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草原丝绸之路”史前即已存在，北欧亚草原的铜器经此通道传至中国。周穆王西征传说的地理背景也应是此道。秦始皇修建的“直道”，为此道的畅通奠定了基础。汉帝国与匈奴的丝绸贸易，主要赖于此道。魏晋时期，此道西段的“北新道”开始兴盛。唐代的“参天可汗道”辐射范围更为辽阔，“安东道”将之往东北亚延伸，“渤海道”“日本道”则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辽元时，此道进入鼎盛期。之后，此道渐趋冷落。近年，借“一带一路”倡议之东风，此道已呈复兴之势。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交流；草原丝绸之路；参天可汗道；安东道；渤海道；日本道

众所周知，所谓的“丝绸之路”主要有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及西南茶马古道。其中，“草原丝绸之路”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所撰述的《历史》中，已有对这条欧亚草原通路的方位、经过的地区以及贸易活动的简要记载。[1]（P.273-276）据中外学者的考证，希罗多德笔下的这条联通欧亚的草原通道，西从多瑙河，东到巴尔喀什湖，中间经过第聂伯河、顿河、伏尔加河、乌拉尔河或乌拉尔山，再往东与蒙古草原相通。[2]（P.10）但是，由于近五百年来此道渐趋冷落，加上历史遗存分散，故学界关注得不够，研究也相对较弱，尤其是对其发展兴盛的过程，各历史时期之具体路线等问题上，迄今尚存一些含混和疏略之处。本文拟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成果基础上，主要依据中西交通史料、现当代考古发现，结合历代史传等文献，对“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与延伸过程作历时性的缕述。

一

早在旧石器时代，今蒙古草原就有与中亚、中原文化交流的迹象。如上个世纪苏联考古队在蒙古国东部达里冈发现的阿舍利型手斧，表明旧石器时代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古代部落已经“同中亚、南亚、西伯利亚等遥远地区的部落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而且，因为“蒙古旧石器时代资料同哈哲肯特洞穴（塔什干附近）资料相似”，所以，“早在那个时代，蒙古便是各民族间通行道路和文化接触的一个远古交汇点，使中亚、西伯利亚、满洲、中国和印度互相联系。”[3]（P.101）

公元前6000年，西亚进入了铜石并用的时代；公元前3000年代末，西亚开始流行青铜器。[4]（P.167）近来考古研究表明，中国早期的铜器出现较晚，“铜器的起源,很可能是通过史前时期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例如偏处在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早期铜器的发展便远盛于中原地区,可能是首先接触到铜器的使用,并影响及龙山文化。”[5]而新疆塔里木盆地及其周围的青铜文化遗存，则显示出这一地区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密切,而当时生活在欧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在其中应有传播之功。[6]上世纪60年代后，苏联考古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商代的兽型纹饰物，当起源于北欧亚草原；殷墟的青铜器，则应该源于乌拉尔南部地区的塞伊玛类型青铜器，其文化传播的途径无疑也是欧亚草原通道。[7]中国学者近来也认为，“至迟在公元前2千年，中国北方游牧地区与黑海沿岸之间已经存在着一定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原地区已经通过草原通道与欧洲的最东部发生了某种文化联系。”[8]

到接下来的周朝，中国人也曾利用过草原丝绸之路。中外关系史学者余太山就认为，《穆天子传》所云之昆仑山，应指今阿尔泰山；所述周穆王西征的行程，其现实背景当为至迟在公元前七世纪末即已存在的横亘于欧亚草原的东西交通要道：穆天子先“自山西南部，折而向西，经雁门山，到达河套西北部阴山山脉”，后又“自今阿尔泰山东端，北行至科布多河流域，复西向到达斋桑泊”，然后“穆天子在斋桑泊附近和西王母会晤后循阿尔泰山南麓东归”，“自伊吾河流域经河套，回归洛阳。”因此，《穆天子传》中有关穆天子西征行程的详细记载，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关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献。[9]（P.192-206）

