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唯物主义大道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我觉得前所未有的光荣，这个时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我们创造的。我这样说不是喊口号。这个思想的成长是经过反复的，但是只要遵循着唯物主义大道理，你就能前进。中国13亿人民，你为他们的利益去奋斗，很多事情你就能理解。 我要讲这么几方面： 第一，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说毛主席，我们就不能回避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他的世界观是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成长离不开。我记得小时候学语文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话，外国人说毛泽东是一个诗人，我们的同志回答，不，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这些定义才是对的，把他当作诗人，当作战略家都不够，他是个伟人。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不是从战术层面讲，战术不能决定历史。涨潮之时，静漂自可登陆，退潮之际，越游离岸越远。如果不在大势上，在大方向错了，那你越游离岸就越远。 战略看大势，讲“形势”，没有“势”，这个“形”就没有意义。中国人常讲“势力”和“势利”，势有了，你什么都有。毛主席说，路线正确，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队伍可以有队伍。今天也一样，你只要是路线正确，没有钱可以有钱，没有人可以有人，人们会因进步的事业而凝聚到一起。 中国人常说“事情”，这个词可深刻了。人到60岁的话，很多小词的深意都悟出来了。事在先，情在后，事成情至。现在年轻同志不理解，总把酒桌上的事当个事，两杯酒下肚，就要当朋友。其实，你没有事业就没有朋友。事情，事是情的纽带，你只要事做了，情到不到都不要紧，人是跟着事走的，不是跟着情走。事业越大你的朋友圈越大;你的事业越久远，跟随你的人就越久远。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好几代人都会跟着他，在中国历史上他是不可或缺的。 回想十年前，中国有很多所谓的“公知派”。“公知”这个词的含义是说脱离实际的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比如古代战国时代的书里讲“宋人”，都是被讽刺的对象，比如宋襄公，有点像今天的公知，死守教条。今天“左”“右”面都有公知。事实上，脱离实际，“左”“右”都不行。昨天那些脱离实际的“公知”们要钱有钱，要范儿有范儿，美国总统来了还接见他们。今天呢?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反华帮”。“万里长城”就是社会主义中国，苏联不在了，中国不仅在，而且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更加强大，可当年那些逢中必反的“公知”却都找不到了。习主席说的是对的，历史不等待彷徨者、犹豫者，历史等待的是前进者，“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所以要学会看大势。我们学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也就是学这一点。大势决定一切。 第二，要讲中国实际。“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情况，这个一定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是经历重大牺牲才得到的。开始大家都是在上面漂着，最后叫蒋介石拿机关枪逼得从天上钻到土里，又从土里长了出来，长出来的这个思想叫毛泽东思想。此前的思想多是从克里姆林宫来的，正如今天有些人的“改革方案”是从白宫来的一样。从“宫”里来的都不好，从土里长出来的才好。思想必须从土里来。只要脱离本土，你就一事无成。在北大讲课尤其要说这个，北大就容易脱离实际，为什么?牌子太大，光环太耀眼。我党曾有两次犯重大错误的人都是北大出来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毛泽东是师范的，还没有文凭。真理是从哪儿来?从土里出来的。毛泽东接地气。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还有毛泽东的革命精神，他有历史唯物主义精神，毛泽东在任何时候都是乐观的，越困难越乐观。革命时期，毛泽东只有两个时候情绪稍有低落：一个是1927年，一个1935年。讲这个时候，就要讲中国实际，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地缘政治。打仗若不能够和中国的实际结合就不行。我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地缘政治论》。中国的每个地方都是有生命的，我相信毛泽东也是这样认为的。当年毛泽东平息西藏叛乱的时候，胡适就说，平叛不了，当年日本人连在江苏山地都弄不了，共产党怎么能在西藏那个地方弄成事呢。