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孝远先生在谈到文艺复兴的时候这样写道：“那些人文主义者大智大勇，他们弗趋荣利，乐居山林，在危难之时担负起拯救欧洲的使命。”（见《朱孝远：文艺复兴，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2012年2月2日光明日报）

　　笔者也对文艺复兴很感兴趣，对朱教授这样的说法觉得大惑不解。偶然的机会，看到朱文，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现写就此文与朱教授商榷。

　　我不知道朱孝远说的“弗趋荣利，乐居山林，在危难之时担负起拯救欧洲的使命”具体指谁，可否有文献著作作根据？可否有人物事迹作支撑？但在我看来，这个玩笑开得忒大了些。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中世纪的经院神学把欲望等同于罪恶，而人文主义者除了复兴古典文化和艺术之外，第二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给欲望正名，追求现世的快乐，堂而皇之地赚钱、吃喝、搞女人（或男人）。这帮人先知先觉，才从中世纪宗教神秘主义的天堂梦中醒来，成为“看破了”的现实主义者，怎么会“弗趋荣利，乐居山林”，一下子就变成中国的老子了呢？

　　谁也不能抹杀或贬低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学和艺术成就。但创作他们的那些文学大师和艺术大师们的个人道德品质都不像他们留下的作品光鲜耐看。那些历史上有名的人文主义大人物们，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多半是求名逐利的“真小人”， 贪财好色是他们的通病，而且以此自夸，不以为耻。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概莫能外，还有的人文主义者制黄贩黄，敲诈勒索，甚至盗窃杀人。

　　现在我们具体来看看人文主义大作家和大艺术家们怎么个“弗趋荣利，乐居山林”，又怎么个“在危难之时担负起拯救欧洲的使命”的。让大家来评一评，看看他们是不是济世英雄。

　　据史料，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都是想别人的老婆，而陷入感情痛苦中的人。放在性观念已经相当开放的今天，我们当中有人想别人的老婆也不好意思到处去说，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就喜欢拿这种不很光彩的事来自我炒作。实际上单相思爱欲给了他们文学创作的动力和题材。

　　但丁以《神曲》出名，这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吃螃蟹者，他的学养谈不上很高，有人认为他的拉丁文极差，根本不能算个文人，只能是个羊毛工人。他在《神曲》中意淫别人的老婆，宣传天主教的炼狱迷信。炼狱迷信是和骗人钱财的赎罪券联系在一块的。但他身上最差还是他的人品。可以说，他是个二三其德之人。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他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间，摇来摆去。他先是教皇党人，站在教皇一边，反对皇帝，后来又反对教皇被支持教皇的一派放逐。又为了东山再起，他以一篇政治论文《论帝制》（De Monarchia）向打算入侵佛罗伦萨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卢森堡的亨利七世（Henry VII of Luxembourg，1275－1313）邀宠，他背弃民族独立的立场，建议建立大一统的王朝。他同时写信告诉皇帝，谁谁谁最反对您，为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甘心为侵略者带路。他的如此行径，为他的同党所不耻――做得太过份了。后来教皇党内部和解，唯但丁不受欢迎。他的家乡佛罗伦萨直到2008年才撤消对他的放逐。向君主献媚邀宠的还有马基雅维利，他写《君主论》就是为了讨好梅第奇。

　　彼特拉克身为神职人员，但他包养情妇，他至少有两名私生子。他在教堂里做弥撒的时候看见一位17岁的美女劳拉（Laure de Noves），又动情思慕，作非分之想，这不是淫邪是什么呢？彼特拉克这种人正是人文主义作品重点揭露和讽刺的“过着虚伪和罪恶的生活”的对象。他用意大利语写的十四行体爱情诗在阿维侬没有找到恩主，受到白眼后，就说阿维侬城是“痛苦的源泉，谬论的产地，人间的地狱，”（见剑桥出版社出版的《绘图中世纪史》（The Middle Ages - An Illustrated History by Hanawalt， P131）。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势利小人的怨妇心理。

　　薄伽丘也有同样的毛病。他在1338年前后爱上了那不勒斯国王智者罗伯特（King Robert of Naples，Robert the Wise）的私生女玛丽娅。玛丽娅当时已经是结了婚的。薄伽丘在《十日谈》中一面抨击教士们的虚伪淫乱，一面又对偷情的机智津津乐道，甚至宣扬换妻生活，反禁欲变成了反道德。（见《十日谈》第八日故事第八）

　　大人文主义学者波奇奥·布拉乔里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老牛吃嫩草，他靠着到偏远的修道院淘古籍发了大财，他退休回到佛罗伦萨后，做了豪宅，娶了一位18岁的女孩做妻子，过上令人羡慕的好日子。

　　大师拉斐尔成名之后住进了宫殿般的豪宅，过上了放荡纵欲的生活。我们为艺术家的37岁早夭而哀叹，但我们更应该为他自私的德性和放荡的行为而惋惜。拉斐尔有一名漂亮的情妇，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玛格赫里塔·茹蒂（Margherita Luti，生卒年份不详）。拉斐尔凭财力名气把她弄到了手，但玩了人家又不愿跟人家结婚，只因人家是面包师的女儿，门楣太低。为了攀上权贵，他转而向红衣大主教贝尔纳多（Bernardo Dovizi da Bibbiena，1470—1520）的侄女提亲。据当时杰出的艺术家传记家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称，拉斐尔和贝尔纳多的侄女缔结婚约之后，便和茹蒂连续交欢，纵欲而死！