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传至遥远的希腊，便是通过欧亚间草原民族辗转传递实现的。[10]20世纪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苏联考古发现的阿尔泰山区巴泽雷克（Pazyryk）墓地六号冢墓中出土的中国中原的山字文残铜镜等物，至晚属于公元前4世纪，甚至有学者推断它们当不晚于公元前5世纪，即战国前期物。同墓还出土了中国的丝织品刺绣，其中一件绣着精美的凤凰图案，都可证明当时该地已与中国中原地区往来密切了。另外，此地当时也与西方的黑海北岸的希腊化殖民地有所联系，因为一至五号墓中的皮革、毛毡、木雕等装饰纹样的植物花草纹，是从黑海北岸经草原之路传入的。[11]（P.127）

从战国中期至汉初，“草原丝绸之路”一直畅通。战国时赵武灵王修筑的赵长城，秦始皇命蒙恬修筑的秦长城，以及汉初徐自为新筑的长城，都扼守着阴山大道——漠北匈奴与中原汉族的交通孔道。秦始皇修建的从陕西云阳到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成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中期以来，在内蒙古大青山长城沿线，发现多处汉古城遗址，发掘出陶器残片、铜簇及西汉的“五铢钱”等物，应是当时北方多民族错居杂处的证据。而当时的“草原丝绸之路”正是沿着这条徐自为所筑长城的走向而通往中亚的。[12]

两汉时期，“绿洲丝绸之路”的兴起，加上匈奴雄霸北方草原，中原文化较少再直接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西域交流，多为绕道进行。由于当时游牧在伊犁、伊塞克湖一带的是与汉结盟、与匈奴不和的乌孙族，匈奴人要与汉帝国进行丝绸贸易，就只能走漠北单于庭，西沿杭爱山，经科布多盆地，穿过阿尔泰山，沿乌伦古河，向西南至塔城，再直趋塔拉斯及河中地区。上世纪在阿尔泰地区发掘的墓葬中的丝织物，正是当时丝绸贸易在这条草原通道上的遗迹。[13]（P.28-29）

二

魏晋时期，“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即鱼豢《魏略·西戎传》所云“北新道”开始兴盛。《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三十，裴松之注引：

北新道西行，至东且弥国、西且弥国、单桓国、毕陆国、蒲陆国、乌贪国，皆并属车师后部王。……转西北则乌孙、康居，本国无增损也。北乌伊别国在康居北，又有柳国，又有岩国，又有奄蔡国一名阿兰，皆与康居同俗。西与大秦东南与康居接……短人国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长三尺，人众甚多，去奄蔡诸国甚远。康居长老传闻常有商度此国，去康居可万余里。

这是魏晋时期中原经西域前往罗马的主要通道，沿途水草丰茂，牲畜供给方便，商队往来东西，颇为通畅。十六国时，已有罗马金瓶传至中国河西地区。《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引《前凉传》云：

张轨时，西胡致金壶瓶，皆拂菻（力禁切）作，奇状，并人高，二枚。

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七二亦云：

是时西胡致金壶瓶，皆拂菻作，奇状，并人高，二枚。

公元三世纪，张轨开始统治河西，此地当时正是“绿洲丝绸之路”的要道。这两枚金瓶，应系中亚粟特人购自罗马①，经“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贩运到此的。

五胡十六国和北魏前期，“草原丝绸之路”继续向东发展。它从当时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平城，直到辽东地区，形成了一条横亘东西的国际大动脉。北魏前期，柔然控制了中国北方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尤其是北道，包括“草原丝绸之路”。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八月，北魏出动7万骑兵进击柔然。太和二十一年，柔然主被高车所杀，柔然势力转衰。不久，高车与北魏通好。宣武帝正始三年（506）十月，柔然亦遣使向北魏求和。此后，“草原丝绸之路”又能畅通，北魏与西域各国，包括中亚、西亚甚至拜占庭之间的交往，逐渐频繁起来。据统计，当时与北魏建立通使关系的西方各国（不含今新疆境内的西域诸国）共有97个之多。[14]其中就有“草原丝绸之路”西段沿线的拔罗（又称陀跋吐罗,在今里海南岸的伊朗境内）、忸密（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伽拔但（又称伽不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普岚（又作伏卢尼,即拜占庭,首都在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等国。

