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安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然而在唐末以后的千余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究其原因，除经济因素外，战乱使关中地区遭受了巨大的创伤。经过长期战乱，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树木植被大量减少、水资源变得相当短缺，这些因素均加速了长安的衰落，使其失去了作为一国都城的优势。

          长安（今西安）曾经是许多王朝关注的首善之区。据统计，中国古代统一王朝、割据政权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共建立过217处都城，其中立都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长安。宋代以前，先后有十一个王朝、三位流亡皇帝和三位农民起义领袖曾把都城建在这里，历时长达1077年，这在中国古代都城史中是绝无仅有的。另一方面，长安作为国都，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古代都城中也是少见的。盛唐时期的长安城更是首屈一指，它的面积比隋唐洛阳城大1.8倍，比明代南京城大1.9倍，比清代北京城大1.4倍。这说明，长安在周秦汉唐时期是最适宜建都的地方。

         唐代以后，长安城优势不再，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

        唐代以后，除李自成以外，再也没有人把都城建在长安，国都的位置逐渐由西向东转移。五代时，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洛阳和开封为都。其后，两宋分别以开封、杭州为都，元建大都，明朝先居南京，后徙北京，清朝亦以北京为都。定都乃国之大事，需要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唐末以后的千余年间，所有王朝都不再选择长安一带作为国都，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中地区已不再是理想的建都之地。很显然，唐宋之际是关中历史的转折点。

        为什么唐代以后的长安丧失了国都地位？一种观点认为，长安之所以失去国都地位，主要是由于长安的地理位置不太适中。从中国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情况来看，这种观点是比较片面的。地理位置固然重要，但都城的确立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并不是简单取决于地理位置。如果我们全面考察一下中国古代的都城，就会发现地理位置适中的都城是很少的。以“七大古都”而言，南京、杭州地处江南，开封偏东，安阳偏北，北京更靠近东北，都不能说是“适中”。另一种观点认为，长安丧失国都地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具体来说，是因为唐朝中期以后，经济重心南移，关中距江南过于悬远，漕运不便。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似乎也不够全面。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中心也必须移到江南去。明清之际，江南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而此时的都城并不在江南，而是在北京。至于漕运的问题，则是任何一个统一王朝都不可避免的，不论都城设在哪里，都需要得到漕粮的接济，只是漕粮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而已。关中地区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区，这个经济区面积不大。当关中经济繁荣之时，漕运并不占有重要地位；当关中经济区遭到破坏后，漕运才显得重要起来。所以经济并不是长安失去国都地位的唯一原因。

        战争对长安城造成了破坏，使关中地区遭受巨大创伤，这是长安城在唐以后失去国都地位的首要原因

        事实上，长安在唐以后失去国都地位，首先是由于长安城的彻底毁灭。据文献记载，在安史之乱以后的100多年间，宏伟壮丽的长安城虽遭到多次破坏，但尚能得到及时修复。到了唐末，长安城破坏日益严重。中和三年（883），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与唐军在长安一带激战，黄巢离开长安时，曾放火焚烧宫室，而诸道兵入城后，对长安城的破坏尤为严重。据《新唐书·黄巢传》记载：“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弄庐舍；朱泚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惟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①《旧唐书·僖宗本纪》亦载：“初，黄巢据京师，九衢三内，宫室宛然。及诸道兵破贼，争货相攻，纵火焚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②唐僖宗逃到四川后，令王徽充任大明宫留守京、畿安抚制置修奉使，修复长安宫殿，“徽外调兵食，内抚绥流亡，逾年，稍稍完聚。兴复殿寝，裁制有宜”，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两年以后，王重荣、李克用与田令孜大战于沙苑，令孜败归，下令焚烧坊市及宫城，导致“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其后虽有修复，但不久又遭战火焚烧。唐昭宗乾宁三年（896），李茂贞自岐攻入长安，杀人放火，于是“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④这些战争都在一定程度上对长安城造成了破坏。而八年以后，朱全忠在长安的暴行，则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导致了长安城的毁灭。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军阀朱全忠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对长安城进行了彻底破坏。关于朱全忠破坏长安城的情况，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据《旧唐书·昭宗纪》，天祐元年正月十三日：“（朱）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秦人大骂于路曰‘国贼崔胤，如召朱温倾覆社稷，俾我至此，天乎！天乎！’”⑤据《资治通鉴》卷264天祐元年正月条记载，朱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楼，朱全忠遣牙将寇彦卿奉表，称邠、岐兵逼畿甸，请上迁都洛阳；及下楼，裴枢已得全忠移书，促百官东行。戊午，驱徙士民。号哭满路，骂曰：‘贼臣崔胤召朱温来倾覆社稷，使我曹流离至此！’老幼襁属，月余不绝。壬午，车驾发长安，全忠以其将张廷范为御营使，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⑥五代人刘从乂也回忆说：“昔唐之季也，四维幅裂，九鼎毛轻。长庚袭月以腾芒，大盗寻戈而移国。帝车薄狩，夜逐流萤；民屋俱焚，林巢归燕。银阑绮都之庄丽，顿变丘墟；螺宫雁塔之精严，仅余灰烬。”经过这次浩劫，宏伟的长安城被毁灭了。一代名城，化为灰烬，关中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到处都是残破的景象。

