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8月19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宣告了苏联的解体
原文摘要：叶利钦搞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铲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公有制，培育新资产阶级，一方面防止社会主义制度的复活，另一方面为巩固资本主义秩序和自己的统治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说，他的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经过他不顾一切地私有化，大部分国有资产被迅速分掉和卖掉，私有制企业开始占有主要地位。就这样，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使得本来是一个大国和强国的俄罗斯变成一个生产停滞、百业凋敝、动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弱小国家。
叶利钦是通过激烈的政治斗争上台的。他当权后，社会的基本结构尚未改变，在经济领域，公有制仍占有主导地位，他还没有可以依靠的强大的社会力量，他的政权的社会基础非常薄弱。为了保住政权，防止“共产主义卷土重来”，他需要彻底改变经济制度，培育私有者阶级和阶层作为自己执政的社会支柱。另一方面，在“改革”年代，尤其是在它的后期，由于政治斗争和民族矛盾，国内经济生活很不正常，生产下降，日用品严重短缺，粮食供应不足成为一大问题，人民群众极为不满。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有失去支持和丧失权力的危险。这也是促使叶利钦急于搞经济改革的原因之一。 关于经济改革的问题，叶利钦在苏联解体前就提出来了。他在当选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后不久，就制订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规定五百天内在广泛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的基础上迅速实行彻底的改革。在这之后，曾一度与戈尔巴乔夫达成协议，成立联合专家小组，起草“作为联盟条约基础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联盟纲领构想”。1991年6月他在当选俄联邦总统后，开始单独考虑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进一步确定改革的原则和方针，制订具体的行动计划，组建实施改革的班子。叶利钦对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消灭公有制和建立私有制、改变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这一点是明确的。同时，他通过几次访美，在美国的所见所闻使他十分赞赏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主动要求美国人帮助和积极参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从他们彻底铲除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战略目标出发，支持叶利钦尽快实行改革，答应给予经济援助，派遣专家帮助制订改革计划。1991年10月28日，叶利钦在第五次人代会上正式宣布将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包括价格自由化、私有化和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而改革的具体实施则由新组建的以盖达尔为首的一个年轻人的班子负责。 叶戈尔·盖达尔生于1956年，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红军团长、后成为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卫国战争中在前线英勇牺牲的阿尔卡季·盖达尔的孙子，父亲是苏联的高级将领。可以说出生于革命家庭。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做过研究工作，后到《共产党人》和《真理报》任编辑。当时他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在1990年出版的《经济改革和等级结构》一书中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批判。他作为《真理报》的编辑，曾“枪毙”过哈斯布拉托夫的一篇讲经济改革的文章，理由是文章作者“实际上赞成市场，而在苏联市场谁也不需要，也不可能实行”。[1] 可是就在这一年，他的观点发生了突变，开始转向资本主义，成为新自由主义的现代货币学派、芝加哥大学教授弗里德曼的狂热信徒，根据俄罗斯政论家布尔拉茨基的说法，盖达尔的建议和所作所为均来源于此。[2] 因此他和他的班子里的其他年轻人被人们称为“芝加哥的孩子”。盖达尔是通过布尔布利斯的引见，于1991年10月认识叶利钦的。叶利钦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说他充满自信，有很强的自尊心，而且他的学术观点正好符合叶利钦本人“想要很快走完这段痛苦的道路的内在决心”。[3] 于是他决定重用盖达尔，于1991年11月任命他为主管经济政策的副总理，让他制订经济改革的方针和具体计划。于是在俄罗斯政府聘请的经济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的指导下，由盖达尔具体策划，最后由叶利钦拍板，搞出了一个经济改革方案。 