更主要的是，当时“草原丝绸之路”的繁盛景象，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上世纪中后期，“草原丝绸之路”东段沿线陆续出土了一些西方文物。1959年，内蒙古土默特左旗毕克奇东北的水磨沟口，出土了一枚东罗马帝国皇帝列奥一世（公元457-474年，北魏文成帝至孝文帝初期）铸造的“索里德”（Solidus）金币。[15]1965年，在呼和浩特市近郊坝子口白道城，又发现了4枚波斯萨珊王朝（相当于北齐、北周）时期的“德拉克麦”（Drachm）银币。[15]同年，辽宁省朝阳地区北票县北燕冯素弗墓出土了五件玻璃器，显然也是西域传来的。1984年，在内蒙古武川县西乌兰不浪乡头号村，再次发现了一枚拜占庭金币。[16]这些文物的出土，都表明北朝前期“草原丝绸之路”空前发达，直达现在的内蒙古草原中东部了。

不仅如此，十六国和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的诸政权藉由“草原丝绸之路”，与东北亚地区的往来，也密切起来。北魏建都平城之后，与东部朝鲜的交往，更进入一个互动频繁的新时期。据统计，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政权向十六国遣使12次，向北朝派遣使节多达101次（北魏时期79次）。北朝政权（主要是北魏）也向高句丽派遣使节，有7次。朝鲜半岛南方的百济，也曾向中国北朝遣使4次，北魏则向百济遣使1次。朝鲜半岛东南方的新罗国向北朝遣使4次，北魏则向新罗回访1次。[17]而当时十六国和北朝政权与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之间的使节往来，在陆路上也需要走“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

北魏迁都洛阳后，与欧洲的拜占庭王朝往来频繁，更是利用了这条完整的欧亚“草原丝绸之路”。《魏书》卷五《高宗纪》记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太安二年(456)十一月，普岚国（即拜占庭）遣使入贡，这是东罗马帝国与北魏官方交往的最早记录。和平六年(465)四月，普岚国献宝剑。同书卷六《显祖纪》记载，献文帝拓跋弘皇兴元年(467)九月，普岚国又遣使与北魏通好。《洛阳伽蓝记》卷三则记载着当时北魏西域商客之众：

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

乃至在洛阳城的慕义里形成了西方人的聚居区：

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18]（P.117）

据同时期前后的西方文献，北魏朝廷也向拜占庭派遣过使节，并带去了丝绸。如，赫利奥多尔(Hélioddore)《埃塞俄比亚人》中即云：

然后，便把带来丝线和丝织物的塞里斯人（当时西方对中国人的称呼）的使节传了上来，这都是由生活在他们国家的蜘蛛所织。[19]（P.86）

当时北魏与拜占庭之间的这种外交和商贸往来，除了要走“绿洲丝绸之路”，应该是也利用过“草原丝绸之路”的一段。[20]（P.140）六世纪时的东罗马帝国史学家弥南（Menander Protector，又译米南德、米南）在《希腊史残卷》中早就认为，当时转运到罗马的东方丝绸，是经过昭武九姓的中心城市撒马尔罕，然后取道里海、伏尔加河下游、北高加索各族人民居住地，最后输入拜占庭和地中海的。[21]（P.213-214）

三

大唐帝国建立之后，拜占庭帝国也曾多次遣使来唐。如，《旧唐书·西域传》云：

贞观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

据世界史学者研究，拂菻国（东罗马帝国②）此次遣使，可能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希拉克略所策划，而由其他人实施的，目的是想联合唐朝共同抗击新兴的阿拉伯势力的进攻。由于此时阿拉伯人已经占领波斯全境，封锁了通过伊朗高原的丝绸之路的交通，拜占庭使者只能从北部欧亚草原东行，跨越里海、咸海北岸、天山南麓、哈密到达长安。这条通路走了“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实际上也是6世纪下半叶拜占庭多国与西突厥互通使者时，两国使节来回往返的道路。[22]在隋代的裴矩《西域图记序》中，此为当时敦煌与西海之间三条通路中的的“北道”：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23]

