苦头，被迫长征；后是民国“中美合作”而遭算计反噬，丢了政权！两者相较，断不是一班“创造历史”的好事者虚构细节的八卦演义，更非为政者不谙时势乱出昏招，实乃国运多舛，应时机变，图谋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权宜之计”！由是观之，国家间的理解、尊重与合作不仅缺少保障，还无法合理均摊交易成本，分享收益，从而导致非对称政治谈判举步为艰！结果不仅猜忌重重，敌意难消，还延伸至历史传统和人种学分门别类！好听点叫文明冲突，实则仍是西方老传统“种族优劣论”薪火相传，变相发作！

从当前看，国家内政外交战略方向的稳健和准确固然很重要，但民间多维度的探讨研判，集思广益也不可或缺。尤其是面临政治经济市侩主义，国际关系趋炎附势，步步紧逼！现代主权观念和人文传统的双重叠加，决定了国家上层建筑与民间家国热情必须同步协调，积极跟进，才能确保一致对外，让爱国主义精神有方向和内涵。否则，单靠文宣输出和媒体高谈阔论，纠缠于所谓“国际法”争议扯谈，则不仅国家忠诚难以为继，甚至国民身份感和信心巩固也落不到实处。

上世纪科学发现显示，人类演化的“非连续性和无方向感”决定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可能同步进化变好，就现有文明格局来看，几乎所有得势者都会基于国家或族群利益，利用其资本、知识技术，甚至诉诸“非法”政治手段把持高位垄断，以防范后来者破局抢先。（看看对后起国家如伊朗、朝鲜军控核查便可知）。这或许不道德，但在人类尚未进化到天下一家，或受“外星文明”逼迫，需要团结抗战之前，个人和小团体之间看重友谊，发扬善举不难，但国家、公司和大组织之间，则很难假以道德说情，也不在乎颜面安抚，更一多还是依托于经济、技术和国家规模体量支撑的“筹码”打交道。由此推想，国际关系中斗智斗勇因缘种种，與论场也不乏追捧“普世价值”的文艺想象，但管用的仍然是大国纵横捭阖、文攻武卫的“战国策”！

殊知，小国寡民如新加坡、韩国等因其体量单薄，“弱而无害”故可以投怀送抱，苟且偷生；但大国人多势众，谁敢招降纳叛容你入伙？无他，此乃是中国天命所归！泱泱大国必须独立自主方能求生存，谋发展。由此可知，“中美之战”至少透出了一个事实，国家间不仅仅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允诺的理性和市场决断论，或贸易顺逆和分利不均，而是兼有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卫道”，国际标准定义和谁做庄家，谁规定世界发展方向并主导权的政治与文化之争。这既植根于非我族类的立场研判，也有心理上的派系分类和历史渊源。由此推演，特朗普式的任性蛮干，就不单是保守主义回潮，而是对凡是只讲经济，讲理性不讲政治老戏法的讽刺和否定，其本意就是：赢者通吃不仅理直气壮，还有政治正确和人民积极拥护（民粹主义的另一种解释），谁想“坐大”，谁想定义这个世界就得讲政治，讲实力而别扯制度和普世主义！就得用拳头说话而不在乎什么契约、程序公正或文明交涉！

事实表明，只要国家主权当仁不让，地缘政治就不乏“违背常理”的荒诞戏码，甚至也不在乎法理精神和意识形态正确与否。从大处想，以往的政治文化由于受制于“天理良心”而使得战争、贸易等，一切诉诸权力争锋的行为都必须冠冕堂皇，讲文明、讲礼貌，就算是装神弄鬼拉大旗，也得在政治表演上搞一通往好里说的文化修正主义，弄一堆不着边际，让国际社会不明不白的好名称。

回顾中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几十年发展与社会繁荣，断不是谁照顾了谁，谁发了慈悲，也不是有什么好主义帮中国翻了身，而是国家历史地理、人口规模，数十年社会革命、牺牲和几代人吃苦受累，在政治制度，国家战略选择上做对了什么修成的正果。就经验和事实而言，个人、乡党，或亲朋之间必有情义加持，重在恩德互惠，修德化人。但国际关系，世界地缘政治和产业分工，贸易和技术交换等领域，则必须务实，讲效率，讲利弊权衡而不受纸上契约支配！

经验表明，有效的社会改良，通常不能悖离社会团结和公共需求，投合某种主义，或基于理想标配，搞超越地方实际的顶层设计。尤其中美冲突之际，评估国家政治效能是否优劣，并不在民主或专制，而是讲究力量权重而不纠缠于政治上谁是谁非，也无涉意识形态如何“政治正确”，而是看其是否有助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和国家百业兴旺。

（本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