毛泽东写文章说，你没在那儿打过仗，我在那儿打过仗，我知道我们一定赢。这就是实际情况。长征路上，张国焘说要往四川走，毛泽东说不行，必须出去，这是因为历史有血的教训。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为什么毛泽东打得那么漂亮?他知道地形。 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和一首诗相关，就是《念奴娇·北戴河》：“箫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怎么就换了人间?诗中有一句“东临碣石有遗篇”，是指曹操的《观沧海》。为什么要说曹操呢?曹操解决东北的乌桓问题。曹操解决完乌桓后立即挥师南下，准备过长江。在这样的心情中，曹操就写了《观沧海》那首诗。1953年，毛泽东刚刚解决了朝鲜问题，心情特别好，因为东北亚问题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 下面的诗还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战略和策略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坚守的。有唯物论，还有辩证法，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二者就要结合。 第三，不忘初心，培养接班人，这两个都是大事。“僧是愚氓犹可训”，赫鲁晓夫这个“僧”啊，笨是笨一点，但是还可以教育。毛主席看到赫鲁晓夫在苏联胡来，就想到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中国将来的接班人会不会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原因是脱离实际，一脱离实际脑子就飘，一飘就必然走那条路，最后就把国家的事业毁了。毛主席觉得中国未来的接班人不能那样，从20世纪60年代起，毛泽东就开始重视抓教育，搞教育革命。 中国人民经历了两次长征，或者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经历两次长征，一次就是毛泽东带领长征，一次就是上山下乡。上山下乡也是一次长征，是一次精神长征，这次长征是锻造了一大批青年人。毛泽东那一代人赢了苏联，后来这批人赢了美国。我们想想，历史上能有多少人在二三十年间看到了两个帝国的衰亡?在上个世纪它们可都是震撼天下的帝国，一个是红色苏联，已没有了;另一个是美国，也在快速衰落，可我们中国正在崛起。我说的美国衰落是美帝国衰落，美利坚还在;苏联倒了，俄罗斯还在。美国一旦回到民族国家，它就解放了、自由了。恩格斯说，当一个民族还在压迫别的民族的时候，它不是一个自由民族。美帝国今天压迫别人，实际上也伤害了自己。它一旦不压迫别人的话，自己也解放了。美帝国与美国是有区别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上升。苏联是在GDP、在枪炮、在武装、在战士勇敢性方面一点都不输对方的时候倒下的。美国也是，美国生产力各方面都还好，败在哪儿?败在人上。领导治国理政的能力下降了。怎么会下降呢?脱离实际，学院派都是考试出来的。考试考不出人才，必须从实际矛盾中来。 风展红旗如画先从“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讲起，说说我是如何想到毛泽东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的。有一次我到成都杜甫草堂去，看了介绍知道毛泽东在杜甫草堂曾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这对我理解毛泽东诗词启发很大，毛泽东的诗就是政治诗，其实，那是毛泽东在说自己的诗。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曾应诗人徐迟之邀，亲笔题词：“诗言志。” 我们研究毛泽东，研究什么?就说研究文学，首先毛泽东的文采不用说了，但是不能把毛泽东当作文学家来研究，而我们许多同志都从文学的角度研究毛泽东诗词，表述其“何等豪迈，何等情怀!”，难道李白不豪迈、李白不情怀?诗人都情怀。但是毛泽东跟他们不一样，毛泽东讲的是政治，而政治是战略问题的核心。李白这些诗人写完就完了，也没想改造世界，所以他为改造世界的事也不负责。毛泽东说杜甫是政治诗，杜甫是想从政的，所以杜甫的诗里头贯穿着经世致用的精神。大家读一下：“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四句是说政治，说做事要恰到好处，如果不知时节就是“坏雨”。同是办好事，但办的不在点上就是坏事。“随风潜入夜”，要借势，用咱们的话说，党的领导，人民群众支持，你要借党和人民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办完了别宣扬个人，那是领导群众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路上看着很孤独，实际上进步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天早上一看，好家伙，“花重锦官城”。很多同志是好心，但往往办事办成砸事。这讲的是治国理政。杜甫和李白两个人相比，杜甫就懂政治，毛泽东看出来这一点。我们读毛泽东更应该看出这点。 毛泽东诗词里面最重要的特点在哪儿呢?他强调唯物主义。大家知道唯物主义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人要吃饭。