盖达尔及其周围的年轻人自然把新自由主义、尤其是其中的芝加哥学派的理论奉为圭臬，他们反对国家干预经济，推崇经济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认为只要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就能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他们鼓吹贸易自由，主张开放国内外贸易，取消对价格的限制。他们提出实行广泛的私有化，不仅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而且实行土地的私有化和自由买卖，认为国有经济的比重越小越好。在具体实施方面则采取激进的一步到位的做法，也就是实行萨克斯发明的“休克疗法”，按照此人的说法，需要"尽可能快地创造自由市场体制，让它开始运作"，一次跳过深渊。正如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格拉济耶夫所说的那样：“选择什么样的战略向市场过渡，这个决定是在1991年末做出的，西方某些方面人士强加给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构想占了上风。这是一种激进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方法，它在专业文献中被称之为‘华盛顿共识’。这是在拒不理会俄罗斯学术界提出的意见，不顾议会和国家机关反对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 [4] 确实，当时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科学院院士阿巴尔金曾表示反对，指出“休克疗法”不符合俄罗斯国情，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将会给国家的整个经济造成巨大破坏。可是叶利钦一意孤行，把他们炮制的祸国殃民的改革方案付诸实施。 1991年12月29日，叶利钦批准私有化纲领的基本原则，签署了关于土地改革的紧急措施以及关于贸易自由的法令。1992年1月2日，宣布放开价格，开始实行“休克疗法”，结果使得物价飞涨，货币大幅度贬值。盖达尔等人在放开价格时保证说物价只会上涨二到四倍，结果到1992年底消费品价格上涨了二十五倍，工业品的批发价上涨了三十三倍，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了一半多。潜在的极度通货膨胀成为现实。[5] 人们一辈子节衣缩食辛辛苦苦积蓄起来的存款，转眼之间几乎变成废纸。许多人一下子跌到贫困线以下。叶利钦早在1991年竞选总统时向选民发誓说，半年后将做到物价下降，商品供应充足，1992年秋天将实现"经济稳定和人们生活逐步改善"，如做不到这些，他将卧轨。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本应言而有信，老老实实地去卧轨，可是他不这样做，反而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对举行抗议活动的群众进行血腥的镇压。在这之前不久，莫斯科还可以见到这样的标语：“Ельцин-да！”（“叶利钦-好样的！”）到这时人们在“да”前加了“Иу”这两个字母，标语变成了“Ельцин-Иуда！”（“叶利钦-犹大！”），这两个字母的增加，说明群众对他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于“休克疗法”的具体实施者盖达尔，人们也用各种方法来表达对他的痛恨。有人仿照著名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伊万雷帝杀子的名画，画了一幅老盖达尔杀孙的画，用这样的方法来说明他的行为不仅是对人民的犯罪，而且也为他的先辈所不容。 放开价格后，接下来实行大范围的私有化，先从商业、服务业以及小型工业、运输业和建筑业开始，然后转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大中型企业的私有化采取将其改造成开放型股份公司和拍卖等形式。而私有化的具体实施则由私有化部部长和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主席丘拜斯负责。用雷日科夫的话来说，丘拜斯“为劫掠人民财富创造了世界上无论谁做梦也想不到的条件”。[6] 他领导的国有资产委员会大大低估国有资产的价值，进行了廉价拍卖，使国家蒙受严重的损失。利西奇金和谢列平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一书中提供了以下的情况：在俄罗斯五百家最大企业中，约有80%的企业是以低于八百万美元的价格拍卖的，其中三百二十四家工厂的平均售出价格不到四百万美元，有三万四千名工人的乌拉尔机器制造厂仅卖了三百七十三万美元，有三万五千名工人的车里亚宾斯克冶金联合企业也只卖了三百七十三万美元，为全军、内务部和安全部门制造枪械的科弗罗夫机械制造厂（有五万四千名工人）只卖了二百二十万美元。如果按最低市场价格计算，所有这些企业在美国和西欧要值一万亿美元，而在当时的俄罗斯总共只卖了七十二亿美元。[7] 雷日科夫也列举了贱卖的事实，他说，近两万人的利佩茨克拖拉机厂被估价为一百五十万美元，二万九千五百人的乌拉尔汽车厂被估价为一百八十万美元，五万四千三百人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也只被估价为二百二十万美元。他还说，据一家报纸报道，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对伏尔加汽车制造厂的估价比卢日尼基的小白桦商店低一半，远东海运公司的估价比彼得堡的外贸商场还便宜，公用石油联合企业只值《消息报》编辑部财产的三分之一等等。[8] 在实行私有化后的短短几年里，苏联人民几十年来用辛勤的劳动创造的、属于全民所有的大量财富迅速落到少数人手里，这实际上是在外国人指使下官商勾结对人民的财产的明目张胆的掠夺。