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麦迪逊在费城制宪会议期间就谈到，在整个历史的进程中，大国势力往往都试图侵蚀、消解对方，但这却让更为贫弱的小国占到便宜：“迦太基和罗马宁愿将彼此撕扯成碎片也不愿意将双方的力量联合为一，从而吞并地球上更为弱小的国家。自从奥地利和法兰西算得上是欧洲的强权以来，它们的王室就彼此敌视。英格兰和法兰西最终取得了优势，并在敌对态势中胜出。对于这一行事原则，我们也许会将其视为是我们的自由。”

英法博弈，在近代到来以前就持续存在，而从1689年到1815年，双方的争夺更是陷入空前的白热化：不仅争夺对欧洲大陆的支配权，还有全球海洋的领导地位。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造成了法国被削弱，而这恰恰刺激了法国人在财政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对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伸出援手。彼时，荷兰、西班牙与英国的矛盾也依旧突出，虽然后者保持领先地位，但取得绝对支配地位还是在19世纪才取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同意美国独立，这甩掉了巨大负担，反而增强了前者的行动能力。

英国17、18世纪越来越深的卷入殖民霸权之争。这使得整个国家也相应的转型为“军事-财政型”国家，借此支撑一个庞大规模的海军。反过来，殖民扩张的激越，刺激了军事技术的革新，造就了一个越来越贪婪和狂妄的殖民利益集团，也带来了持续的财政负担，所以，英国人必须致力于让殖民地来分担财政开支，这成为诱发美国独立战争的最重要诱因。

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大陆国家，包括早已经失去了霸权地位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内，都在主动或被动的适应“军事-财政型”国家的转型，也无一例外的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当然会诱发这些国家本土和殖民地的反叛，因此刺激的军事行动又继续增加军费升级。

美国知名历史学家、全球史研究倡导者、纽约大学校座人文讲席教授、纽约大学国际高等研究中心负责人托马斯·本德在其所著的《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一书中谈到，殖民扩张造就了欧洲多个殖民帝国，这些帝国内部的多样性，在18世纪越来越多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概念构成了抵触——英国需要不断派兵征伐爱尔兰的叛乱，南非的布尔人与荷兰宗主国官僚争论土地、贸易政策，连奥斯曼帝国旗下的埃及也表现出相当的自主性，而在拉丁美洲，让殖民者头疼的民族解放起义连绵不绝。殖民帝国至此陷入了一种困境：完全剿灭殖民地人民，根本办不到，所以要进行安抚，通常以减税的方式体现，但减税又破坏了宗主国的军事行动能力，使得其不能及时的应对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行动。

1756-1763年的“七年战争”，其实是被法国殖民者、英国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各自占领区夹杂其间的印第安人，通过娴熟的挑唆引发殖民国家内讧的战争。英国人打赢了战争，但为了安抚印第安人，所以不得不限制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向印第安人属地扩张。这在北美殖民地人民看来，当然就意味着背叛：在承担税负的情况下，土地扩张自由却被剥夺。《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本书指出，当北美殖民地居民行动起来争取独立地位之时，英国就陷入了困难境地：他们不仅要打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还要分心去应付身后虎视眈眈的法国和西班牙。

当英国与美国最终签署和约，前者承认后者独立，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再也无法避免：他们失去了在多个殖民国家之间纵横捭阖的运作空间，而只是被新生的美国视为阻挡领土扩张的障碍物。书中指出，通过赋予白人定居者以无限扩张的许诺，这极大的促成了独立之初的美国的国家团结。

《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书中进一步指出，美国独立战争在拉丁美洲引发了连锁反应。这是当初加入法国和美国联盟对抗英国的西班牙（拉美主要的宗主国）所没有预计到的。有意思的是，美国独立以后，经常关心欧洲大陆上发生的各种民族独立运动、民主自由运动，一些时候会发表公开支持，却很少向拉美革命者伸出援手。书中解释指出，拉美人口相当多数是黑人，或是黑白混血、白人与土著人的混血后代，这些都被美国人视为低劣人种，前者如果被解放，极有可能危及美国南方种植园主的利益，所以就出现一种吊诡的状况：美国革命刺激了拉美革命，以及废奴事业，但也推迟了后二者的进程。

美国历史（需要、应当）纳入全球史视野进行考量和书写，这个再直观不过的常识，却没有在历史研究中得到广泛的遵从。美国在1812年战争后，政治学者和历史学家致力于书写一种孤立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美国“天命”进程，即便在涉及美国历史重大事件诸如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民权运动等的介绍时，必须纳入美国以外的历史背景，也往往采取一种选择性的裁量。美国被描绘为一种特殊性、唯一的、不必服从世界历史进程定律的新型国家，以至于20世纪美国取得世界霸权后，相当多数的美国人包括历史学家、政治学者都坚信美国的这种支配地位不会消逝，而会永久存续。

《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本书就挑战了两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的固有做法，将美国史纳入全球背景，清晰而深刻的指出，许多曾经被描绘为美国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商业精英独创的制度化创新，以及其他一些对于美国历史进程形成了长期影响的重要选择，其实都是全球框架下各种政治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比如，荷兰人、西班牙人、法国人以及之后的英国人在北美的殖民，并在随后展开领地竞争，这是美国开国以后扩张冲动的来源。殖民强国的领地竞争、贸易竞争，从来就是充斥着暴力和欺诈，并不存在一些美国学家所宣称的五月花号来客以后，美国人一开始就有平等共和性。

而分散的殖民城邦最终整合一体，联合起来反抗英国，如前述，这与18世纪的英国陷入的国家转型困境有关；不仅如此，美国南方的棉花、甘蔗种植园经济如此兴旺，所以迫切需要得到一个相对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对之形成保护，使得奴隶主群体的特殊利益不会轻而易举的落入法国、西班牙等其他国家的征服者之手。当然，美国独立以后的几十年内，这个国家的政治结构仍然相对松散，还远远不能构成对于欧洲殖民强国的威胁——《万国一邦：美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这本书指出，19世纪的工业化、城市化，再加上19世纪上期欧洲大陆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所释放出的价值观能量，让美国“曾经碎片化的、高度分化的社会夯实巩固为一种统一的公共领域。这一公共领域的形成，再度激化了工业化与蓄奴种植园的矛盾，所以才让自由州和蓄奴州的矛盾得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