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文系的钱理群教授给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下了一个定义。所谓绝对，指的是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

 所谓精致，是指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很高的教养，看上去举止端庄、温文尔雅，所做的一切在表面上都合理合法，甚至无可挑剔。

然而，他们又惊人的世故老成，经常做出忠诚的姿态，很懂得配合，很懂得表演，最善于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获取自己的利益，让自己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

他还举了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自己以前有个学生，每回上课都坐在第一排，专心致志地听课，每回下课都会主动跟他说：“钱老师，您讲的真好！”

钱老师对阿谀奉承比较警惕，然而这个学生却能娓娓道来，言之凿凿地指出他的课好在哪里，而且总能讲到点子上，这样逐渐打消了钱老师对他的戒心，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

到第四天，这个学生说：钱老师，我想去美国留学，希望您能写一封推荐信。钱老师欣然提笔给他写了。结果写完之后，人就不见了。

这位学生前三天的铺垫和积极表演，仅仅是为了获得教授一封出国的推荐信，虽然找不出毛病，但是总感觉哪里不对。钱老师感叹，这种人一旦掌权，比一般贪官危害更大。

当我们在痛恨绝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智商极高，有很好的教养，也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同样举止端庄，温文尔雅，所做的一切都那么让人无可挑剔。

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的大公无私。他们对自己要求非常苛刻，总是不计个人毁誉、处处替别人考虑，心中全是国家和人民，最善于利用体制和规则，却是为人民为国家谋利益。

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我们永远的男神——周恩来，我称他是绝对的精致的不利己主义者，或者绝对的精致的理他主义者。而1月8日是他逝世纪念日，蛋总特意写文来纪念他，缅怀他的伟大人格。

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放弃了自身的安逸。周恩来出身清朝干部家庭，是民国的四大颜值担当之一，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却偏偏要靠才华。

他明明可以有多种选择、多次机会、多种途径乘坐直升飞机直达上流社会，却非要选择最凶险的一条道路，那就是带领一帮泥腿子闹革命，建立一个新社会，以实现中华之崛起。

比如在南开的时候，周恩来成绩非常突出，各种演讲比赛，他都是第一名。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周恩来以《诚能动物论》夺得第一名。

树大招风，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被一个人看上了，不是周恩来的传说中的初恋张若名，也不是邓颖超，而是南开的校父严修，他称赞周恩来有宰相之才。

严修是清朝的翰林，学部侍郎，掌管全国教育。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

经过长期考察，慎重考虑，他决定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只要周恩来一点头，立刻就打开了非富即贵的上升通道。

但是周恩来还是婉拒了，因为他有更远大的志向。最终在1923年，周恩来经过深思熟虑，选择了邓颖超作为终生的伴侣，因为邓颖超跟他一样忠于革命。

事实证明，周恩来的确选择了一条九死一生的坎坷道路：沙基幸免、血染西装、上海滩脱险、武汉搜查、黄石港被绑票、重病突围、日本特务盘查、病魔缠身、劳山遇险、两次空难，还遭遇过几次特务的暗杀。

周恩来立党无私。精致利己主义者口号喊得最响，锦上添花的话最多，分蛋糕最积极，得罪人的差事能不干就不干，遇到担责任跑得比谁都快。

但是周恩来一生从不争功诿过，关键的时候能够力挽狂澜，功成名就之后则可能急流勇退，甘当配角，甘为人梯。他总是把成绩归功于党和人民，把荣誉让给别人。

在南开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了这种品质。他本是学校的活跃分子，是“敬业乐群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但学会成立后，他就急流勇退，推荐另一位同学当会长，自己只担任智育部长。

天津“觉悟社”周恩来是发起人，实际做的事情也最多，是公认的领导，但他在名义上却没有担任任何领导职务。

周恩来才华卓越，但却没有权力欲望和个人野心，为了革命事业，能上能下，能屈能伸，不计较个人毁誉。

如果为了谋取私利或者权力，周恩来比任何人都有最多的机会，都有最便利的条件。但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消除了党的几次危机，维护了党的团结。

1928年6月，六大召开，周恩来是五个常委之一，虽然向忠发是老大，但是实际工作的重担，全由周恩来担着。

六届三中全会周恩来是会议实际的主持人，但他很谦逊，总把瞿秋白推到前台，然后瞿秋白成了实际上的领导者。

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大家推荐他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他执意不肯，建议重新认命毛泽东做总政委。

长征的时候，周恩来是身兼五职的，是中央三人团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

所以在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由周恩来拍板恢复了毛泽东的职务。周恩来虽然被委托为最高军事指挥的最后决策者，但其实他把这个权力让渡给了毛泽东，而他充当助手。

因为他深知，自己的才能主要在组织、管理、协调和执行上，而对形势的洞察、气魄的恢宏、决策的果断、理论的深邃方面，他是不及毛泽东的，他认为中国革命需要毛泽东来掌舵。

所以在毛泽东还颇受争议、地位极其不稳固的时候，他就处处维护毛泽东的领导权威，突出毛泽东的形象，心甘情愿协助毛泽东做好各方面工作。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有政治野心和个人私心。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了，对于伤痕累累的红军来说，按说是一件大喜事，然而却暗藏杀机。

这时候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两万来人，而红四方面军却有八万人的强大实力。张国焘个人的权力欲望逐渐膨胀，心里感到十分不平衡，仗着人多，开始夺权。