所有的道理必须归到这个上面来，人得吃饭。真理是从哪儿来的呢?从哪儿来展示真理呢?真理是从斗争中、从生死存亡中来的。什么时候你接近真理?生和死的时候。如果人生的所有可以简化，公分母约掉，约掉的最后就是生死。为什么有生死?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发展的无限性的矛盾。人类都要发展，人类都要快速发展，如果发展了以后，你就能作为一个强者，立于不败之地，但是你作为强者就要更多的资源，弱者就没有资源，于是这样就出现了资源争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说的是一样的，人要吃饭。“吃饭”说得通俗，如果从哲学上讲就是争资源，人只要有生命，就要有支撑生命的资源。我们现在很多同志都想，人可以不要斗争，人干嘛要斗争啊?“公知”就这样认为，戈尔巴乔夫就这样认为。为什么?人一吃饱就胡思乱想。不相信咱们可做实验。如果我们今天都吃饱后再来探讨粮食安全，准保不靠谱;如果饿三天，探讨粮食安全准保靠谱。中间弄个馒头，你多高的学位在馒头面前都是公平的。你说我是哈佛毕业的，饿三天肚子叫的声音是一样的，没有分哈佛的叫声还是师范的叫声，都是一个叫声。饿三天，你会议室中间放个馒头，看他们进来看什么，眼睛盯着馒头，这时就没那么飘了，就不会将“粮食安全”分出什么“广义”、“狭义”，还有什么模型。眼中就是馍馍。吃饱了，馍馍叫“汉堡”、叫“三明治”，饿了就叫馍馍，跟农民叫的是一样的。还有饿三天你吃广义粮食还是狭义的?于是方法越笨越接近真理。 有人常说“我就是我”，那怎么可能呢?在这个国家，拿了身份证，你就是国家的公民，公民要效忠于这个国家，这跑不掉。除非你不要国家保护。他说我就是我。说什么呢?没饿肚子，饿肚子时你就知道集体是什么。饿肚子这个事过去是太经常发生了，但是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没有感觉了。我小时候我妈问我：孩子饿吗?我问，什么是饿?我妈说，傻孩子，还不知道饿，你肚子咕咕叫过没有?我说叫过啊。她说那就是饿。人只要饿肚子，特别是饿到极端的时候，真理就展示出来了。为什么?资源有限。 我们看世界地图。世界地图是人类文明的活化石，其特点是国家的边界线就是国家资源的控制线，各国都有资源控制线，为什么边界线大部分是弯曲的?这说明它们绝不是谈出来的，是打出来的。边界的直线说明两国关系好，但它们大部分都在沙漠地带，不用争，没资源;争的地方都是曲线。这说明人是要斗争的，国界的每个拐点并不是蓝颜色，而是血蘸出来的，血浸泡出来的。谁的血?战士的血。为什么?要争夺资源。如果不争资源就好说了，如果气候也没有大变化，资源也不减少，这样人也就不用进化了，我们现在都在树上吃果子呢，还是猴子。亿万年前，一部分森林没有了，有部分猴子被赶到地面，它们为了生存就必须站起来，站起来就进化成了人。人最后端着枪又把原先那部分猴子赶走了。就是这样，生存斗争使人类进步。要斗争，就要学战略。战略课程不复杂，就是生死存亡、不要想那么多。 有一次，有位女学生跟我说，老师要求她的国际政治论文要有模型，先用模型，带上数据。我说这样不要说找敌人，先看能不能找出一个男朋友?你谈恋爱前是拿模型来找对象的吗?不是的，靠什么?靠经过的事和考验。老年人为什么不说爱不爱，因为经过事了，事到情就到了。年轻人总问爱不爱，那是没经事，不放心。什么叫担当?担当就是生死存亡。战略思维的坐标系是什么?就是生死存亡。为什么?资源有限。谁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胜利，不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谁就灭亡。 战国时的齐国怎么灭亡的?太有钱了，一有钱就饱暖思淫欲，脑子就不行了。富不过三代，因为第一代是打出来的江山，有经验。第二代有财富，财富使经验消失了，有钱就没有经验，有经验就没钱，没办法，经验又不能继承，只有继承财富。当你继承财富的时候，上帝就不给你经验了。所以很多有钱人家或政治家，总把孩子放到艰苦的地方去，从小就下基层去，只有下去才能接好班，家族的班能接，党的班能接，革命的班能接，国家的班也接。能做“下人”才能做“上人”，能吃多大的苦，才能享多大的福，这是辩证的。直接从福过来就什么都做不好。 我说的齐国就是这样。齐国太有钱了，就玩儿虚的，玩什么?玩“百花齐放”，玩“稷下学宫”，在那儿做研究，弄一些人，好像声势浩大，实则脱离实际。弄什么“白马非马”，战士骑着马要打仗，告诉战士他骑的不是马又是马，这让战士怎么打?宋朝也是这样。宋朝苏轼的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是个亡国的人，他写诗是很豪迈，但是打不到点儿上。毛泽东读宋朝政论文的时候，说言不及意，大而无当，基本是批评多。说宋朝，特别是北宋，不要光看它豪迈，没有用，要办事。“横看成岭侧成峰”，要翻成政治诗就看出危险性了，它里面是禅宗意识，没有担当：说你是宋朝人就宋朝人，你把你当宋朝人，不把你当宋朝人你就不是宋朝人。那这不就完了吗?研究一下宋朝的“靖康之耻”，再研究一下明朝的“土木之变”，于谦有担当，明朝人就挡住了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宋朝，北方金人一来就跑，一跑，半壁江山就没了;明人挡住瓦剌大军，近两百年的江山就出现了。有时候人的精神力量很起作用。战国时齐国搞唯心，秦国还给它钱，给黄金，给它好多“课题费”，叫齐人在那儿“自行脑残”，最后秦国打仗的时候打到齐国门下。齐王建主动称臣投降。秦国给他一个地方叫共的封地，有松树苍柏，就是不给吃不给喝，让他知道什么是唯物主义。秦王是在讽刺他，你不是喜欢苍柏、白云吗?就叫你在这儿生生饿死。 要和中国实际相联系我们中国人天生倾向接受唯物主义。