在唐朝初期完成对东突厥、回纥等漠北草原民族的绥靖和统一之后，“草原丝绸之路”更加繁荣，其东段发展出有好几条草原通路，其中最重要的为“回鹘道”。《新唐书·地理志下》记当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通道七条：

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

此七道中有三条与“草原丝绸之路”相关：第一条，即“草原丝绸之路”的最东段，可至朝鲜半岛；第三条，可至“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第四条，可至“草原丝绸之路”的中西段，又称“参天可汗道”、“参天至尊道”。

而“回鹘道”、“参天可汗道”，则是唐代漠北各部族与唐廷之间最为重要的一条政治、经济、文化通道。当时，回鹘汗国的牙帐设在鄂尔浑河上游（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与唐廷往来甚为不便。贞观四年（630），来朝的漠北诸部落酋长一起向唐太宗上奏，要求设置“参天可汗道”。《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七上《回鹘传上》记此事：

渠领共言：“生荒陋地，归身圣化，天至尊赐官爵，与为百姓，依唐若父母然。请于回纥、突厥部治大涂，号‘参天至尊道’，世为唐臣。”乃诏碛南鹈泉之阳置过邮六十八所，具群马、湩、肉待使客，岁内貂皮为赋。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亦云：

诸酋长奏称：“臣等旣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上皆许之。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七下》描述“参天可汗道”的路线和走向更加详明：

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鹈泉，又十里入碛，经麚鹿山、鹿耳山、错甲山，八百里至山燕子井。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又别道自鹈泉北经公主城、眉间城、怛罗思山、赤崖、盐泊、浑义河、炉门山、木烛岭，千五百里亦至回鹘衙帐。东有平野，西据乌德鞬山，南依嗢昆水，北六七百里至仙娥河，河北岸有富贵城。又正北如东过雪山松桦林及诸泉泊，千五百里至骨利干，又西十三日行至都播部落，又北六七日至坚昆部落，有牢山、剑水。又自衙帐东北渡仙娥河，二千里至室韦。骨利干之东，室韦之西有鞠部落，亦曰祴部落。其东十五日行，有俞折国，亦室韦部落。又正北十日行，有大汉国，又北有骨师国。骨利干、都播二部落北有小海，冰坚时马行八日可度。海北多大山，其民状貌甚伟，风俗类骨利干，昼长而夕短。回鹘有延侄伽水，一曰延特勒泊，曰延特勒郍海。乌德鞬山左右嗢昆河、独逻河皆屈曲东北流，至衙帐东北五百里合流。泊东北千余里有俱伦泊，泊之四面皆室韦。

此道主要从唐朝关内道北部军事重镇的中受降城，向北一直到回纥牙帐，同时也可达漠北各游牧部落，包括贝加尔湖周边及以西，甚至阿尔泰山以西、斋桑泊以北的广大地区，往东北则可远至室韦地区，辐射到整个东北亚地区。

唐朝前期，西域胡商要从西亚进入中国，大多先越葱岭，进入天山南北，到河西走廊后，在武威分成南北两路：一路直接从河西走廊去往长安和中原，一路则从武威向北，沿“草原丝绸之路”中东部，可以直达唐东北军事重镇营州。其中北路，即走当时“回鹘道”之部分路线。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唐与突厥就已经充分利用这条“草原丝绸之路”进行着物物贸易。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唐玄宗在赐给毗伽可汗的诏书中说：

