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之“新”主要在于把“人民性”强调到了“人民万岁”的高度。这种“新”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旧”的人民自治的堕落。随着皇权腐朽和最后崩塌，乡绅不知道该认同谁，跟谁走。土匪来了跟土匪，日本人来了跟日本人，国民党来了跟国民党。“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经常的，带头给自家谋私利成了天经地义，于是领导人民自治的“乡绅”堕落成“土豪劣绅”。对比之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治是“新”的。

我以“人民共和国的人民性”为题，谈五个问题。

第一，解释两对概念，“群众与人民”和“政府之治与人民自治”。

第一对概念是“群众与人民”。没有组织的是“群众”，是一盘散沙，其中的规则是弱肉强食。群众被组织起来了，有了自治组织，就是“人民”。有了人民才谈得上“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权益(权利)”。第二对概念是“政府之治与人民自治”。古今中外，无论大小贫富，治国都以扁平的人民自治组织为主，科层的政府管理为辅。科层体系能办“大事”却办不了“小事”，扁平组织能办“小事”却办不了“大事”。执政靠“民心”，而“民心”主要取决于办好“小事”而非“大事”。“小事”办不好，“大事”也就逐渐办不到了。这个道理，中国古人早就懂得，我以往论述不少，在此不赘述。

就“政府之治与人民自治”我想补充两个看法。首先，人民自治怎么实现?人民能自发组织起来形成“人民自治”吗?我认为不可能。是群众中的本地精英把群众组织起来的。这些精英的状态和特质决定了这个组织是否属于“人民自治”组织。我们很难把“黑社会”称为人民自治组织，也很难把土豪劣绅领导的乡村“土围子”称为人民自治组织。包括“海选”出来的村民委员会在内，所谓“自发”组织经常由社区里的少数流氓无赖劫持，为他们谋私利提供方便。热心为社区公益服务的精英通常隶属某个文明先进的大型组织，如党派或教会的基层成员，如传统中国的儒门弟子集团(而今可称“儒党”)中“知书达理”的乡绅。这些人领导的自治组织大体是人民自治组织。西方人在自组织“society”前面要加个形容词，称为“civil”，与我说的“人民”自组织含义大致相当。怎样区分是否“civil”或者是否有“人民性”?我看只能从原则上区分，带头人谋私利的组织就不“civil”，带头人谋公益的组织就“civil”。

其次，政府之治怎么实现?与人民自治有关吗?一方面是政府垄断了暴力和税收就获得了治权，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民自治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人民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好，其精英领袖与执政者同属一个政治集团，则政府拥有这个地方的治权。人民自治组织与政府关系差，其精英领袖与执政者不属同一个政治集团，则政府丧失这个地方的治权。换言之，在哪个社区里拥有自治领导权，政府就在那个社区拥有执政权;在哪个社区丧失了自治领导权，政府就在那个社区丧失了执政权。丧失了大部分社区的领导权，国民党政府垄断暴力和税收的执政权就成了空中楼阁。这样看，国民党就不是在1949年10月1日忽然丢掉了执政权。

第二，解释新中国的“新”，也就是“人民性”从哪里来。

新中国叫做“人民共和国”，而且各行各业都冠以“人民”之名，人民邮政、人民航空、人民铁路、人民军队，等等。新中国之“新”主要在于把“人民性”强调到了“人民万岁”的高度。这种“新”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旧”的人民自治的堕落。随着皇权腐朽和最后崩塌，乡绅不知道该认同谁，跟谁走。土匪来了跟土匪，日本人来了跟日本人，国民党来了跟国民党。“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经常的，带头给自家谋私利成了天经地义，于是领导人民自治的“乡绅”堕落成“土豪劣绅”。对比之下，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自治是“新”的。

