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

时下，中国有一股“传统文化热”，上有领导宠，下有商界、学界、媒体捧，热得一塌糊涂，最近更被某些学者提升为“价值观”。很多大学在四大文科(文、史、哲和考古)之外另起炉灶，设国学院、儒学院，甚至想用传统书院和私塾代替或改造现在的大中小学，裘锡圭教授不以为然，我也不以为然。我非常赞同裘老师的声明。

什么叫“中国传统文化”？有人说，就是儒、释、道。他们说的儒，不是先秦之儒，不是汉唐之儒，而是从程朱陆王到曾胡左李，从康有为到蒋介石，特别是港台新儒家的儒。我认为，这是把中国文化哲学化、宗教化、政治化、商业化、简单化、庸俗化的说法，专门迎合台湾口味、国民党口味、蒋介石口味，以及某些糊涂领导的口味。中国的大学，哲学系最热衷于此。

现在，有人热衷在中国立教。他们说，三教，儒教是领导，不但应该领导释、道，还应领导外国的教，新中国的最大失误，就是没有制礼作乐、尊孔立教。康有为没办成的事，蒋介石不敢办的事，现在交共产党办。

蒋介石反攻大陆，到死都不成功，但给二蒋树碑立传的陶涵(Jay Taylor)说，蒋大元帅虽赍志而殁，但要活到现在，可以含笑九泉了。

关于传统文化，我想讲一句话，中国文化并不等于道德文化，更不等于宗教文化。有人说，外国技术好，中国道德高，这话经不起推敲。道德是一堆好词。好词，全世界的讲法都差不多。希罗多德说，波斯贵族，从小只学三件事，骑马、射箭、说真话。你讲忠信，人家就不讲吗?中国特色到底在哪里?

于是有人说了，咱们讲孝。《二十四孝图》，他们有吗?我们把它推广为师生关系、君臣关系(现在是领导和被领导，老板和打工仔的关系)，他们有吗?

我觉得，拿《二十四孝图》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这不是中国文化的光荣，而是中国文化的耻辱。现在的公益广告，很多都是酸菜坛子，如“妈妈有福了”，表面看是儿孙孝敬父母，其实是父母孝敬儿孙。现在，什么不要钱?生孩子花钱，养孩子花钱，孩子大了，上学、结婚、买房、买车，花钱的事多了去，没完没了。等你把这些都孝敬完了，你就有福了。

我认为，中国传统，最大特点是国家大一统，宗教多元化，世俗性强。中国文化的最大优点是不立教，不传教，人文精神强。

很多人拿《论语》当道德课本。《论语》有很多道德格言。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这样的话，我喜欢。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什么?就是拿人当人，为人谋事要讲一个忠字，与朋友交往要讲一个信字，老师费劲巴拉教你半天，你得学而时习之，别不当回事。简单说吧，就是说话算话，拿人当人。我看，太多的要求也不必，咱们能把这八个字做到，也就不错了。

现在，道德沦丧，大家喜欢赖“文革”，什么事都赖“文革”，这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文革”，我们都是过来人，那时人傻，那时人混，但不像现在这么滑，这么黑，满嘴谎话，见谁坑谁。这都是什么闹的，大家应该很清楚。比如电信诈骗，一帮台湾孩子领着一帮大陆孩子玩，跟“文革”有个淡关系。

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狮子就是这样)。礼，据说就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孩子。比如喝酒，孔子明明说，“唯酒无量，不及于乱”(《论语·乡党》)，但山东人喝酒，说我们来自礼仪之邦，最好客，不喝到撒疯不叫喝好。他在那儿罚人喝酒，你在这儿罚酒驾，礼跟法打架。我看这样的礼就不好。

我认为，西方的东西不一定都好，不但不好，有些还很坏，比如国与国的关系，他们太霸道，借口人道干涉，制造人道灾难，就很坏。但我有一个谬论，礼是外国的好。外国的礼有蛮风，有古风，人与人打交道，很礼貌，社会公德，人家比我们好。当年，孔子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四年)，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学人家。

我所知道的“国学”

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有所谓“国学”。什么叫“国学”，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国将不国之学”。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利玛窦用天算地理之学到中国传教，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中国被人家打得失魂落魄，中国人哪儿知道天下还有西学这套玩意儿。不知道西学，当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与西学唱对台戏的国学了。

中国的国学热，早先是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反弹，现在是1989年后的文化现象。表面看，它跟怨天尤人骂祖宗的《河殇》唱反调，其实骂和捧，很可能是同一拨人。研究中国，中国人研究叫国学，外国人研究叫汉学，这是同一门学问吗?我跟汉学家讨论，他们经常说，咱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中国，何分彼此。但一谈具体问题，分歧就来了，且跟你掰哧呢。他们觉得我们很糊涂，连中国是什么意思都搞不清。我们的讨论很像庄惠鱼我之辩。他者都是相对而言，任何强势文化都不拿自己当外人。

研究落后民族，欧洲有民族学(ethnology)。这门学问有很深的殖民烙印。欧洲人把考察记录落后民族的资料叫民族志（ethnography）。这种志跟植物志、动物志差不多，很多都是一块儿搜集。博览会上，非欧种族，可以拿活人展出，跟动植物标本一个样。现在，美国叫人类学(anthropology)，好听一点。但植物不等于植物学，动物不等于动物学，人类也不等于人类学。你别以为你是鱼，就跟观鱼者或鱼类专家是同一概念。

西方还有一种学问叫东方学( oriental studies )，专门研究东方古文明，像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印度学等等。汉学是其中之一。其实，我国史书中的蛮夷列传诸番志，就是我国古代的“东方学”。虽然，我们叫“四裔之学”，各个方向都有。当时的“西学”，主要是从印度传入的佛学。

