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文化，以六经为本，然古代社会，因教育很不发达，识字比例甚低，故对民间社会，下层民众影响最著者，多为简化通俗之蒙学教本，如《三字经》《千字文》之类。此类教本，虽似粗浅，然实为中华文明传承之起点，中国文化认同之初始，不可不慎，不可不重，不可不精益求精，不可不与时俱进。笔者以为，《三字经》，虽以经名，而实系一不断修正之“活经”，自宋迄今，累经改订，近代以来，损益尤多。即便如此，其中细节疏漏，犹有改进余地，遂作《三字经》商榷以就教于方家。

《三字经》，成书于赵宋，900年来，一直是我国最重要最普及的蒙学教材，某种程度，这本2000字左右的小书，因其文字浅显，易于记诵，对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或许比严肃深奥的六经还要深长；尽管这本小书不过是一些常识常理的堆砌，尽管其针对的受众不过相当于我们今天小学一二年级学生的水平，但其对初学者潜移默化的“印刻效应”却可能是其他教材所无法企及的。

《三字经》，虽号为经，却与儒家奉为圣典的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不同。五经、六经、九经、十三经之类，一旦形成定本，即不许擅自增删；即使与《三字经》并列为三、百、千的《百家姓》、《千字文》，文本形成之后，也基本不再随时更新，但《三字经》不同，自其诞生至今，即很少形成一绝对定本，而更像是一部不停生长的“活”经。

自宋迄今，这本不足2000字的启蒙读物已经历无数人的反复续补、修订，这其中不乏如王应麟、章炳麟那样的文化巨人。今天，《三字经》早已不作为通行的制式教材，却依然有许多人不断为其增删修订，因此《三字经》从古至今，便一直存在着多个版本。

照常理而言，这本小书既经无数热心人的锤炼、淘拣，应该已到无懈可击，一字难易的境地，至少也不会再有明显的知识硬伤了，但笔者屡次重温《三字经》，仍觉其中有修正余地。

《三字经》是本活经，既是活经，因此就难有绝对统一的固定版本。我最早读的《三字经》，是上世纪70年代，无意间从家中翻出的一本民国初年彰德府兴元堂所刻的线装大字本《三字经》，每页上部是极简陋的木刻图画，下部是三字经的楷体正文，虽经60年的岁月，字迹却还清晰可辨。

从那以后，我又先后读过各种版本的《三字经》，久而久之，发现这《三字经》里，不仅个别文字存在差异，而且有的还比我初见的版本或多几句，或少几句。这更说明我们的《三字经》，真真正正是一本“活”经。 

一

不同版本的《三字经》，基本都有这么几句：“九族者，序宗亲。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孙，自子孙，至元曾，乃九族，人之伦”这其中的“元”，是避清圣祖玄烨之讳，今本多已改正为“玄”。

但无论“自子孙，至元曾”还是“自子孙，至玄曾”，于理都有些不通，因为曾孙之子方为玄孙，此处将玄孙放在曾孙之前，明显是为押韵而不顾长幼之序了。

类似这样的蒙学教材，当循先后次序，实不宜为押韵而颠倒曾孙玄孙之序。如何改正？愚以为如果一定要朗朗上口，可将“自子孙，至玄曾，乃九族，人之伦”改做“自子孙，曾玄孙，乃九族，人之伦”。

二

民国以来的续补的《三字经》，在概述历代兴亡时从伏羲神农一直讲到了宣统逊位，民国成立。其中“辽与金，皆夷裔。元灭之，绝宋世”似可商榷：因笼统地讲“元灭之”，可能被误解为元既曾灭辽，也曾灭金，导致小孩子史实记忆方面的舛误，最好是将“元灭之”改成“元灭金”。

现行的多数《三字经》，在讲到这段历史时，已多改为“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

“元灭金”改得很是，但把“皆夷裔”改成“皆称帝”，不仅有随意应付以求合辙押韵之嫌，也似乎遮蔽了辽金政权系由少数民族首领建立的特殊性。

修改者的本意，或以为“皆夷裔”的“夷”有歧视色彩，不太合乎今天民族平等、相互尊重的主旨，但这个“皆夷裔”的“夷”字，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似乎并不像“戎、狄、蛮、番、鞑”那样有明显而强烈的歧视意味。