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

互市区设在西受降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五原县境内），唐朝每年用几十万匹缯帛换取突厥的马，既补充军骑，又改良马种。同时，漠北草原部族从唐得到的“回赠”亦颇可观。如武周圣历初年（698），朝廷一次性就赐给突厥首领默啜可汗谷种4万斛，杂彩5万段，农器3千件，铁4万斤。（《旧唐书·田归道传》）同时，唐王朝与突厥和亲时所赏赐的嫁妆（主要是绫罗绸缎和金银）也很丰厚，如同年与突厥和亲，武则天就“赍金帛巨亿以送之”（《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唐纪》二十二，“武周圣历元年（698）”条）。突厥在获得唐朝大量的丝织品之后，又经常转手粟特和西域胡商，运销到中亚，甚至罗马。因为早在公元567年，突厥就派在西突厥汗庭服务的粟特商人马涅亚克（Maniach，又译马尼亚克）沿着草原丝绸之路，出使拜占庭（东罗马），并于次年到达东罗马都城君士坦丁堡，谒见了国王查士丁尼二世，正式结成对抗萨珊波斯的军事同盟。从此，东罗马就准许突厥商人（实为粟特商人）不必经由波斯，可以直接进入其境，销售丝绸及其他东方货物。[24]（P.107）这样，突厥就通过粟特人与东罗马完成丝绸贸易，进一步推动了草原丝绸之路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增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安史之乱”后，因吐蕃内侵，穿越河西走廊的“沙漠丝绸之路”受阻，故直至宋初，西域、漠北与中原各地往来的使节和商人，更是多走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四云：

自艰难（作者按，指安史之乱。）以后，河陇尽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须取回鹘路去。

在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上，唐朝与回纥进行大规模的绢马贸易。由于回纥助唐平叛有功，出于报答、酬谢，唐朝同意与回纥进行绢马互市。不过其时唐朝内乱，加上回纥居功自傲，所以互市时回纥经常大大提高马价，狠狠压低唐之绢价。③据不完全统计，自永泰元年（765）至太和三年（829）间，唐朝共付给回纥150万匹绢帛等丝织品，10万两金银。另外，因为回纥收复两京有功，唐朝每年又送给回纥2万匹绢，80年间至少160万匹。[25]（P.65-66）而且，回纥在两次收复东京后均于城内大肆掠夺，回国途中更是抢劫不止。这么多数量的丝绸，除了回纥部落中的贵族和少数粟特人能够消费，大部分都被回纥人经粟特商人之手，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转买到中亚和西亚。“草原丝绸之路”因为回纥人经营的绢马贸易，再一次成为东西方商业文化交流的繁荣大通道。

四

唐代中后期，处于“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营州和渤海国等地的多元文化交流也空前繁荣起来。

据研究，波斯、粟特人来到营州主要走北、中、南三条路线。其中的北路即为“草原丝绸之路”：自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沿天山北麓东循，经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安北都护府（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南黄河北岸），南下内蒙古草原至营州。[26]近几十年来，在辽宁朝阳地区（唐属营州），发现隋唐墓葬170余座，出土的唐代陶佣数量众多。其中女佣的服饰既有中原服饰的特色，又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着装的影响。由朝阳出土资料和传统文献都可以看出，唐代营州确是胡汉夷狄多民族杂居之地。此外，营州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东端，还居住着来自域外的洋人。辽宁朝阳不少唐墓中都出土了洋人佣，而且数量较多，是营州有西域及西亚的波斯等国人居住的明证。其中黄河路唐墓中出土的胡人骑骆驼俑，骆驼双峰间置驼架，驼架中间置驼袋，后置生丝、织物，前左侧置一水壶，右侧悬挂一兽，驼袋上骑坐一人，头发中分，于两鬓编发盘于脑后，浓眉大眼，高鼻深目，身着翻领紧袖衣，下着肥裤，足穿尖头靴，形象地反映了营州胡商往来、东西方商贸发达的情形。[27]

唐代的东北亚，不仅唐帝国东北边地的营州集中体现了东西文化的交融的繁盛景象，而且位于唐帝国东北方的“国中之国”——渤海国等少数民族地区，也学习中原经济、政治、文化，“与华夏同风”，与唐“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温庭筠《送渤海王子归国诗》），成为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

渤海国的主体民族为靺鞨人，其文化承继了勿吉——靺鞨文化，是从草原文明发展起来的。现代考古发掘显示，渤海国无论京城还是州府县城的布局均与唐相似，且模仿唐制而来。国中宫殿、寺庙、亭榭、楼阁，亦与唐同。[28]工艺装饰品，如带具、钏、钗、环、坠及菱花铜镜和玉璧，均具唐风。[29]（P.209）可见渤海物质文化，主要受唐中原文化影响。