现在讲国学，大家喜欢讲王国维。鲁迅说，“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不懂的音译》)。王国维怎么研究国学?我看，主要是三条，一是用新材料，特别是出土材料，如他说的五大发现;二是重西北史地和四裔之学，不光看汉族史料，还治少数民族史，如蒙元史;三是有国际眼光，如关注法国汉学和日本中国学的动向。

当年，陈寅恪、傅斯年负笈海外，主要是咽不下汉学这口气。傅斯年建史语所，目标很明确，他要证明，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但怎么证明呢，主要靠两条，一条是用archaeology改造中国史学，一条是用philology改造中国小学。

王国维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国学丛刊》序）。他研究的国学，其实是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学。

中国历史，夏商周三代，孔子知道的主要是两周，我们的知识主要是两周以来。两周以前的历史完全靠考古。考古是研究大时段、大地域的历史。学科划分，我国一般把考古划归历史学。但历史是条长龙，历史系研究的只是龙尾巴。

所以我总是讲，研究传统文化，考古才是擎天柱。可惜的是，考古系凭实物讲话，考古学家不说话，只是埋头挖，把挖出的东西拿给你看，外行往往干瞪眼儿。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就尽在树下转悠。

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

最近，S. A. 阿列克谢耶维奇到北大做报告。我看了他的《二手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写十月革命前后的悲欢离合，索尔仁尼琴写斯大林时代的劳改营，都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写劳改营，头一本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文革”中有翻译)，获奖是《第一圈》，而非《古拉格群岛》。《古拉格群岛》是在西方出版。去年，《二手时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西方称为《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苏联解体，这是墓碑，前苏联有人骂，后苏联也有人骂，社会毫无共识，西方乐见这一结果。

此书是苏联解体的牢骚集，没有改革盼改革，改革以后骂改革，跟咱们中国非常像。北京出租司机，没人给他们录音，翻成西方文字，不可能得诺贝尔奖。

贾樟柯拍《山河故人》，看完就一印象，农村到矿山，矿山到城市，小城到大城，大城到国外，告别告别再告别，整个是一条不归路。乡愁不是美学享受。

什么叫“二手时间”?就是方生方死、无可奈何呀。“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晏殊《浣溪沙》)。秋天花落，迎来寒冬，当然无可奈何。春天，八九燕归，你以为天气暖和了吧，但在北京，乍暖还寒，最难将息，没准还有倒春寒。我以前说过一句话，在《何枝可依》序中。我说，一个时代已经结束，另一个时代还没开始。

北大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没理解错吧。但现在的学校令人失望。

我是闵张改革、燕京学堂的反对者。我一贯反对这种媚外媚俗的所谓国际化改革，但无可奈何，我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图片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人念念不忘的北沙滩红楼。这所著名的建筑于1918年落成。）

当年，我写《学校不是养鸡场》，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是坏人不出头，不是好人不发愁”，很多年过去了，大家的感受还是如此。

越剧《红楼梦》有一段唱辞，最能表达我的心情：

看不尽满园春色富贵花，听不完献媚殷勤奉承话。谁知园中另有人，偷洒珠泪葬落花。

拍马屁，在我国是个大问题，历史上一直有这个问题。国民党不就栽在这上面吗?我一直说，反腐不反拍，等于瞎胡掰。

反贪反腐我拥护，但怎么反却是难题。改革三十多年了，问题太多，积重难返。我们要知道，贪腐并不一定都是悄悄进行的，很多都是借着拍马屁，堂而皇之，大干快上，公开进行的。特别是，我们不要忘记，改革开放初期，很多领一时风骚现在可能关起来的人都曾理直气壮。他们以为，贪腐就是改革，改革就是贪腐。

我们的国歌，头一句就是“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想，谁都不想当奴隶吧?可在现实生活中怎么样?龚自珍写过这样的诗句：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龚自珍《咏史》)】

什么是人材？现在有一种理解，叫“成功人士”。很多人都以为，升官发财就叫“成功人士”。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成功怎么办？不是奔银行金店抢，就是借网络电话骗，没人相信，劳动可以致富。

过去有一阵儿，社会上有办班热，学校里也有办班热，不是领袖班，就是总裁班，跟搞传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发展“人脉”。

“成功人士”长什么样？我一想起这个词，脑子里就会蹦出一个画面，最近电视广告频频出现的画面：8848，白金手机，“向成功的人生致敬”，有个秃头又从豪华轿车里钻出来了。咱们办教育的，不能光培养这种秃头吧，甭管中国秃头，还是外国秃头。

官有官道，商有商道，有人总结这些道，采撷天地灵气，浓缩人生精华，十二个字，非常精辟，叫“欲得领导重视，必先重视领导”。可惜的是，我在学界近四十年，一直都没按这两句话办事。朋友说，难怪你一直不得烟儿抽。我说，我从来都不抽烟，我要烟儿抽干什么。

（图片为1919年6月3日，街头演讲的北大学生）

我在中文系跟新生讲过我理解的北大校史。我理解，北大是培养天下英才（革命家、学者）的地方，不是培养奴才的地方。只知伺候领导和老板，那不叫人材，那叫奴才。

还是龚自珍说的好：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龚自珍《己亥杂诗》)】

这是我送给所有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话，也是送给所有同学的话。

我爱北大!

2016年10月19日在北京大学讲课

【原文系李零先生2016年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文字整理稿，原标题《我劝天公重抖擞》。本文为节选。来源：公众号“察网”2018-1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