我不否认古代有尊王攘夷之说，也承认此说对夷有某些排斥之意，但除去攘夷之说，古代典籍中亦有大量对“夷”持正面态度的记载。

《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孔子道不行，有意出海，其目的地当即东夷。

《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能言少皞官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可见在孔子心目当中，夷的文化地位并不低。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有季孙“甚得其民，淮夷与之”的记载。

《孟子·离娄下》：“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在儒家的观念中，无论东夷之人、西夷之人，都无妨其成为华夏圣君。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说：“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张华《博物志》里说：“君子国人，衣冠带剑，使两虎，民衣野丝，好礼让不争。土千里，多薰华之草。民多疾风气，故人不蕃息。”

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八· 地理志》称东夷“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笾豆，都邑颇放效吏及内郡贾人，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于辽东，吏见民无闭臧，及贾人往者，夜则为盗，俗稍益薄。今于犯禁浸多，至六十余条。可贵哉，仁贤之化也！然东夷天性柔顺，异于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设浮于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里也说：“《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或寇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其传后之论更说：“论曰：昔箕子违衰殷之运，避地朝鲜。始其国俗未有闻也，及施八条之约，使人知禁，遂乃邑无淫盗，门不夜扃，回顽薄之俗，就宽略之法，行数百千年，故东夷通以柔谨为风，异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则道义存焉。仲尼怀愤，以为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如班固、范晔之记载，反见当时东夷之俗略较中土为厚，何贬之有？

历代人物，名或字中多有此字，如伯夷、如管夷吾，如楼适夷、任仲夷等。

这均可见在古人的文章里，对东夷之人的风俗礼教不仅较少歧视之语，反而是不乏溢美之词，欣羡之意的。老《三字经》里说“辽与金，皆夷裔”，突出了其少数民族政权的特征，沿而不改，似乎也未尝不可？

1930年，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发布，其中开宗明义：“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但这个现象不能倒安在古代史上。到东汉，长江流域才大发达。到孙吴时，长江流域才有独立的大政治组织。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现在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信如傅斯年先生所言，则这个“夷”其实不过与“东”近似，那是无太多的歧视色彩了。辽与金都是在我国东北地区崛起的政权，称之为“夷裔”，似乎也该算顺理成章吧。

再如今天的开封，战国时名曰大梁，一手策划窃符救赵的侯嬴，原本就负责为大梁开关夷门。夷门，即东门，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里，人们一直将开封的东门呼为夷门，从未觉得其中有什么轻蔑之意。开封之于华夏，不可谓疏远，而华夏文明核心区的人们也能够坦然接受夷门之名，更可见大家对这个字的接受度了。 

三

“至十传，宣统逊。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这几句据说是太炎先生所补。

光复汉土，是20世纪初年不少革命党人的心愿，也是比较容易被一般汉族民众迅速理解的口号；1911年10月13日，黎元洪就任革命军湖北都督的演说中即有“推翻清廷，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誓词，可见这所谓“复汉土，民国兴”，确是当时革命党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但若从历史角度看，这一目标与我国数千年来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趋势并不相吻。笼统地说“复汉土，民国兴”，那这个汉土究竟包括那些范围，是仅指关内还是仅指18行省，在当时，广大的新疆、蒙古、青藏及东北地区就很难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汉土。简单地把辛亥革命归结为“复汉土，民国兴”，显然无法自圆其说，如果把“复汉土，民国兴”改做“帝制废，民国兴”即比较说得通了。

清朝逊位，民国肇建，与秦汉魏晋南北隋、唐宋五代元明清历朝之嬗代实有本质的区别，这并非又一个传统王朝的兴起，而是崭新的现代民主共和国的创始。

改为“帝制废”，第一指清帝退位，结束了中国自秦始皇以来延续2130多年的封建帝制；第二指1915到1916年，袁世凯之流有意恢复帝制，但终因全国人民的反对而被迫取消；第三是指1917年张勋利用府院之争上演复辟闹剧，但仅仅10余日即一败涂地。由此，民主共和之国体更成为国人广泛的共识。

因此，如果把“复汉土，民国兴”改做“帝制废，民国兴”，则更为恰当。

四

《三字经》在介绍完主要的历史大事之后，即是鼓励学童勤奋学习的内容，有的《三字经》紧随其后有“汉贾董，及许郑。皆经师，能述圣”这四句12字简介汉代经学，但有的《三字经》却无此12字。

