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提出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这一重要理论概念，他指出资本主义“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这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它是资本主义存在的事实和每一家资本主义公司赖以生存的事实。”【1】熊彼特认为，在这一“创造性破坏过程”中，便孕育着资本主义自我毁灭与自行灭亡的因素。

    “创造性破坏过程”体现在资本主义运行过程的诸多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自始至终自发性地不断产生着自身的否定力量。特别是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其进一步发展不仅会创造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持续进行的社会经济环境与条件,扼杀企业家的创新机遇与创新精神。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竭泽而渔式的疯狂掠夺，也将极大地限制与剥夺资本主义大生产所必需的自然物质条件。更值得一提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还不断地破坏社会生产所必需的人力资源——劳动者的生存与发展。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2】资本主义制度对劳动力资源再生产的破坏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物质生产过程就是大规模抑制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过程

    首先，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使生养子女成为异常沉重的经济负担。人类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根本目的，本是为了自身及家人创造更加美好的物质生存条件。机器大生产所创造的巨大经济财富与科技手段，完全可以让人们无忧无虑地繁育后代。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全然背离了人类劳动的初衷。现代化大生产所产生的丰硕劳动成果，只有极少数资本特权阶层才有资格尽情享用。而广大劳动人民仅仅依靠工资收入，只能维持最低水平的生存条件。资本家一方面通过冻结甚至消减工人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另一方面通过通货膨胀和哄抬物价，来增加自己的利润所得，大大压缩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空间。养儿育女所必需的高额费用以及精力付出，更不是经济状况一般的工薪家庭可以轻易承担的负累。所以，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条件生养众多子女的，或者是富甲一方的富裕阶层，或者是依赖政府福利救济艰难度日的底层穷人。也就是说，只有彻底退出资本主义劳动生产过程的寄生阶层以及极少数高收入的劳动者，才能毫无顾虑地生养子女。对于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养家糊口的广大普通劳动人民来说，结婚生子已经成为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

    其次，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条件，使得繁衍后代成为不堪承受的重负。资本主义劳动雇佣制度以及自由竞争理论所人为挑起的完全不必要的恶性竞争，迫使人们为生计疲于奔命而无暇他顾。由于缺乏必要的劳动就业保障，劳动者在不断寻找工作与保住工作的高负荷下早已身心俱疲，自然对娶妻生子的家庭重任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而无儿无女、无家无业的人，则可以毫无牵挂地轻装上阵，全心全意投入生存竞争。特别是对于妇女而言，怀孕、分娩与哺乳的母性职责，更是意味着巨大的职业风险与生存风险。尽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妇女的就业权给予了某些法律上的保护，但仍然无法改变她们在求职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而且,很多西方国家的托儿所和幼儿园存在数量有限、收费昂贵以及营业时间不合理等严重问题，根本无法充分满足广大劳动群众的现实需要。在以强大的生存压力为特征的极为不利的社会环境与社会条件下，养儿育女、传宗接代等生物最基本的生存本能，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却成了不堪承受的苦差。

    再次，资本主义所大力宣扬的自私自利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扭曲了人们的婚姻观与家庭观，导致整个社会家庭关系冷漠、家庭观念淡薄、家庭功能弱化。家庭对个人的吸引力一降再降，乃至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相当一部分人传宗接代的愿望与可能。资产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独立自由以及吃喝玩乐的享乐主义人生观与价值观，深深地渗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肌体以及一切社会关系，甚至侵蚀了人类最为亲密的家庭关系。王沪宁同志在《美国反对美国》一书中，对此有着极为详尽的分析与批判：“个人主义和私域观念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至家庭关系中也笼罩着这种氛围。我觉得这种家庭精神——个人主义和私域——使家庭关系较难以调整，家庭中紧张态势（Tension）较大。”【3】加之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精明算计，主导了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各项重大人生抉择。当人们以异常冷静的目光客观审视生儿育女的诸多代价与不便，自然也就将家庭视作人生烦恼的开始和昂贵费用的来源。于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民形成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乃至生物生存史上极为奇特的家庭观和生育观。熊彼特对该问题曾经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与阐述:“当资本主义过程由于它所创造的精神状态逐渐使家庭生活价值失去光辉，并拆除旧道德传统在趋向不同生活方式的道路上设置的良心障碍时，它同时补充了新的兴趣和爱好。至于不要孩子，资本主义的创造力生产了效率越来越高的避孕方法，它克服了人类最强烈冲动本来会作出的抵抗。至于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减少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称心合意，为资产阶级家庭提供可供选择的替代物。”【4】