这样，问题就来了，共产党的自治为什么特别强调“人民”，强调人民的权力和权益?明显的原因有四个。其一是西方的民主大潮。虽然西方民主有很强的阶级性，但的确催生了“人民”这个概念和人人平等的大众意识。自20世纪初开始，西方的民权思想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

其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马克思认为世界势将简化为两大阶级，即少数的资产阶级和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因而倡导“无产阶级专政”。十月革命首次把马克思的思想落了地，建立了第一个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用李大钊的话说是“庶民的胜利”。尽管列宁的革命思想里有些精英主义色彩，但他十分强调劳工地位，实行“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司法权也归人民代表大会所有。

其三是中国的三千年民本主义传统。民本思想早于儒家，由儒家发扬光大。春秋时的诸子百家有个共同的核心，就是以民为本。用今天的话概括，民本思想就是“为人民服务”。

其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争经验。共产党的军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完全依仗人民，打“人民战争”。共产党在每个连队、每个村庄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坚持了二十多年，换来了广大农民的信任，把“最后一碗米、最后一块布、最后一个儿子”交给共产党的军队。中国革命的胜利绝非必然，而是个奇迹。对这个奇迹的认识在毛泽东的《愚公移山》里有精彩表述。党就是带着子孙挖山不止的“愚公”，最终感动了人民这个“上帝”，然后人民以其伟力自己解放了自己，把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移走了，而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则明白无误地表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宗旨。

第三，解释“人民性”四十年的衰落。

“人民性”的退潮始于中西同步的“文革”的退潮。在中国闹“文革”的时候，除了苏联例外，全世界也在闹“文革”，全世界的“人民性”达到了顶点。为什么“人民性”在世界范围内退潮?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青年们闹“文革”的对象消失了，帝国主义退出了殖民地。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代表了右翼精英主义的浴火重生。在中国则因为看到“文革”的教训，重新开启了专业化和知识化的精英主义。

中国的精英主义大致居于左右之间。顺带澄清一对概念。我们可以用精英主义(elitism)和平民主义(populism)简单地理解世界。根据对世界市场的立场再把这两大类分成左右两翼，这样就是四大类，左翼精英主义和左翼平民主义，右翼精英主义和右翼平民主义。

我国把“populism”翻译成“民粹主义”，大致是误译，译成“平民主义”比较贴切，与“精英主义”构成一对。“民粹”原本用来特指列宁批判的一个俄国思想流派，在中国是明显的贬义词;而“populist”未必是贬义词，比如一度任特朗普政府高官的班农经常自豪地称自己是“populist”，代表美国的“populism”。

在市场时代，特别是全球市场时代，精英主义取得了极大成功，压抑了平民主义。2008年的“金融海啸”标志着已经旺盛四十年的精英主义走向衰落，新自由主义落潮，左翼和右翼的平民主义重新高涨。在以往的四十年里，世界市场几乎冲垮了所有国家的社会自治组织。对精英而言，群众最好是无组织的、“自由”的、任由跨国资本集团渗透、任由他们描述的未来技术乌托邦摆布，相信自己落伍，是蠢货。平民主义重提“人民性”，隐含着把群众重新组织起来的意思，强调以人民组织的力量对抗世界市场。这明显是一种保守主义，但也可说是进步主义。

第四，解释“新时代”与“人民性”的回归。

十九大提出我国新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回归“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而且重新举起了“共同富裕”的旗帜。报告提到“人民”一词多达203次。这是大转折的信号，标志着我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场大转折?因为创造了经济奇迹的让一部分精英先富起来的老路走不下去了：社会从分化到分裂，共产党出现腐化和官僚主义化，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也恶化了。

新路怎么走?我从社会讲起，首先是重建社会。什么是重建社会?把群众的居住社区重新组织起来，守望相助，没病的帮有病的，年轻的帮年老的，有知识的帮缺知识的，有钱的帮缺钱的，居民遵守纪律，恢复社区正常秩序，弘扬公平正义的正气，弘扬伦理道德，弘扬共享的公益精神，我看这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就是社会主义。