人民群众对丘拜斯这位“私有化”的总设计师恨之入骨。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曾经这样说过：“有人扬言要把我毙了，把我抓起来，把我吊死在红场上，往我脸上泼盐酸，让后代诅咒我，在我下班出门时要把我宰了--所有这些我没能全记住。这是在‘热烈’谈话中，在电话里，在大厅的讲台上，在广场上面对狂怒的群众说的，在发行几百万份的报纸上和在电视里也这样做。” [9] 只要想一想他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和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人们对他采取这样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休克疗法”的实行，不仅遭到人民群众的痛恨和反对，而且受到议会的严厉批评，结果如上所说，形成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对抗。叶利钦为了表示支持盖达尔，于1992年3月提升他为第一副总理，6月访美时，又让他代理总理职务，最后想正式任命他为总理，但是遭到议会的坚决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盖达尔被迫辞职，叶利钦也只好暂时妥协，于1992年12月任命切尔诺梅尔金为总理。新总理上台后基本上继续贯彻既定方针，只作局部调整和改变某些具体做法，经济形势并没有好转。1998年初，多病的叶利钦由于担心切尔诺梅尔金权力过大而产生“异心”，便解除了他的职务，任命听话的年轻人基里延科为总理。但是此人缺乏治国的能力和经验，使得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加上受国际金融界的影响，在1998年秋季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对俄罗斯经济来说，无疑雪上加霜，使它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这场危机是在1998年8月17日爆发的，在这之前两天，叶利钦还在斩钉截铁地说：“货币不会贬值！我说话是算数的，没有别的意思！”两天后政府和中央银行就发表了实质上是宣布货币贬值的声明，于是一场金融风暴袭击了俄罗斯，卢布贬值四分之三，千百万人和几千家企业破产，俄罗斯经济又遭受了一场浩劫，人民群众又遭受了一次掠夺。这场金融危机是俄罗斯多年来经济危机的又一次总的爆发。199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彻底破产。这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也表现在思想政治领域。用一位俄罗斯批评家的话来说，这次危机的爆发使得思想界的精英们进一步对整个“自由主义方案”表示怀疑，开始寻找“第三条道路”了。[10] 而根据一位法国经济学家的看法，叶利钦作为政治家，在1998年已经死了。后来的几年他简直就不存在了。[11] 金融危机爆发后，叶利钦照例把这一切完全归罪于那位才当了几个月总理的基里延科，解除了他的职务，接着又把在稳定经济方面做出了成绩的普里马科夫赶下台，任命不懂经济的年轻人斯捷帕申当总理。在他这样折腾下，俄罗斯经济直到他辞职，一直处于危机状态。 上面提到过，叶利钦搞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铲除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公有制，培育新资产阶级，一方面防止社会主义制度的复活，另一方面为巩固资本主义秩序和自己的统治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说，他的这一目的基本上达到了。经过他不顾一切地私有化，大部分国有资产被迅速分掉和卖掉，私有制企业开始占有主要地位。与此相适应，很快形成了一个新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开始在社会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在新出现的资产者当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一批在私有化的进程中利用各种手段大发横财的超级暴发户，在这些寡头当中最著名的有七个人，即所谓“七大寡头”。而在这七人中居首位的是别列佐夫斯基，他原为科研人员，后开始经商，通过经销汽车发了家，开办了银行，收购了一批企业，到1997年已拥有约三十亿美元的个人资产，他的名字上了美国《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其次是波塔宁，他曾在外贸部工作，后在政府高级官员的支持下创办了联合进出口银行，到1996年9月底，这家银行已成为全俄最大的私营银行。“桥”集团的老板古辛斯基控制了五十多个企业和一大批新闻媒体，被称为“媒体大王”。霍多尔科夫斯基曾是共青团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后开办了梅纳捷普银行，该银行在私有化浪潮中买下了尤科斯石油公司的78%的股份从而控制了该公司。阿文曾在盖达尔政府中任外贸部长，后与弗里德曼一起创办了阿尔法银行，并以此银行为中心组建了包括多家公司的阿尔法集团。斯摩棱斯基创办了全俄八大银行之一的首都储蓄银行，同时还从事建筑、石油和有色金属的开采和加工等行业。以这七个寡头为首的六个财团的资产究竟在俄罗斯经济中占有多大份额，未见有正式的统计资料公布，但是从上面简单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它们除了从事金融业并拥有雄厚的公融资本外，还控制了一大批与国家经济命脉有关的大企业，这些企业分布在能源、采矿、金属冶炼、化工、建筑材料等部门。以石油工业为例，俄罗斯四大石油公司中的三个（尤科斯公司、西伯利亚远东石油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就掌握在六大财团手里，这三个石油公司的开采量占全国的一半。