对这12字的注释，有人认为是指两汉时期的贾逵、董仲舒、许慎、郑玄四位大儒，此恐不然。《三字经》在提到同一类人物时，基本是按照先后顺序来依次表述的，不可能将东汉的贾逵放在西汉的董仲舒之前。

我以为这里的贾应该解读为西汉的贾谊，因为贾谊的主要论著是在汉文帝时期完成的，而董仲舒则主要在汉武帝时期发挥其影响，将“汉贾董”解释为贾谊、董仲舒显然更为合理。东汉的经学大师甚多，最有份量的应该是许慎、马融、郑玄三位，贾逵固然也是一代名儒，但比较而言，和董仲舒、许慎、马融、郑玄相比，还不能算是一个量级的。

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贾谊固然是高瞻远瞩的政论家、思想家，但说到其学术渊源，却又并不限于儒学一门，他本人似乎并无“为经师”的自觉，在“述圣”方面也并无太突出的贡献，更不闻他有什么特别知名的弟子传人。

按《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贾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廉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贾谊早年以吴公为师，而这个吴公和李斯既是同乡，又曾师事于李斯，应该算做是法家的传人。贾谊所谓五饵三表说，颇类战国时纵横家的翻云覆雨；他有关“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的提议虽和儒家有相合之处，但更多的恐怕还是属于阴阳五行的范畴。把这样一个不算醇儒的政论家文学家和董仲舒等人并列在一起作为汉朝“皆经师，能述圣”的代表，有些不伦不类。

笔者对于贾谊，绝无不敬之意，但贾谊之学，非可以“述圣”之“经师”笼罩概括，司马迁《史记》将贾谊与屈原合为一传，班固《汉书》则为贾谊单立一传，观其所录之贾谊文辞，可谓气象万千，驳而不纯。

我的意见是，如果但求学术纯正，可以把这个贾谊的“贾”改换为西汉初期将《尚书》28篇（或谓29篇）传授给世人的“伏生”的“伏”，而把“许与郑”改换成“许马郑”。也就是把这12字改为“汉伏董，许马郑。皆经师，能述圣”。

（《史记》《汉书》《后汉书》有关这七人的材料甚多，如有兴趣，可参看后面的补释。

五

“苏明允，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这里的“苏明允，二十七”，不少《三字经》里也做“苏老泉，二十七”。

二十七固已是成年，但似乎还不应算老，“彼既老，犹悔迟”也许可以改为“彼既长，犹悔迟”更加适宜。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主旨是教导人们不要因为年老体衰就灰心丧气，无所追求，而应该活到老学到老，主题自然是好的，但可惜所谓梁灏苦学，坚持不懈，终在八十二岁大魁天下的佳话，只是个以讹传讹的故事。历史上的梁灏生于963年，死于1004年，字太素，宋朝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23岁时中进士，曾任安抚使、翰林学士，1004年权知开封府时以暴病卒，年仅四十二岁。宋人陈正敏著《遁斋闲览》，听信不实讹传，将所谓 “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录入，后人据此记载，乃将梁灏画作白须皓首之状，元明以来，好事者将这一讹传编为平话、戏曲，遂使这一“佳话”（假话）广为流传。

如果坚持考信传实的原则，则这一荒诞不经的传说似可删去。据我所见，现在的一些新《三字经》中已无这一（即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内容。

如果要弘扬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大可以找其他真实的历史典型来激励读者，比如西汉刘向《说苑·建本》有这样的记载：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平公曰：“安有为人臣而戏其君乎？”师旷曰：“盲臣安敢戏其君乎？臣闻之，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炳烛之明，孰与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若用其意编这样几句“少好学，如日升；老好学，炳烛明”如何？

据新华社2010年4月3日电，美国老人亨利在90多年的人生中，因不识字饱受困扰，他去餐馆吃饭时只能等有人点完后，照单再要一份。如果他前面没人点菜，就宁可饿着也羞于求助。他一直说要学习读书写字，但总抱怨缺乏时间与机会。有一次，侄子要年过九旬的亨利给他写封信，亨利努力了一个月才得写成。从那时，他开始努力尝试记住单词的含义，为此时常熬到深更半夜。经过努力，他终于具备了读写能力，并在接近百岁时出版了自传《以一名渔夫的语言》，这本书如今已成为美国一些小学的励志读本。