1935年7月，张国焘主动提议改组，他说：两军会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必须改组，而且要尽快答复。周恩来说：这是建党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中央要权。

这下难住了中央红军的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和周恩来。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但是这个职务是由朱德担着，让他担副职，同周恩来和王稼祥平起平坐他肯定不干。

张闻天主动说，要把总SJ的位置让给他。被毛泽东拦住了。毛泽东分析，他要抓的是军权，你给他他说不定还不满意，问题是真让他当上了，以后还真麻烦（他就代表中央了）。

思来想去，毛泽东说让他当总政委吧，重病中的周恩来二话没说，表示赞同，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这样既满足了张国焘的要求，又没让他把军权完全抓到自己手中。

张国焘一上任，就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了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各个军团的密码本，也就是各部队与中央的通信就隔绝了。

总之周恩来的高风亮节，保住了中央红军的领导地位，整体上避免了红军的分裂。虽然张国焘最后还是曾另立伪中央（失败），是叛逃投奔了蒋介石。

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张国焘是红四方面军的一把手，手下八万红军。但是在1938年借祭黄帝陵叛逃的时候，却连一个警卫员也没带走。

他的警卫员张海说：我是个共产党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了吗？表示坚决跟张国焘断绝关系。

毛泽东对这个颇为自豪，因为他从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确立了新型的人民军队，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士兵是忠于党的，而不是忠于某个个人的。

周恩来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是个公认的工作狂，是中国革命的老黄牛。而且，为了组织的需要，啥工作他都能干，简直是个千手观音。

真刀真枪的事他干，比如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反围剿、万里长征、三大战役、抗美援朝战争，他不但是指挥者，还是执行者。

他还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情报系统的鼻祖，中央特科就是他一手打造的，比中统和军统都早，最后把国民党渗透成了筛子，他自己还深入虎穴，长期驻扎在国统区，干生死未卜的工作。

这么说吧，委员长看到了作战计划后，毛泽东桌上已经有了五份同样的文件。这五份的来源分别是：作战厅郭汝瑰发来一份；参谋次长、军令部厅长刘斐审阅后发来一份；蒋介石的贴身秘书沈安娜发来一份；文件保管科韩练成发来一份；下达命令的时候南京军话总站又发来一份……

由于出色的情报工作，莱芜战役中，三天时间就消灭了五万国军。司令长官王耀武大为不解，很纳闷，他说：“五万多人，三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

由于特工都是单线联系，所以彼此不通气，还发生过同志咬同志的笑话。华东野战军全歼国军精锐74师后，蒋介石气吐血了，发誓要找出内鬼。

结果国军总参谋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指认军令部厅长刘斐是共谍，刘斐也反咬一口，说郭汝瑰才是共谍。后来韩练成说他们两个都是！三个人相互指责，都想联合白崇禧干掉对方。然这三个人都是共谍，都想借刀杀人，为组织立功。最后闹得蒋介石心乱如麻，不了了之。

南京军话总站，十几个人，除了泡病号的一把手，剩下的全都是共谍。来了两个新人，半年不到就宣誓入党去了。

因为一把手老是泡病号，上头先后从外面调来两个领导：一个是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潜入地下的老资格地下党；另一个觉得这地方不太对劲，呆了一段时间也去泡病号去了。

这个地方要是开抓内鬼的会议就有意思了：我们这中间有一个不是地下党……

1947年军统某特务向他的军统上级坦白，说自己是共党卧底，不料当天就被“锄奸”，因为他的这个上级也是共党卧底。

解放前夕，国军一支空军部队起义，起义飞行员打算炸何应钦以为投名状。不料飞机升空后却无法投弹。后来才知道，轰炸装置被当地另一伙中共地下党给破坏了，他们不知道这支部队很快就会投共。（唉！共谍队伍过于庞大，冗员太多，严重影响工作……）

总之，没有周恩来精心打造的情报网，中国历史必然要被改写。红军可能在井冈山就会覆灭，也绝到不了陕北，也不可能转战陕北，三大战役不可能打得那么顺。

而周恩来在解放后，更是充当大管家，从事纷繁复杂的工作：比如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外交工作他都干。在文革中更是上下周旋、在夹缝中委曲求全，鞠躬尽瘁。

他一生最后几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带着一块徽章：为人民服务。但从工作量上来说，他当之无愧的党内之最。

周恩来1974年6月1日病倒住院了。而在他住院前发生了什么？

从1974年的1-5月共139天，每天工作12-14小时的有9天；14-18小时的有74天；19-23小时的有38天，连续24小时不休息的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少于12小时。

从3月中旬到5月底的两个半月，除了日常工作，他又参加了中央21次会议，外事活动54场，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

他的右臂为啥总是弯曲，就是因为在1938年受伤后，两次没治好，只好到苏联去治疗。医生建议他多休息，他说时局危急，放心不下，不能长期离国，最后落下了病根。

有时候感觉他真的像一头笨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累，有时候还要受气。

文革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劝说无效，最后震怒了，他说：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

周恩来官而不显，艰苦朴素，始终像个普通百姓一样，决不搞特殊化。周恩来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都是换过几次。

限于时间，我不多说了，贴一张总理吃饭的照片。

 所以有人说，周总理哪里都好，就是对自己不好。可以说周恩来是绝对的、精致的不利己主义者，是一座道德的丰碑，更是我们永远的男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