而今，居民社区基本上是一盘散沙。有人说一盘散沙主要是农村的状态，其实在城市居民区更严重。城市里的劳动者由市场机制严密组织起来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领导干部热衷在私营企业建党组织。是想帮资本家管理工人还是帮工人涨薪水?支部书记从企业跳槽了，党组织也跟着消失?企业垮了，党组织也跟着垮?尽管劳动者被市场严密组织起来了，但居民社区却堕落成一盘散沙。居民没组织，社区没组织，就盛行弱肉强食，居民就互坑互害，社区秩序就每况愈下，群众就越来越难过，越来越不满。一个居委会起初只管二三十户，在“队为基础”的时代一个农村生产队起初也只有二三十户。现在一个居委会可能管好几万人。为什么居住社区比工作场域重要得多?因为人们工作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为了家居生活，为了美好生活。一天不是8小时，而是24小时。工作是为了养小孩、送老人，为安全退养。可怎样才能重建社会，建设美好生活、美好社会?

其次谈党，关于党的建设。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重建社会。党为什么会腐化、盛行官僚主义?因为党脱离了基层，脱离了居民，脱离了“小事”，脱离了群众的生活。怎么办?十九大报告在从严治党那一节的第四点要求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指出：“加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扩大基层党组织覆盖面，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在我看，应该在党的领导下把分散的居民重新组织起来，把群众组织成人民。在每个居民小区建设党支部，每栋大楼有党小组，带头组织业委会、房客委员会、纠纷仲裁会、经济互助会、家长会、老人会、猫狗会、家居物品交换共享会、小区环境绿化会，等等。

党政系统还要把社区服务工作“外包”给“社会组织”，党政科层体系连自己的党员队伍都脱离了，眼里哪还有群众?所以，从开头我就讲，群众组织起来才是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益。从开头我就讲，人民的自组织不是自发组织。从开头我就讲，小事比大事重要，因为把乡村家家户户的“小事”办好了，共产党就获得了政权。国民党有钱有枪，但在基层没了根基，就成了空中楼阁。从开头我就讲，组织居民自治的权力和能力就是执政权，丧失了这个权力和能力就丧失了执政权。因为人民自组织的权力一度大到荒唐的地步，涉足家庭内部私事，所以“文革”的集体记忆中有“不自由”的恐惧。而今，我们倡导家庭管“私事”，人民自治管“小事”，科层体系管“大事”。

这样的治理体系将获得如下的治理能力：其一，管理成本大幅下降，管理效率大幅上升。其二，党能因为这种群众路线而不再腐败和官僚主义。其三，有了每个居民区的正气，就会有整个社会的正气。公德不彰不是因为人们没学《论语》，而是因为社区没组织，弱肉强食的规则导致居民彼此互坑互害。道德来自社区的人民自组织，爱社区才爱家乡，爱家乡才爱国。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美好生活在于人民有组织。而共产党要想不腐败就不能脱离百姓，就要保持党是扁平组织的基本性质，就要回到居民区组织群众，让群众信任党、热爱党，让党的基层组织监督上级组织，不断提醒党不忘初心，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下而上地支配执政者，支配执法机关乃至宏观政策。我想，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次序问题，也是“人民性”的回归。

第五，猜度新技术革命与“人民性”的关系。

新科技能否取代我今天讲的“人民性”?有官员和企业家，还有年轻学者曾对我说，有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今天你看到的所有社会管理问题都能自动解决。老实说，我怀疑精英们描述的第N次技术革命和技术乌托邦能否解决我上面说的问题。“人民性”讲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精英与平民的关系，是大众与执政者的关系。这关系会被人与物的关系取代?相信人工智能将消灭政治学乃至社会科学，是深刻还是浅薄?

（潘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察网2018-01-24    原文出自《开放时代》2018年第1期"人民共和国的文明内涵"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