这是因为中国人所遇到的亡国灾难都是唯心主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中的实事求是认识论的形成，是有五千多年实践经验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汉朝的时候，西汉还好一点，东汉就脱离实际了，空讲名学，就像今天空讲普世一样，跟宋朝空讲理学一样。普世，什么事不管，先问符合不符合名学，这是古代的“本本主义”。曹操说了一句非常狠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句话说起来狠，实际上就是反名学，因为东汉名学太不管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就是在东汉提出来的。提出这个思想是由于当时社会太不实事求是了。 北宋是怎么回事?北宋是经济发展太好了，麦迪逊写的《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说，宋朝经济是世界上最好的，但意识形态却是空讲理学。讲理学还掺杂了禅宗的思想，比东汉更糟糕。禅宗是亡国的学问，其特点是没有担当。作为个体的人往往喜欢它，原因在哪儿呢?它能让人的痛苦得到解脱，但却指不出前途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就是这个;有什么前途、方向，不知道。但禅宗在宋朝的思想界影响很大，苏轼的那首《题西林壁》是典型的禅宗思想，鲁迅笔下的“阿Q”也体现了禅宗的堕落形式。 北宋亡，朱熹出。朱熹这个人是革命的理学家，他的贡献是将理学从天上拽到地下，他把“四书”放在学堂至尊必读的地位。“四书”的特点是什么?经世致用。这与今天我们把马列的著作放在讲堂至尊地位的作用很相似。将马列主义放到咱们的主讲地位是对的。我年轻时在西北大学读书，当时我学的专业是英语，但大家听我今天讲课却没有什么詹姆斯、汤姆斯、约瑟夫·奈之类的，说那不管用。就是说中国话办中国事，中国事办成才能说世界的事。当时我在西北大学上学时听政治经济学的课，就几个人听课，我一直听到底，那门课对我一生都有好处。如果你很小的时候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你从小就站到了理论的制高点上。学《毛泽东选集》也行，《毛泽东选集》也是很伟大的，说得都是唯物主义。 现在拍的战争片，在那么残酷的环境，还都是美女，长睫毛，一闪一闪的，临死的时候还问爱不爱?听到回答说爱!头一歪，死了。大家想可能吗?没有生死感，到处都是爱，日本人跟国民党爱，国民党跟共产党爱，爱情高于一切，忘了组织任务，不要组织，那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什么要玩儿这个?吃太饱了。我听我妈说，我爸找我妈相亲的时候，从陕北背着一大麻袋的馒头。这是饥饿年代，这个管用。现在孩子就认为信用卡管用，其实，这些是最脆弱的。馒头管用，这就是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给我们讲的最朴素的道理，由此，便有了价值和使用价值对立，有了唯物辩证法。 宋朝是中世纪世界各王朝中财富积累最多的国家。据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与此同时，宋代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末期周程理学，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与此相应，宋朝人才的选拔途径也坠入东汉名学的末路：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侯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2]，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些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并没有警醒沉湎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作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最终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3]。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4]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空论使宋人最终遭到报应：皇帝竟被自己原来瞧不上的金人虏去，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押解北上，东京城中财富被掠一空。北宋亡后第三年，朱熹出世，南宋初弥漫于知识阶层的思想主题是救亡，这对朱熹影响很大。朱熹不当官，做学问，他做的学问是真学问。我们说朱熹是伟大的思想家，不要仅纠结于他的“缠脚”小节，最重要是他占领了当时的思想阵地，将宋人的思想从天上拉到地上。他当时的学术辩论主题都是谈这个问题的。 朱熹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开始进步了，讲究经世致用的学问。明朝末又出来王阳明，王阳明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让人将思想之根进一步落实扎深。