　　米开朗基罗出名之前制造假文物卖钱。在50多岁的的时候，这位大师长期和一位20多岁的青年男后生托马索·德·卡瓦利耶里（Tommaso Dei Cavalieri，1509－1589）关系暧昧，现在我们还可以读到他令人肉麻的同性恋情诗，其中一句大意是：我愿化作春蚕，吐丝织成衣服，包裹你的身体。

　　米开朗基罗发财后广置庄园田产。我读到的传记上总是见他为钱耿耿于怀，说教皇亏待了他，说他的时间要钱、名誉信用要钱。实际上他从教皇得到的真不少！到他死的时候，留下现金8000金杜卡特，还有数不清的银行账户，在托斯卡纳有数处庄园和乡间别墅，在蒙塔奇诺（Poggio）有两个农场属于他。

　　达·芬奇没有为教皇服务，但他给历山大六世教皇的儿子凯撒·博基亚（Cesare Borgia，1476－1507）打工，担任军事工程师，热心开发研制新式杀人武器：坦克、飞机、潜艇、恶臭炸弹等等。

　　达·芬奇到了晚年离开意大利，投靠法国寻求庇护。对意大利人来说，当时的法国就是侵略者。他最后的岁月是在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cis I，1494－1547）馈赠的城堡别墅里度过的。文艺复兴后期，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如果按照我们这儿的标准，他就是百分之百的叛国投敌的“意奸”！

　　另据史家断言，达·芬奇就是一名鸡奸者（见BBC拍摄的记录片《达·芬奇》）。有一份1476年的佛罗伦萨法庭档案显示，24岁的达芬奇和其他三名青年被控招男妓鸡奸。他成名后和他的学徒长相俊美的小恶魔撒莱（Salai，1480－1524）的关系莫名其妙，令人费尽猜想。

　　这些大师们，实际上无一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现在崇敬他们，是因为他们以超凡的艺术才能创造了艺术瑰宝。他们发挥自己创造才能就是为了扬名立万，这也无可厚非，但绝对扯不上“弗趋荣利，乐居山林”。从严格的道德立场上说，他们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是腐败奢侈的艺术生产的接单人，与教皇、国王、权贵们密切合作，在吞噬国财民脂的盛宴中分一杯羹。

　　以上就是文艺复兴当中的“文坛三杰”和“艺术三杰”的道德人品。放在今日也会在网上受到网友们的拍砖，被口水淹死。

　　那些二三流的人文主义作家及艺人的人品和行为就更加不像样子，与“弗趋荣利，乐居山林”相反，有些人文主义者的个人生活充满了荒唐事。

　　那个以青铜像《珀耳修斯提着美杜莎的头》（Perseus with the Head of Medusa）和米开朗基罗的《大卫》一争高下的贝温尤托·赛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堪称极品人渣，他在创作之余，偷窃、抢劫、强奸、鸡奸、谋杀，无恶不作。他反将这些都写进了他的自传中。

　　文艺复兴时期的讽刺诗的作者彼得罗·阿雷蒂诺（Pietro Aretino，1492－1556），曾写了《大象汉诺的遗嘱》（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the Elephant Hanno.）来讽刺教皇的穷奢极欲。但他以制黄贩黄赚钱，为春宫画配写十四行诗。他的私生活也荒诞离奇，他毫无羞耻地声称自己是“天生的鸡奸者”。他结婚的新娘竟然是一个男扮女装的年少小伙子。

　　德意志的著名人文主义者乌尔利希·冯·胡登（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被马克思称为现实中的唐·吉诃德。此人年纪轻轻，运笔如刀。他对罗马教廷的攻击十分凶猛。但他自己的人品却大有问题，他行为放荡，是妓院的常客。为此他染上了梅毒。在花光所有积蓄，没有钱吃饭的时候，他以他的生花妙笔来敲诈别人，方法是先写好一篇攻击别人，然后要苦主出钱来买。不知胡登的这种行为算不算“大智大勇”？胡登最后死于梅毒。

　　许多位人文主义者死于梅毒。其中包括德意志的著名人文主义者康拉德·凯尔提斯（Conradus Celtis，1459－1508）。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作家艺术家们比伪君子要好一点，但与“担负起拯救欧洲的使命”的道义担当还差得太远太远。

　　朱孝远先生的文章还有诸多问题，比如，他说“人文主义意味着建设为民服务的学科”，人文主义者的五要五不要――“要和平不要战争，要丰裕不要饥饿，要美德不要腐败，要文化不要愚昧，要秩序不要紊乱”，云云。

　　这样的华虚之语，也是离谱得紧。但丁为侵犯他的祖国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支招带路，是不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达芬奇搜肠刮肚地发明杀人武器，是不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还有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宣扬偷人的智慧，愚弄老实人，这也是“要秩序不要紊乱”吗？朱教授还真敢说啊！

　　还有他说文艺复兴是欧洲由衰及兴的转折点的说法，他转述老外的话，主张加尔文是人文主义者，等等，笔者认不都不符合史实。

　　王国维说：可信者不可爱，可爱者不可信。笔者同意袁伟时先生所说，对历史要有敬畏之心，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不可造次。

　　21世纪已经是互联网时代，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传播迅速，重要的历史资料都是公开的，在网上可以轻易找到。那些利用内地信息闭塞，关起门来忽悠的时代就要终结。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非常宽泛的概念，人文主义者宣扬的思想，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有进步的，也有反道德主义的。我认为，文艺复兴主要的成就在文化艺术上，它涉及的只是文化精英和上层权贵，并助长了他们的奢侈腐化。我们何需用这样天花乱坠的语言来赞美文艺复兴，况且这种赞词完全不符合史实。一个史学家当客观而慎重，如果用没有节制的虚夸语言来唏嘘历史，那个他就不像是个历史学家，而像一个宣传家或广告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