别列佐夫斯基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记者的采访时宣称，六大财团控制了俄罗斯整个经济的一半，[12] 这恐怕不是毫无根据的自我吹嘘。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寡头们十分重视新闻媒体的作用。他们在控制了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独立电视台、回声电台等重要媒体后，还设法把有影响的报刊掌握到自己手里。到1997年底，他们已实现了这个目标，俄罗斯的主要报刊，例如《消息报》、《新消息报》、《独立报》、《劳动报》、《共青团真理报》、《生意人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今天报》、《新报》、《文学报》、《文化报》等等，都已成为他们的舆论工具。 叶利钦的经济改革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根据俄罗斯国民经济科学院院长阿甘别吉扬院士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说，1999年与1990年相比，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减少了56%，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下降了60%，农业总产值下降了50%，基本建设投资下降了75%。[13] 根据《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一个统计表，即使在叶利钦下台后经济开始稳定下来的2001年，许多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仍只达到几十年前的水平，例如石油产量相当于1972年的水平，煤炭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金属切割机床达到1931年的水平，水泥达到1962年的水平，牛奶达到1958年的水平，生猪头数相当于1936年，而大牲畜的头数更倒退到了上世纪。[14] 由此看来，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倒退了数十年。在和平时期，这样的下降程度是极其罕见的，它比1929～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时期的下降程度还要大。同时，它也大大超过遭到战争破坏的苏联经济。根据统计资料，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与战前的1940年相比，社会总产值只下降了17%，工业产值减少9%，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反而增加了12%，而消费品生产减少得较多，达到41%，农业总产值减少了31%。[15] 经济的严重衰退，使得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大大下降。根据统计材料，俄罗斯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一万多亿美元，1997年下降为四千二百八十四亿美元，1998年金融危机后进一步下降为一千八百七十一亿美元，2000年才回升至二千四百六十九亿美元，不到1990年的四分之一，按照汇率计算，这只为美国的2.7%，中国的25%。[16] 多年来由于投资大幅度下降，基础设施和设备陈旧不堪，生产技术严重落后，许多重要的产业部门，例如精密机器、航空、生物工程、电子工业、核工业等，处于停滞状态，人才大量流失，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所有这些使得俄罗斯进入了欠发达国家行列。 叶利钦的经济改革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在遭到残酷掠夺变得一贫如洗的同时，还要忍受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折磨。根据上面提到过的阿甘别吉扬院士提供的数字，1999年与1990年相比，消费物价指数上涨了八千五百八十二倍，职工平均工资减少了52%，三分之一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17] 1999年职工的平均工资仅为六十四美元，养老金不到二十美元，而且常常拖欠。这点微薄的工资和少得可怜的养老金，无法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许多人不得不为维持生活而拼命挣扎。由于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人们的平均寿命明显缩短。根据世界银行1996年公布的数据，俄罗斯男性居民的平均寿命已由苏联解体初期的六十四岁下降到五十八岁，女性居民的平均寿命则由七十四岁下降到七十一岁。与此同时，出生率的降低和死亡率的提高，使得人口逐年减少。根据统计，从1992年开始，每年人口减少在七十万人到一百万人之间。这个问题引起了俄罗斯人普遍关注，许多人开始为俄罗斯民族的未来而担忧。他们对叶利钦实行的造成平均寿命下降、人口数量减少的政策称之为"种族灭绝政策"，对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叶利钦的经济改革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俄罗斯在分配不公和收入不平等方面，超过美国和西欧的许多国家。根据国际组织的资料，俄罗斯10%的最富阶层的收入总和高于10%的最穷阶层的收入总和的三十倍，而美国为5.3︰1，西欧国家则为2.6～5.7︰1。