    欧美和日韩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单身化、少子化与老龄化现象，皆因上述几个因素而来。不愿生孩子、不敢生孩子以及生不起孩子的人数与日俱增，断子绝孙的家庭比比皆是。凄清孤寂的西方家庭生活，与非西方国家普通劳动群众儿孙满堂的欢乐场景形成了异常鲜明的对照。毫无疑问，照此趋势发展下去，人口数量的大幅度减少。劳动力资源的严重短缺，最终必将演变为从内部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原动力之一。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大地扼杀了工人阶级的劳动生产积极性

    首先，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感受不到劳动的价值、意义与目的。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赚钱牟利乃是企业运营的最终目的所在。但是，劳动阶级通过辛勤工作所生产的劳动产品却全部归资本家无偿占有，所创造的利润也大都装进了资本家的腰包。迅速积累巨额物质财富的诱惑以及因此而来的骄奢淫逸的物质享受，共同构成了资产阶级发奋图强的最大动力。然而，对于普通工人而言，微薄的工资收入和高昂的税收与物价交相辉映，将他们本已不多的物质财富几乎吞噬殆尽。如果单单凭借劳动所得，也就是勉强维持最低限度的日常开销而已，根本不可能过上安稳富足的好日子。既然只有资本家才能将发家致富的美梦变成现实，所谓勤劳致富只不过是痴人说梦的神话，除了支付账单以勉强糊口之外，资本主义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完全感受不到劳动的价值、意义与目的何在。劳动这一本应最具创造性的人类活动，不幸被异化为不得已而为之的谋生手段。经年累月毫无目的与意义的辛苦劳作，成了劳动人民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将他们的劳动热情消磨得一丝不剩。他们“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殘。……他的劳动不是自愿的劳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5】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者体会不到劳动的乐趣。资本家的工作动力不仅来自于发家致富的物质欲望，而且来自于在商场上大显身手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以及作为万众仰慕的成功者的自豪感。但是，正如美国德裔学者弗洛姆所说：“这种含义的工作、劳动仅存在于上层与中层社会之中，即那些能够聚集若干资金、雇用他人劳动的社会阶层中。对那些只有劳力可以出卖的大多数人来说，工作只不过是一种强迫劳动而已。”【6】在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劳动就业市场上，工人阶级必须曲意迎合资本家的雇佣需求。为此，他们只得将自己的兴趣爱好放置一旁，更谈不到在工作中充分施展自己的天赋与才华。“劳动和工作本身不再是一种令人满意、给人以快乐的活动，劳动和工作成了一种义务，一种摆脱不掉的思想负担。”【7】在为生存计为稻粱谋的庸庸碌碌中，广大劳动人民精力耗尽，斗志皆无。因此，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劳动制度下，工人阶级享受不到任何劳动的快乐，反而感到被剥削与被压迫的难以名状的巨大精神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积极性又从何谈起呢？

    资本主义所实行的劳动雇佣制度、按资分配制度以及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非但无法从物质上与精神上充分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热情，反而极大地压制了他们的工作生产积极性。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人民便采取种种手段与方法，如消极怠工、磨洋工、装病以及蹭福利等等，以求从资本主义劳动的精神磨难中得到解脱。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的工作态度以及逃避劳动的行为方式，既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为了自我保护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无奈策略，也是他们向资本主义制度所发出的无声抗议。

    三、移民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自我毁灭的产物

    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对劳动力资源的强大破坏性作用,无法保证资本主义制度周而复始地持续永久发展下去。随着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减少以及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日渐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活力的丧失，资本主义制度将无可避免地面临难以为继的世纪性难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生的自身的不可持续性，迫使西方资产阶级不得不转向外部寻求可供压榨的人力资源，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移民浪潮因此席卷全球。

    首先，从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人口，无疑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扭转劳动力不足的颓势。靠着从不发达国家所输入的宝贵人力资源，西方资本家得以从劳动力短缺的不利态势下暂时获得喘息之机，延缓了西方资本主义覆灭的进程。移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提供数量可观的廉价劳动人口，落后国家的劳动力还具有西方国家的劳动阶层所不具备的一些特点。他们更愿意接受低下的工资水平与福利待遇，也更容易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这也是他们倍受西方资本家青睐的根本原因。移民之所以比本地人口更容易在薪资等方面得到满足，除了他们比较的基点较低以外，还因为他们并不完全依赖西方国家有限的内部资源来满足自己的一切个人需求。与祖籍国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赋予了他们充分利用那里较为低廉的物价水平与人力成本的绝佳机缘，让他们可以享受到同等甚至更高工资收入的西方工人无法企及的物质生活水平。

