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邦联时代，缺乏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任的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独立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危及政治独立，驱使他们在经济独立的思想道路上，认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他们是从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从美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战略远见和经济思考。“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力地干预经济发展”是制宪会议得以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一个主题。那些草创美国的与会者认为，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推动科学技术发明、推动产业进步至关重要。它被当成惠及全民，使经济达到足够强盛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关键。

美国历史上政府介入经济发展，介入市场，介入资源配置，有着坚实的理念基础。它有100～200年的历史，不是几个人头脑发热的结果。这个经济理论就是美国学派，它既是指导美国经济发展的经济理论，又是对美国经济发展的总结，它的基本特点就是对自由市场的发展道路说“不”。

经济独立是政治独立的基础。政府介入市场和经济的观念，在美国奠基者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关于经济独立和国家政治独立的看法，同毛泽东对二者的看法非常相似。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目的是确保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不会因为在经济和金融上依赖欧洲强权而丧失，甚至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和授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需要。有人研究美国制宪会议发现，“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有力地干预经济发展”是制宪会议得以建立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一个主题。那些草创美国的与会者认为，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对推动科学技术发明、推动产业进步至关重要。它被当成惠及全民，使经济达到足够强盛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关键。在此之前，西方政府介入市场由来已久。伊丽莎白一世的重商主义就是政府和市场的结合，军事和市场的结合。北美殖民地作为英国的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品市场，不是市场运作的结果。这种政府对经济的关系，可能对美国建国那一代人有非常深刻的影响。而且，在邦联时代，缺乏有权威的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放任的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独立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并危及政治独立，驱使他们在经济独立的思想道路上，认识到政府干预的重要性。他们是从国家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的战略高度，来思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从美国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战略远见和经济思考。

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早期美国和在中国一样，也是有争论的。从历史记录看，争论的双方都是主要的决策者。也有些在美国历史上打上自己烙印的著名政治家，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比如安德鲁•杰克逊、马丁•范希伦、詹姆斯•波尔克这三位总统，坚决反对政府干预。他们反对的理由同今天有些中外经济学家相似：过度的政府干预“垄断”了经济，等等。其实，就其实质，是因为他们代表着种植业主的利益，而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一个重大着力点，就是政府支持“现代产业”的发展。在当时的美国，实行奴隶制度的南方坚持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而新兴资产阶级占主导的北方，却是政府干预思想和实践的大本营。这种争论后来导致了南北战争。南方崇尚自由贸易，崇

尚纯粹市场经济，反对政府干预。它们反对政府干预固然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就是要继续让南方成为英国的棉花产地。它们认为政府干预有利于北方的制造业，却损害了南方的种植业。发展道路的讨论和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最终以内战作为句号。发展道路的争论有时候沦为利益的争论。内战结束以后，林肯全面实施美国学派的政策建议。在漫长的经济竞赛的长跑中，政府干预始终占据上风，对美国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围绕美国发展道路的争论中，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些提倡分裂，提倡州权，提倡弱化中央权威的政治流派都反对政府干预和介入经济，反对美国学派。关于州权和联邦权力的争论，关于国家统一和分裂的争论，同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以及政府干预的争论结合在一起。中央政府干预经济，介入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中央权威的巩固，美国的历史经验证明了这点。在邦联时代，中央政府无力干预经济发展，没有权威在全国范围内介入经济发展，美国可以说是一盘散沙，表面上是一个邦联，实际上四分五裂。在联邦时代的最初一段时间，那些反对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势力几乎都同时反对联邦对各州的经济干预。这个争论通过内战才得到解决。

无独有偶，中国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央政府出于统一的需要干预经济在中国也有漫长的历史。比如西汉武帝时期为了削弱分裂势力而推行盐铁官营（盐铁论）。在更早的西周初年，虽然大行分封，但是中央政府在法理上控制着最重要的经济资源——土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此我们不可以只是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看待，要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从几十年、几百年的角度来看，来不得半点短期的实用主义。在这一点上，毛泽东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可以想象当中央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和大幅减少对经济的干预之时，就是中央权威大幅下降之时，政令不出，政令不从，迟早就会产生，就可能是离散趋势开始的时候，国家的统一就会受到威胁。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因此必须从国家的总体战略来思考。