正心，就是讲立场。为什么?北宋人、明朝人太不讲立场，空学之士，读书很多，形式主义也很厉害，就是不管用。就在崇祯临死时还说让人在他死后用他的头发盖住脸，不要影响了老百姓。死前都要来个范儿。那时整个时代都在作秀，所以王阳明说不能这样，要正心。 从王阳明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什么变化?就是抓枪杆子。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往下走，毛泽东、蒋介石。其中大多数人书写得好，枪打得好。我说打枪不是真打枪，而是会抓枪杆子。在这方面，毛主席说蒋介石是我们的先生。当时我们党恰恰诞生在这个时代，当时我们学真理为什么学得这么快呢?因为失败了。宋朝人被他瞧不起的人打败，是蒙古人，明朝又是被满清人打败。文人自问，我比你好，怎么就被打败了呢?书读了那么多，人家在马上就把你干掉了，那就是自己有问题。最后王阳明说，我们要正心。朱熹是宋朝将知识分子从天上拉到地上的人，王阳明是明朝将知识分子的定调定在国家立场上的人。有立场了，就有了对手;有了对手，就有了战略与策略。后来才有“中学为体”认识——这是封建时代“独立自主”认识的不同表述。到十月革命，我们又把共产主义的思想扎根到本土上，都讲扎根的问题。 在中国湘湖一带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湘湖文化的本质就在这儿，不在“之乎者也”。现在我们学孔子学歪了，戴个大儒帽，穿个大儒服，在那表演得要死要活。这样是救不了民族的，靠会敬茶等等没有用，关键要拿枪，干革命。为什么?还是衣食住行，人要吃饭。有时候在一个大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民族觉醒的时候恰恰是在衰落时期，大衰落带来的就是大觉醒，大灾难就是大成长。所以，研究朱熹一定要研究南宋的救亡，朱熹诞生在一个救亡的时代，脱离这个事实背景，朱熹就研究偏了。 如果说司马光是宋以来中国政治家政治自觉的开山鼻祖，那么，朱熹是同期中国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开山鼻祖。 近代以来，我们瞧不起洋人。在18世纪末，洋人与我们争的是跪还是不跪，半跪还是全跪的问题，可到了19世纪末，就变成你给他单膝跪还是两个膝全跪的问题了，倒过来了。19世纪末，八国联军进来，下跪都留不住一条命。有些人相信知识就是力量，那个时候知识真没力量。宫女都会背诗，人家都不会背诗，进来人家把你死命往水池里推。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你说我是著名学者，人家杀的就是你著名学者，你不投降就杀头。当时你举个奥地利国旗都能救命，举中华民国的旗救不了命。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了亡国的滋味。罗马人征服地中海的时候，当时地中海人说我有文化，你征服不了我，罗马人说把你征服了我就有文化了。结果罗马征服地中海后，那些亡国的数学家、哲学家都给罗马人中最没文化的家庭当奴隶，人家有意识地把他们派到那里去。为什么呢?提高罗马人的文化素质。 脱离实际要亡国。湘湖一带为什么能出现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这和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学者在这里的讲学活动有关，由此出现了一批一批真学者。 中国共产党也是在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和进步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时有一种和平主义的舆论倾向，认为今后绝不打仗，世界将来也不可能再打仗，死了那么多人，难道人类连这点儿反思能力都没有吗?人类是有反思能力，但肚子没有反思能力，它只认死理：饿了就是饿了，除非吃饱了。长期在高府学堂不会饿肚子的人就容易往唯心论上走。 当时北大出现“五四运动”，这都是很好的现象，但是也有脱离实际的情况。陈独秀真相信可以不拿枪杆。陈独秀积极地执行了共产国际的路线，放弃了枪杆。当时毛主席坚决反对，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毛主席为什么连说那样、那样、那样，他不到气急了，不会那样说话。当时毛主席没掌权。毛泽东能调查实际，1926年去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出来，没人当回事。毛主席说话没人听，蒋介石用枪说话，一开枪，杀了一大片，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十年学得还多，真是生死之地见真理。 真理是从哪儿推送出来的?真理并不主要是从课堂上给你的，真理是对立面告诉你的。知识的来源不是学习而是经历。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反面的力量才能使你前进，反力即助力，推送力量之源来自对立面。马克思在书里写规定即肯定，莱布尼茨也讲否定即肯定，都是这个思想。我的文章里也引用了孔丹同志说的一句话：“历史的逻辑是从反面展开的。”这都是黑格尔的思想，是本质的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呢?为生存，争资源。这在大自然中叫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在社会中叫阶级斗争。资源有限，不斗争就无以生存。