而这些文化交流和融合，甚至还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营州和渤海国，与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相连，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总章元年（668），唐王朝灭高丽政权，在其地设立安东都护府，将其纳入唐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如前所引，唐朝中后期“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有通道七条，其中第一道便是“安东道”，从营州到安东都护府之间的交通要道。唐德宗时宰相贾耽在其《皇华四达记》中曾明确提及此道。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七曾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

自营州入安东道，经汝罗守捉，度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是也。

《新唐书》卷四十三下《地理志七下》则描述了“安东道”的具体路线：

营州东百八十里至燕郡城。又经汝罗守捉，渡辽水至安东都护府五百里。府，故汉襄平城也。东南至平壤城八百里；西南至都里海口六百里；西至建安城三百里，故中郭县也；南至鸭渌江北泊汋城七百里，故安平县也。自都护府东北经古盖牟、新城，又经渤海长岭府，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西南三十里有古肃愼城，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

可见，当时安东道上分布着许多驿站，唐王朝与朝鲜半岛的交往遂可以自安东都护府出发，越过大同江，抵达位于朝鲜半岛中南部的新罗国。

渤海国建立后，随着“日本道”的开通，渤海国甚至唐王朝均可通过“日本道”（日本历史文献中则称之为“渤海路”），与日本进行商贸外交往来。

据研究，“日本道”全程1130公里，陆路约230公里。其中陆路有两条：其一从渤海国旧国（早期王城，今吉林省敦化市境内）出发，经今和龙、延吉、图们，到达珲春，然后经渤海的盐州（今俄罗斯克拉斯基诺）出海；其二从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出发，穿过今汪清嘎呀河谷地，到达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从龙原府南行30里穿过长岭子山口，到达盐州，由此乘船，横渡日本海。[30]（P.234-236）经由这条东北亚陆路交通线，唐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的物质文化和文学艺术得到了更多的交流。当时新罗王子赴唐留学者甚众（先后有100多人），如果陆行入唐，一定要先到渤海国，学成归国时，也会经渤海国。而且，“日本道”的开通，为日本使者、学问僧、留学生入唐或由唐返日，提供了方便。据日本史书，当时遣唐使和学问僧曾多次因南路受阻或政局影响，假道北线的渤海路归国。如，《续日本纪》卷十三载，圣武天皇天平六年（734）十月，日本入唐使平郡（一作平群）广成随大使多治比真人广成归国：

从苏州入海，恶风忽起，彼此相失。七年，广成仍归唐。逢本朝学生阿倍仲满便奏得请取渤海路归朝……（十年，739）五月，到渤海界，适遇其王大钦茂差使欲聘我朝，即时同发。

《续日本纪》卷二十四又载：

（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七年，763）我学生高内弓、其妻高氏及男广成缘儿一人，乳母一人，并入唐学问僧戒融优婆塞一人，转渤海，相随归朝。

而且，渤海国王也多次派遣使者帮助护送日本遣唐使入唐或回国。④日本国则通过与渤海国的频繁交流，增加了对唐文化的学习和了解。据史籍记载，渤海国的使者先后出访日本34次，日本使者也回访13次。渤海国往往派唐文化修养深厚者出使日本，如大使李居正曾在长安学习“古今制度十五年”，大使王孝廉、杨成规、裴颋、裴璆父子，副使杨泰师，随员周元伯、释仁贞都“能诗”、“颇娴文艺”。其中裴氏父子还与日本国汉诗大家菅原道真父子之间，建立起了两代“裴菅之谊”，被传为历史佳话。⑤另外，渤海国使者还及时将唐朝的先进科学技术、历法、佛教、音乐传入了日本。[31]

至此，“草原丝绸之路”东段与东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又真正连通起来，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促进作用就更大了。

五

辽代和元朝，由于北方草原是由统一的民族政权所控制，“草原丝绸之路”当然也就更为通畅，丝路贸易和文化交流也达至繁盛。

辽代，因为西夏政权占据着河西走廊，“绿洲丝绸之路”受阻，所以，辽与西方诸国的交流只能依靠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天赞三、四年（924、925），辽太祖西征之后，更加打通了一条从辽上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经巴林右旗、怀州到西域的草原商道。具体而言，辽代“草原丝绸之路”有南线和北线之分。据研究：