        五代时期，在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王朝更替的过程中，关中一带又发生了一系列战争。如后梁开平二年（908），蜀主王建与岐王李茂贞联兵五万攻入关中腹地，与后梁大将刘知俊、王重师大战于幕谷。开平三年（909），刘知俊叛梁，以同州归附岐王，进攻华州、长安。梁太祖令杨师厚讨伐刘知俊；刘知俊则引岐兵据长安与之对抗。刘鄩、牛存节等围长安，久攻不克。后杨师厚出奇兵攻破长安西门，迫使刘知俊大败而归。后梁均王乾化元年（911），岐王以温韬为节度使，进攻长安，与后梁同、华、河中之兵大战于长安附近。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潞王李从珂反于凤翔，西京留守王思同率兵讨之。后晋开运初，以贪官赵在礼为晋昌军节度使，关中之人多受其害。后汉乾祐元年（948），赵思绾夺取长安，“集城中少年，得四千余人，缮城隍，葺楼堞”，与后汉军队对抗，后汉遣诸将进讨。这些战争，都曾造成大量伤亡。如赵思绾入城时，有丁口十万，“及开城，惟余万人而已，其饿毙之数可知矣”。⑦关中地区在唐末久经战乱，本来已经残破不堪，加上五代时期的这些战乱，就更加残破了。

        关中地区生态环境恶化，树木植被大量减少，水资源短缺，是长安城衰落的重要因素

        关中地区本来是生态环境优美的“天府之国”，据文献记载，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号称“陆海”，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府之国”。⑧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这里河湖众多，水源丰富，有泾、渭、霸、滻、丰、滈、潏、涝八水。八水之中，渭水为大，自西而东，奔流不息。其他诸水多汇流入渭，纵横交错，形成“八水绕长安”的格局，使其成为最适宜建都的地方。然而隋唐两代三百余年间，关中地区的人口大量增加，黄土高原开发过度，森林急剧消失，天然植被大量减少，水土流失严重，土壤肥力下降，导致环境污染，水旱灾害不断出现，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而唐末以来的战乱对关中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剧烈。经过长期的战乱，关中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已不能和从前同日而语。

        一方面，树木植被大量减少。这种情况在唐末就已经相当严重。唐人韦庄在《秦妇吟》中写道：“长安寂寂今何有，废市荒街麦苗秀。采樵砍尽杏园花，修寨诛残御沟柳。华轩绣縠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破落园田但有蒿，摧残竹树皆无主。”

        另一方面，水资源变得相当短缺。由于乱砍滥伐，森林减少，唐末以来，关中地区的水资源明显减少。泾、渭、霸等水流量变小，龙首、清明等人工渠道相继干涸。居民生活主要依靠井水，但由于城市污染，长安一带已变为舄卤之地，“井水焦咸，凡阙膳羞烹饪，皆失其味，求其甘者，略无一二”。

         此外，关中地区的耕地质量亦大幅度下降。由于人口锐减，水利失修，不少地方又走上了粗放经营的老路。上述情况表明，五代时期关中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与唐代相去甚远，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已趋于恶化。

        由于这些原因，长安城失去了作为国都的优势。五代时期是多事之秋，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都城建设。长安城既已毁灭，关中又如此残破，当然不如定鼎中原，在洛阳或开封建都。正因如此，五代时长安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下降为一般性的地方都会。五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东部地区成为历代统治者关心的重点。另一方面，关中地区的恢复速度很慢，到宋元时，依然是残破的景象。宋代西北用兵，关中之民“畜产荡尽”，十室九空，可见宋时关中尚未复苏。及至金人占据关中，长安一带再度遭受破坏。时人李献甫在《长安行》中写道：“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自然不会选择在关中建都了。

        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末年以后，长安城不再是国都，但长安一带毕竟是周秦汉唐诸朝的中心所在，其地理位置仍然是相当重要的。因而无论哪一个王朝，都不能不重视长安一带的问题。如后梁开平元年（907）四月，京兆府更名为大安府，以长安县为大安县，以万年县为大年县。开平三年（909）七月，佑国军被改为永平军。后唐同光元年（923）十一月，永平军被废，复以大安府为西京京兆府，以大安县为长安县，大年县为万年县。后晋天福三年（938）十月，西京废，统治者在京兆府设晋昌军。后汉乾祐元年（948）三月，晋昌军被改为永兴军。后周时，统治者仍以京兆府永兴军为管理关中地区事务的重要机构；宋元以降，则建置不一：元时长安称“奉元城”，明清改称西安，亦为西部重要的军事重镇。

      【注释】

    ①[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225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648页。

    ②[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01页。

    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85），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83页。

    ④[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1页。

    ⑤[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5页。

    ⑥[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64），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186页。

    ⑦[宋]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09），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73页。

    ⑧王双怀：《中国历史上的“天府之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来源：《人民论坛》2017年9月上  原文题目为《古长安城的历史兴衰与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