亨利也许并不知道“活到老，学到老”的谚语，更不晓得师况有关学习的名言，但是他的所作所为，也应该可以成为我所添加的这十二个字的最好注脚啊。

六

一书既名为经，即似乎不应轻言改更。纵使有错，后人似乎只能任其流行！？比方《圣经》里的旧约部分，即有许多依常识一望而知其不足征信的记录，像亚当活到930岁、诺亚600岁那一年造了方舟，依当时的生活条件医疗水平，如此寿数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历代信教者谁会因此就要求订正，于是类似的说教一直延续至今。

如果把我们的《三字经》也视同宗教圣典，自也无改错的必要；问题是我们《三字经》不是“新约、旧约、古兰经”，而是一本使用了800、900年并至今还在使用的启蒙我国低幼儿童的教材，这样的功能定位应该要求它尽量能够考信传真。

随着时代的进步，《三字经》中某些不妥之处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适时作出某些必要的调整呢？

我倾向于应该。

博大精深的经学钻研，固不可缺；通俗易懂的蒙学引导，更不可轻。传统文化及儒家大一统思想之所以能够潜移默化，影响至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成为共识，相当程度上即依赖千百年来，各种蒙学教材的启发引领。此为中华文明传承之起点，不可不慎，不可不重，不可不精益求精，与时俱进。

七

补释：

有关汉代经学人物的资料，我主要参考了《史记》《汉书》《后汉书》有关记载。我之所以建议把“汉贾董，许与郑。皆经师，能述圣”改为“汉伏董，许马郑。皆经师，能述圣”。部分根据即是这些史书对这几位大师的评议。

1、有关贾逵

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六· 郑范陈贾张列传》，对贾逵的附会谶纬很不以为然，因而在论中称“郑、贾之学，行乎数百年中，遂为诸儒宗，亦徒有以焉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辞仅免，贾逵能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这分明是说贾逵虽一时得知于时主，却未免取巧迎合之嫌，远不及桓谭、郑兴的坚守原则，不阿时君。

  2、 有关许慎

《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对许慎称其“性纯笃，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五经无双许叔重……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3、有关马融

《后汉书 ·卷六十· 马融传》里评价马融的学问是：“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宇器服，多存侈饰。尝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贾君精而不博，郑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 ”

马融的渊博贯通由此可见，

   4、有关郑玄

    郑玄是马融最得意的弟子，《后汉书·卷三十五· 张曹郑列传》评价郑玄：“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损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论曰：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单就学术成就而言，范晔对郑玄的评价可谓登峰造极、无以复加。后来蔡元培出掌北大，提倡“囊括大典，网罗众家”，这两句其实就来自范晔对郑玄的评价。

5、有关伏生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中称“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

所谓述，在延续、在传承。汉初，天下之大，除却90多岁的伏生，竟找不出第二位能治《尚书》者，若非伏生之力，《尚书》28篇或许很难流传下来，即使有关各篇不至完全湮灭，但苟非伏生讲解，其中的训诂大义恐怕也很难被汉人所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伏生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他在传述《尚书》方面所做的巨大贡献，应该是东汉时期的那个被范晔评价为逢迎时君、附会谶纬的贾逵所不能及的，以他来取代贾谊或贾逵在《三字经》中的位置，无论从时间顺序还是从经学传承的角度而言，我以为都似乎是更合适的。

6、有关董仲舒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传》称董仲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於舍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於春秋，其传公羊氏也。仲舒弟子遂者：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於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董仲舒在学术上很有自己的一些创见，堪为一代鸿儒，同时董仲舒又很善于教导后学，其学生的成才比率远高于其他诸儒。作为思想家、教育家，他都很像当年的孔子。起码在西汉，他的成就、影响是无人可及的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 ·董仲舒传》：“赞曰：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

7、有关贾谊

《史记》与《汉书》所记差不多，此处仅举《汉书》。

班固《汉书·卷四十八· 贾谊传》：“贾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诸生于是以为能。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文帝廉让未皇也。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由此可见贾谊其实博通诸家之学，并不是一介严守周孔之学的醇儒、经师。

  （作者简介：董寅生（1967—），男，邯郸学院文史学院历史系，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