这个道理，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开始也不重视，毛泽东说必须重视，最后结果是什么呢?蒋介石的枪教育了我们。国民党怎么知道这个道理呢?孙中山开始也不知道，不抓枪杆子，让清王朝杀明白了，所以流血是最高形式的教育，反动派是要杀人的。所以毛主席说蒋先生是好老师。共产党最后进了山，这是蒋介石逼着它要接地气。 接地气之后，共产党的生存环境开始好转，但不久来了一个年轻的“大爷”叫王明。他认为真理在他那里，因为他是克里姆林宫派来的。王明见过斯大林，同志们想想在当时见过斯大林的人，那就代表真理，何况还是斯大林派他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可真没有自信。行还是不行，要听斯大林的。但是，即使是天王老子派来的，还得和中国实际结合。王明的指挥对不对，在当时集中表现在军事斗争上。在这之前，陈独秀已经脱离实际、失败了;现在王明是否脱离实际，要看成效。 当时的军事斗争成败跟中国的地理形势有关。大家看看欧洲是什么样的地形?欧洲是大平原，李德、博古他们学的军事理论都是从欧洲实践得出来的理论，全是平原作战，挖战壕、修碉堡，决战。平原就是决战，几个大部队在那儿，没有掩护物，老远就能看到你。欧洲平原太广大了，他们根本没有山地作战的概念。克劳塞维茨的书讲的都是决战，决战的思想在他们意识里根深蒂固，认为这是天经地义、说都不用说的。所以王明等人站在莫斯科看江西山里的毛泽东，就觉得他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说他是“游击主义”、“逃跑主义”，扣帽子。但不管扣什么帽子，只有结合中国实际才是真的，打赢才是真的，打不赢有什么用?但人家王明牌儿大，文凭高，人家是莫斯科派的，这时北大的也不行了。毛泽东见的是李大钊，王明见的是斯大林。王明回国以后就在上海呆着，一看形势不好，又跑回苏联，后又派李德、博古来。我看过李德写的关于游击战争的文章，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他到江西后先办军校，学西方那一套。把毛主席排斥在一边，说毛主席不行。他们也不想想，平原是这样打，但中国地形是什么?中国是山地地形，我们到江西去还用修什么碉堡?挖什么战壕?到处都是天然的“碉堡”和“战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到处都有自然物的掩护。我们都是游击队，哪怕山高水又深。《游击战之歌》就是从这个地形中走出来的。大自然给的掩护李德却不要，非要自己建造，要寻找平地挖碉堡、搞决战。国民党也是这么学来的，国民党从日本、德国学，所以国民党和日本打仗很好看：双方都在山里找平地，拿铁锹挖战壕。山里那些地形还挖战壕，要是毛主席早就转移了，东天不亮西天亮，钻进山，找地形“包饺子”。东转西转，几下就把敌人吃掉了。这种打法很好，但这种打法到西方就不行。四渡赤水，如果在欧洲大平原，人家一眼看到你。反之，西方的打法在中国就行不通。 毛泽东诗词紧扣中国革命脉搏
这里值得说的是什么?毛泽东诗词的战略思想始终紧扣中国革命的脉搏。从1927年至1935年，他的诗词有两个低潮，第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写的《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读了很难受，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是由于毛泽东的建议不被接受。当时这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党内存在着不自信的思潮。毛泽东曾说不要把我们党犯的错误归到个人身上，就像我们今天不要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它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领导层泛滥的结果。苏联后期有点像中国的北宋，不务实，不结合实际，文化人都是从学校考出来的。对立面怎么能从考试来呢?对立面至少要跟实践结合，最高形式的实践就是战争。上战场敌人会不掩饰地告诉你真理是什么，当然和平时期我们没这个条件，那至少也不要跟劳动实践脱离。如果跟劳动实践脱离，你就会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无所不能。 真理是从对立面展示的，一定要记住这点。哪儿可以成为真实的对立面呢?只有在真实的环境。最丰富的对立面使你最丰富地接近真理。为什么打工的孩子比学校的孩子学真理更快呢?因为对立面直截了当，丰富。学校没有，学校多出“祁同伟”式的人物，送玫瑰、做假账，这不行。做假骗的是自己同志，但敌人这个对立面就不让你过去。陈独秀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李德那点错误蒋介石马上就抓住，抓住立马就攻上去，“四一二”、湘江之战就出来。 湘江之战后，毛泽东心情不好。相比较而言，毛泽东20世纪30年代初的诗还是非常乐观的。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从1928年的《西江月》“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到1929年的《采桑子·重阳》“胜似春光”，再到1934年夏《清平乐·会昌》的“踏遍青山人未老，这边风景独好”等，毛泽东在诗词中表现的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即使到1934年夏天，湘江之战前几个月，毛泽东已受到王明路线的排斥，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但他在《清平乐·会昌》一词中反映出的心情仍然是乐观的：“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毛泽东知道李德的那种打法不行。