[18] 贫富之间的差距的不断扩大，加剧了阶级矛盾，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混乱，犯罪率急剧上升，整个社会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就这样，叶利钦及其追随者实行经济改革的结果，使得本来是一个大国和强国的俄罗斯变成一个生产停滞、百业凋敝、动乱频仍、民不聊生的弱小国家。 面对这样的事实，叶利钦也不能不承认他的经济改革造成的严重后果。他在1999年12月31日宣布退位的讲话里请求人们"原谅"，承认"是在不断犯错误和经历失败的同时向前迈进的"，但是他认为问题在于对困难认识不足，相信"一切都可以一蹴而就"。[19] 他在2006年1月31日与《消息报》记者的谈话再次谈到这一点，说他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管理民主国家的经验"，只好"摸索着前进"，但是"没有犯战略性的错误"。[20] 叶利钦的战略目标，如同他1992年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中所说的那样，是"消灭共产主义制度，永远不让它重新抬头"。就他自己的这个目标来说，确实他没有犯战略性错误，但是对国家和人民来说，他的所作所为和当年搞垮苏联一样，是极大的犯罪。 叶利钦大概意识到人民群众痛恨他，才在上述讲话中请求“原谅”。同时，他如同法国《费加罗报》所说的那样，在移交权力时，“为自己和亲友买了‘终生保险’……他刚宣布辞职，他的接班人普京就急忙签署了一道命令，规定叶利钦不得受到刑事或行政调查，不得被传讯或逮捕，其财产不得被搜查或监视”。[21] 还应该补充一句，一年多后，普京又搞了一个卸任总统保障法，这就为叶利钦上了"双保险"。人民群众一直想要惩治叶利钦，据俄罗斯报纸报道，2001年12月8日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各界人士甚至成立了边区公众法庭，判处他犯有颠覆苏联罪、炮轰议会罪、损害国家安全和发动车臣战争罪以及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罪。2002年11月19日，新西伯利亚各界人士又组织了人民法庭缺席审判叶利钦。当然这对受到法律保护的叶利钦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和他的家人照旧享受着优渥的待遇和各种特权。他还常到国外去走走，有时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如上所说，2001年2月初，普京在他七十五岁生日时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盛大庆典，为他祝寿，并在讲话中赞扬他的“勇敢精神”和肯定他的历史作用，过去离任的领导人从未享受过这样的优遇。就这样，叶利钦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过着荣华富贵和逍遥自在的生活，最后寿终正寝。
注释： [1]转引自А.欣施泰因的《叶利钦。克里姆林。病史》一书，奥尔马出版社，2006年，第308页。 [2]В.安德里亚诺夫、А.切尔尼亚克：《克里姆林宫孤独的沙皇》中译本（改名为《叶利钦传》），上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25页。 [3]见Л.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中央印刷出版社，2000年，第304页。 [4]С.格拉济耶夫：《俄罗斯改革的悲剧与出路--俄罗斯与新世界秩序》中译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5]见Л.阿巴尔金的《在危机的包围中》，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出版，1994年，第8页。 [6]Н.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7]见利西奇金、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中译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22～323页。 [8]Н. 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中译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485页。 [9]Л.姆列钦：《权力的公式--从叶利钦到普京》，中央印刷出版社，2000年，第464页。 [10]见《旗》2002年第1期第182页。 [11]《Metrofrabce》2007年4月24日。 [12] 见英国《金融时报》1996年11月1日。 [13]转引自关雪凌的《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4]《苏维埃俄罗斯报》2002年4月6日。 [15] 《苏联国民经济六十年》中译本，苏联部长会议中央统计局编，三联书店，第10页。 [16]见《俄罗斯十年》，下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423页。 [17] 转引自关雪凌的《俄罗斯社会转型期的经济危机》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1页。 [18] 见《政研内参》2001年第1期第5 页。 [19]见Б. 叶利钦：《总统的马拉松》中译本（改名为《午夜日记》），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44页。 [20]《消息报》2007年4月24日。 [21]法国《费加罗报》2000年1月3日。
（作者简介：张捷，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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