辽朝草原丝绸之路的南线，仍与唐代略同，自漠北南下经过阴山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行至辽西京（大同），再东行至归化州（河北宣化）又分为两路：一路正东行翻越七老图山至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另一路东南行至辽南京（今北京市）。草原丝绸之路基本把辽朝的各个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了交通干线上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进一步促进了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32]

由北线西行则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西段相接：

由上京西北上边防河董城（一名回鹘可敦城，今乌兰巴托南）、西南至皮被河城（今蒙古境内）、西行至塔懒主城（额尔古纳河侧）、西行至镇州，途经防州、维州，均在今乌兰巴托西北，经招州（鄂尔浑河西岸，原有古回鹘城），西北经乃蛮部、辖嘎斯国，再转西南经金山、精河、八喇沙衮，回人阿萨兰回鹘。[33]（P.202）

辽朝十分重视与西域回鹘各部之间的外交互使和商贸关系。据不完全统计，回鹘公使团以朝贡名义来与辽贸易，就有64次。[34]又据《契丹国志》卷二十二记载，高昌、龟兹、于阗、甘州、沙州、凉州等西域诸国，则每三年遣使入辽进贡。而辽朝也会对外赠送和回赐大量的精美纺织品。这些丝绸大多通过这条“草原丝绸之路”，经过西域高昌、回鹘，而进入中亚，然后流向西方各国。[35]（P.110）近年来，在“草原新丝绸之路”沿途也发现了不少辽代遗物，其中就有琉璃器、波斯银壶、景教墓碑等带有大食、波斯、东罗马文明因素的器物，反映出当时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盛况。

兴起于大草原上的元帝国，疆域辽阔，横跨欧亚大陆，更是建立起一张从漠北至西伯利亚、西经中亚远达欧洲的极为发达的草原大通道。元上都是当时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会，来自西域各国和欧洲的使者、旅行家、商人、传教士的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36]而其中不少人就是沿“草原丝绸之路”东来的，这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人裴哥罗梯的《通商指南》（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 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 ed. Allan Evan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ediaeval Academy of America, 1936）、威尼斯人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纪》、法国里昂人威廉·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u-quis）的《鲁不鲁乞东游记》等文献中都有反映。另外，元王朝时，耶律楚材随军西征、丘处机应诏西游、常德奉命西使，也都走了“草原丝绸之路”。

可见，位于“草原丝绸之路”东段的辽上京和元上都，不仅是当时草原上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东西方文明的汇聚交融之地。“草原丝绸之路”，在辽元时期进入到历史上最为辉煌繁盛的时期。

此后，随着元王朝的覆亡，“草原丝绸之路”又渐趋冷落下来，其寂静期竟达五百年之久。不过，随着近年来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这条沟通东亚与中西亚、欧洲之间的历史通路可望再次复兴，并发挥出比此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强大的文化交流作用。

注释：

①中国西晋十六国时，罗马帝国尚未分裂成东、西罗马，上引文献中的“拂菻”当指罗马帝国。

②唐代典籍中的“拂菻”，并不总是指东罗马帝国，也可能是西域的代用词，可以指吐火罗等中亚诸国。

③当时唐朝使者还曾为此据理力争过，如大历三年（768）六月吊祭回纥可敦使萧昕驳斥回纥所说的唐朝因不按时归还马价而失信问题；大历四年（769）六月出嫁回纥的崇徽公主辞行唐使，回纥人责备唐朝因归还的马价绢不足欲遣使去取，判官董晋的力驳赢得回纥众人的尊敬，详见《资治通鉴》卷二二四，“唐纪四十”。

④参见金毓黻著《渤海国志长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卷十《诸臣列传》中的《巳珍蒙传》、《高南申传》、《杨方庆传》等。

⑤参见金毓黻著《渤海国志长编》（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卷十《诸臣列传》中《裴颋传》、《裴璆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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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晓勤，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