这不是个人问题，规律就是规律，掌握规律的人是乐观的。 今天也是这样，如果能够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中国建设的规律，中国发展的规律，你就是乐观的。只要是规律，它就会一天天展示出现，人的感情要和历史的步调一致，不能跟个人情绪一致，在历史的大道理中，掌握真理的人会一天天好起来的。 你如果不在大道理上，心情就会越来越糟，最多只是强作镇定。大家注意蒋介石的文章里特别多的字是“忍”，为什么?反动派你不忍谁忍?你一天到晚行的是反动的东西，越做困难越多。赢了一点，失去十点。在中国，资本赢利的增长远不如失业人数的增长，失业人数的增长是几何式的，资本的增加是算术式的，到时候下岗失业的人就会把资本推翻。红军的强大就是蒋介石制造。毛泽东重视明朝研究，后来他为什么对人民公社那么下工夫，其目的就是不能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村再出“李自成”。我们的真理就是沿着这条辩证法逻辑展示的：是蒋介石的买办政策给我们送来了千千万万的红军战士。当时是虚假繁荣，看着一时好。民国时GDP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但到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对华战争。因此光看GDP是不行的。蒋介石当时的GDP指数是不健康的，越发展越闹饥荒。但是这给人民战争留下广阔的天地，因为他从土地上释放出无限的人力资源。 蒋介石把人民变成流民，流民到毛泽东这儿又变成人民。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群是流民，掌握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叫人民。流民参加了红军就成为人民战士，是有组织的，成千上万，“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蒋介石送上前”。除了毛泽东，红军多数人在当时也意识不到这些，也不自信，盲目认为只有共产国际是正确的。不碰到头破血流不认账，直到湘江之战。这个错误路线竟然把红军带到那样一个悲惨境地，连回旋余地都没有了：出门8万余人，回来剩3万余人。那还会说空话吗?谁对谁不对呢?五万余战士的牺牲把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请上了遵义会议。环境好了就讲形式主义，就讲唯心论，李德来了就讲文凭，要正规化，要来那一套，毛泽东也没办法。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当时连军人都只认洋文凭。而毛泽东没文凭，没“课题费”，没出过国，这都不符合当时的人才标准。 湘江之战失败后，毛泽东走上了领导岗位。但这时候毛泽东掌握的真理能否带领全党走出去，能否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大家还不敢肯定，因为当时那种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思潮弥漫太久了，只是让毛泽东试试。 1935年2月，毛泽东填《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词风悲壮：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跃。从头跃，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比较这首词和1927年写的《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写得更悲壮。“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前面能否走出去?确实是不知道。因为很多同志的思想还没转过来，何况本来8万人的队伍，只剩了3万了。担子真正放到身上，毛泽东心里压力也很重，结果毛泽东还是把大家带出了大渡河。过大渡河大家心情好了一点，大家认可了毛泽东。我们党的全体党员对毛泽东的感情是通过一件件事确立的，有事就有情，这次是他而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人把红军带出来。如果没有他，就没有红军了，就没有党了。在遵义会议上，那不是你能拿逻辑来说事的时候，再犹豫就要亡党亡国了。生存高于一切。我们什么时候都要有生死感。有了居安思危的意识，你研究战略就靠谱，没有这个，研究战略就不靠谱，一切要和实践结合。如果没有生死存亡我们还发展吗?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人类坐在树上吃果子就行了。就是因为人类有了斗争，才有了进步。但好的时候，就讲逻辑，不讲斗争，搞形式主义。 过了大渡河又碰到张国焘。张国焘的唯心主义比王明隐蔽得多，王明是国外来，张国焘是国内生产出来的。毛泽东也是国内生产的，但张国焘和毛泽东的成长经历不一样，毛泽东是从基层上来的。基层战士不能乱想，一乱想就掉脑袋，指挥也不能错，一错就脑袋掉。在北大、哈佛写错说错都不掉脑袋，还能吃饱，只要这样你就找不到真理。