    其次，来自落后国家的移民有着比较高涨的劳动热情与劳动积极性。移民虽然常常要干西方人不愿意干的工作，并且要忍受更加低廉的工资待遇与更加恶劣的工作条件，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却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的工人阶级。然而，驱动他们辛苦劳作的动力并非来自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自身，而是来源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之外。尽管外国移民同样无法从资本主义劳动中体会到任何满足感，但是他们却可以借助于来自劳动过程之外的家庭责任感与义务感来极大地化解资本主义劳动的痛苦。这是因为来自非西方国家的移民大多还保存着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家庭观和价值观，家庭和家族在人力、物力与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帮助他们从繁重琐碎的家务劳动以及生养子孙的重负中有所解脱。同时，为了家庭和家族的利益而牺牲奉献的集体主义信念，支撑着他们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为了给子孙后代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他们甘愿忍人所不能忍。家人的感恩与关爱以及所提供的情感支撑，也让他们从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即使一旦失业，他们中的很多人尚有回归祖国这条退路可循，比起无路可退的西方工人具有更大的国际回旋余地，精神上的恐惧感、绝望感与无助感也就小了很多。而个人主义与独立自由等资本主义价值观，却将西方工人置于孤零零单独作战的不利境遇中，并使他们彻底丧失了为家庭和家族谋求物质利益而忘我工作的原动力，看不到如此辛劳的意义与目的何在。

    因此，移民既是西方资产阶级用以解决劳动力短缺以及工人劳动热情低下等问题的权宜之计，也是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的自然产物，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势已去的信号。响彻寰宇的全球化与多元化口号，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苟延残喘的代名词。实际情况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彻底丧失了从内部自行补充人力资源的再生能力，必须依靠从外部大量攫取持守非资本主义价值理念的外来劳动力，才能够暂时维持下去。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创造性破坏过程”的作用，移民群体原本具备的自我生产、自我更新与自我激励等能力与机制，在融入西方劳动力市场的过程中呈逐渐削弱以至消亡的趋势。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不但建筑在非资本主义材料造成的支柱上，而且它的精力来自非资本主义的行为模式，与此同时它必然要破坏这些材料和模式。”【8】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必须持续不断地从外部进行大规模人员引进，若不借助发展中国家所输送的大批劳动力资源，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早已经象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寿终正寝了。所以，大力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不失为彻底斩断西方资本主义人力资源的供血系统，使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陷入瘫痪状态的釜底抽薪之良策。

    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资产阶级是一个极其自私、极其邪恶的阶级，而且已经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为了发财致富，资本家甚至不惜出卖用来绞死自己的绳子。马克思曾断言无产阶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彻底埋葬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新发展趋势表明，西方资产阶级还不得不面临被迫成为自身掘墓人的两难困境。古希腊哲学家亚历士多德曾经指出：“恶会自己破坏自己。如果它成就了完整的恶，那就将令人不堪忍受了。”【9】当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到极端邪恶的程度，可以说它已经成就了完整的恶，等待它的只能是自我毁灭的命运。台湾诗人王白渊在《诗圣泰戈尔》的末尾，引用黑人诗人鲁涅∙马兰的诗，以表达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文明啊！文明啊！你是欧洲人傲慢下无辜众生的灵骨塔！你是建筑在尸骸之上的王国！不论要什么，不论做什么，一切的一切都只是虚伪的蠢动！那是血泪，那是苦恼的叫唤。那是压抑正义的暴力，那是火灾而不是火炬。它所触及的一切悉归灰烬，荡然无存！”【10】

注释：

【1】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 商务印书馆1999年, P.147

【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人民出版社1975年，Pp.552-223

【3】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P.353

【4】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P.246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4.10重印，Pp.54-55

【6】弗洛姆著，孙恺详译，王馨钵校《健全社会》，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P.171

【7】同上P.170

【8】熊彼特著，吴良健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P.251

【9】亚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译注《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P.115

【10】转引自柳书琴《荊棘之道：旅日青年的文学活动与文化抗争》,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P.111

 （作者简介：李建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旅加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