美国学派产生于美国发展的需要，是哲学、政治、政策的组合，是对原教旨自由市场经济哲学的否定。制宪会议以后，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为了干预经济，从政策角度对美国政府介入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介入市场进行思想和实践开拓。在历史上产生巨大作用的有两位。一位是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他的基本哲学是，只有获得经济独立，美国才可能获得完全的政治独立；只有美国在几乎所有必需的产业上获得自足，美国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只有在政府的强力支持和干预下，美国才可能在几乎所有的产业上摆脱英国的控制获得自足。结论就是，为了美国获得完整的独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发展，推动科技进步。1812年战争以后,美国参议员亨利•克莱更加系统地提出了具体的政策选项和经济学思考。这就是“美国制度”（AmericanSystem）说。它的核心内容，成了美国后来100多年发展的政策选择，也是后来美国学派的核心内容。克莱的“美国制度”是专门同“英国制度”（BritishSystem）相区别而提出来的；作为一种学术派别，它是针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提出来的。在当时的世界，已成了同《国富论》彼此竞争的一种经济学流派。《国富论》是对英国道路的总结。美国对《国富论》说“不”，简言之，就是对英国制度和发展道路说“不”。美国要走同英国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一个以政府支持为特点的发展道路。从根据国情选择不同发展道路的角度看，“中国道路”是对“华盛顿共识”说“不”，正如“美国制度”是对“英国制度”说“不”一样。中国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一点同年轻时期的美国相似。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既有伟大的人民，也有能够识破历史密码的伟大的掌舵人。

历史的发展证明，美国早期政治家为美国经济发展奠定的理论、政策和制度基础是符合美国国情的。内战以前由于政府的更迭而有所变化，有时候有些反复，但是这条基本的道路被坚持下来了。如果美国照抄当时最强大最富裕的英国的经济模式和理论，美国可能什么都是，就是不可能成为今天这样的强国。由此可见，把自己的发展道路建立在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上是多么的重要。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如果”可以为后来的选择者提供一种警醒，正如做几何题的时候，一条添加的辅助线，可以帮助你找到正确的答案。在历史研究中，有时候“如果”就是这条辅助线。

在美国独特的发展过程中，在上面的政策和战略选择的基础上产生了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伟大的实践都会有自己的历史总结和前瞻的理论概括。美国学派包括下面几点核心内容：

（1）政府支持和资助产业。包括高关税，政府补贴和支持新兴产业免于国外竞争者的扼杀，政府补贴支持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等。

（2）政府推动基础设施的建设。

（3）建立独立的金融体系，服务工商业，包括用国家权力规范信用和债务市场，抑制金融泡沫和金融投机。

（4）政府通过建立公共大学来支持科学技术发展。

（5）通过政府干预发展“利益和谐”（HarmonyofInterests）的经济，包括“阶级和谐”和产业和谐（工业、农业、商业的和谐）。这个产业和谐颇有一点按“比例”的意思，产业和谐需要政府干预。

总之，美国学派是一种把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融合在一起的宏观经济哲学，中心就是要使美国实现经济独立和自足，迅速完成对英国的超越，反对没有政府支持和干预的自由市场，提倡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它是一种同古典经济学对立的经济思想，是同市场原教旨主义对立的经济思想。美国学派的这种思想在美国可以说是根深蒂固。这就是为什么罗斯福新政得以大行其道，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对经济和产业的干预持续至今。

比较英国的自由市场和美国学派两种制度的不同，林肯的经济顾问凯里曾经写道：“两个制度摆在世界面前……一个旨在制造贫困化以及无知，灭绝人种，以及野蛮掠夺，一个旨在增进富裕，舒适，创造性，以及行为与文明的结合……一个是英国制度，一个是美国制度……”这反映了当时的美国精英对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基本看法。

美国学派在美国经济发展中作用重大。二战后，美国成了世界最大最强的经济体系，原教旨市场思潮在美国才开始流传开来。二战后虽然美国开始在世界推销自由贸易，但是对内，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介入包括对金融行业的管制一直持续到1980年里根时代以前。里根时代可以看作是美国学派在美国衰退的开始，尤其是美国政府对经济决策影响力衰退的开始。然而这也是美国衰退的开始。有一点必须指出，即使是里根以来的30多年，美国联邦政府依然在前述七个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介入美国经济，只不过在有些方面力度比过去减小了。

现在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一下美国成功的基本框架：

（1）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中央政府在多方面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

（2）把经济战略和国家战略结合起来；

（3）一个辽阔而统一的国内市场；

（4）政府的有效监督管理；

（5）土地国有；

（6）中央政府及时调整战略以吸纳市场经济的过剩；

（7）政府推动创新和产业升级；

（8）力图抑制金融泡沫（抑制金融泡沫的年代经济增长良好，放任金融泡沫的年代经济增长缓慢）。

可见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既不能解释历史，也不能预测未来；既不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行的发展模式，也无法为美国走出当下的困局提供有效的方案。面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它是如此的贫困，如此的苍白，却又如此的故步自封。

【黄树东，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人，四川大学经济学硕士，东伊利诺伊州大学经济学硕士，得克萨斯州阿灵顿分校信息管理硕士，CFA，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来源：察网2018-06-04 本文的基本观点在黄树东近期出版的新书《制度与繁荣》中有详细的论述。《制度与繁荣》，2018年4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