张国焘来自北大，还是党的发起人，很难相信他会背叛革命。他的川陕根据地搞得也很有声势，人高马大的，也不能说他做得不好。最唬人的是张国焘见过列宁，王明只见过斯大林。毛泽东没见过斯大林、也没见过列宁，人家张国焘见过“真佛”，是西天回来的，这就没人敢怀疑。但即使天王老子，中国人还要看实践。 张国焘当时的错误在哪儿呢?错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够深入。当时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论焦点是长征的方向。张国焘要南下四川，毛泽东要北上陕北。我们先看地缘政治。 中国的地形是这样的，四川是一个盆地，盆地的特点是很容易形成独立王国，历代王朝都对此有高度警觉。重庆和汉中是四川的两个出口。历史上重庆一般都是中央直辖，中央派入重庆的人如不能很好地理解中央的意图，其结果都不好。元朝时汉中划归陕西，把这条逐鹿中原的路封死了，这样就大大压缩了四川向中央闹独立的战略空间，中央的管理就可以进入四川。反之，外人也不容易进去。 苏洵对四川地形并不看好，他说，四川地形“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继，兢兢而自完，犹且不给，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苏轼也认为：“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李自成进了四川，发现地形不对，就出来到了陕南并随后进了北京。毛泽东进四川，发现地形不行，马上出来，到了陕北，后来也进了北京。只有两个姓张的都喜欢四川，一个叫张献忠，一个叫张国焘。张献忠在李自成撤离北京后，于1645年进四川，1646年就被满清灭掉了。如果不了解这些，那就再看看蒙古可汗，蒙古大汗蒙哥战死在钓鱼城下。蒙古人横扫天下，但在山地不行，山地里马用不上。张国焘比蒙古大汗如何?不行吧。但张国焘不听毛泽东的劝说。张国焘说进四川后如不行再到西康去。大家知道乾隆打大金川、小金川用了整个四川的力量还打了个不了了之，张国焘要真去了，其结果可想而知。 毛泽东对二十四史非常熟悉，当年在湖南办夜校时告诉农民兄弟：你们将来搞革命要学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毛泽东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只有知道这个，知道北京的地理位置，华北的地理位置和中国整个形势的关系，才能搞好北京的保卫工作。毛泽东是知道这些的。张国焘对这些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学革命理论都是非常“潮”的。看他的回忆录就知道，他当年在北京搞“五四运动”时，喜欢“潮”，很有“范儿”。 张国焘要回四川去，毛泽东在电报中说不能回去，说回去将是“瓮中捉鳖”。现在我们可以假设，1935年张国焘带队伍真的回了四川，那1937年12月蒋介石入川后，张国焘还能跑吗?不管怎样，张国焘横竖不听，最后勉强带西路军西去新疆，几乎全军覆没。 带着红军到了陕北的毛泽东。到达甘陕交界时，毛泽东指着陕北说我们不走了，这就是我们的家。这句话充满了地缘政治智慧。司马迁说：“夫作事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这句话没有对错，就是经验。中国人的经验要高于理论。司马迁这句话从古到今屡试不爽。长征是东南开始，现在到了西北，所以毛泽东说这就是咱家，不走了，他知道这个地方能成事。历史真是妙不可言：中国改革开放不是从东南出发吗?现在又回到西北，新时代开始了。 注释： [1] 司马光：《进通鉴表》。 [2] 司马光将国家分裂看作万恶之首并以此为通鉴的开篇，他毫不留情地指出：韩、赵、魏“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它导致“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资治通鉴?卷一?周纪一》)宋神宗在为通鉴写的序中也认为：“威烈王自陪臣命韩、赵、魏为诸侯，周虽未灭，王制尽矣!”毛泽东说：司马光从周威烈王23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61页。) [3] 在这些政治家中，毛泽东对《资治通鉴》尤为偏爱。在他故居藏书中，既有这部书的线装本，也有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古籍出版社标点整理后的平装本。在这些书里，到处留下他阅读、圈点、批注的手迹。毛泽东晚年曾向身边护士孟锦云推荐《资治通鉴》这部书，要求她认真阅读。毛泽东说：《资治通鉴》是一部难得的好书，这部书他读过17遍，每读一遍都获益匪浅。毛泽东晚年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他读破了的书，书中有不少页都被透明胶贴住，上面留下了他多次阅读的印迹。(薜泽石：《听毛泽东讲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59?36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 【摘自《经济导刊》2018年第一期，本文根据张文木教授在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所做的第34期演讲整理而成。张文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