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里，有一项重要的夜生活：跟着父亲去村委会开会。

灰暗的灯光下，乡亲们七嘴八舌，吵吵嚷嚷，最后在村长的呵斥下散会。记忆中，听到的最多的词是 “乡统筹”“村提留”“教育附加费”“计划生育”等等。一个懵懂少年，理解不了国家大事，不明白为什么要收那么多税。但是，乡亲们的唉声叹气，以及和父亲走在乡间小路上的那种压抑，我至今都记忆犹新。

我记忆最深的一项税负叫勤工俭学。虽说是项任务，但对我们这群孩子来说，却是极快乐的事。可以停课一周，老师带着我们上山挖药，砍柴。再由老师帮我们统一销售，完成这项税收。如果干得好，交完勤工俭学费用，还能赚几块钱，买糖吃。

现在，这些税收都取消了。每次回乡，听乡亲们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低保户该如何分配？要不要搬到镇上去住？一口人能补贴多少多少钱！ 

2013年，父亲查出直肠癌。我很崩溃，觉自己在城市里打拼多年，都是徒劳。赚再多的钱也救不了他的命。父亲倒挺乐观，他宽慰我说：别担心，我死不了的。现在家里经济条件好了，还有医保。咱们不会在钱的问题上作难。医学也发达了，应该能治得好。

随后的一年里，我带着父亲奔波于西安和北京各大医院，前前后后做了十多次手术，父亲受尽磨难，我身心俱疲。2014年7月，做完最后一次大手术，送他回老家修养，我们在门口小路上散步。

我说：“爸，你要有信心。等你看好了病，我带你出去转转。外面好看的地方多着呢！”

父亲说：“你不用操心我，我会好好治疗。现在的日子好过了，我还不想死，遭再大的罪也不想死。”

那天傍晚，陪父亲在水泥路上走了很久，他给我讲了很多他年轻时的生活——那时候，村里没有路，父亲去镇上卖木材，只能挑着东西从河里走。来回六十多里地，他要走整整一天。那时候，有很多税要缴，农民一年到头都喘不过气。

说了很多“想当年”。最后，父亲感慨了一句：还是共产党好呀！你看现在这路修得多平展，谁能想到水泥路能铺到咱家门口？

父亲感慨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他舍不得离开我们。但天不遂人愿，2014年冬月，在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父亲还是走了。

但那个傍晚，父亲在山间小路上和我说过的话，我一直都记得。一定程度上，父亲的那句感慨，校正了我的三观。父亲去世之后的这些年，我的文章里少了一些戾气，多了一些温和；少了一些针砭时弊，多了一些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有读者说，张先生，你的文笔没有前几年犀利啦！我说，社会在变，我也应该变！

一个文人，有必要和时代保持距离，有必要保持清醒、理性的批评姿态。但我也知道，不能让批评成为一种习惯，不能让“愤青”成为一种标签。一个文人的真正良知，不只是心怀悲悯，针砭时弊；还要能心存感念，歌唱祖国。

父亲去世之后，我依旧保持着回老家的习惯。老家是我的加油站，也是我内心世界的平衡器。每次回去都有一些新发现：村里的路又宽了，乡亲们又盖了新房子，医保额度又增加了，低保金额又提高了。

这些改变与我儿时记忆中的那些苛捐杂税形成了鲜明对比。乡亲们再也不用背负任何税负，反倒是有了一些细致入微的福利：据说，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会给发钱；家庭特别贫困的会有低保； 60岁以上的老人，政府还给他们免费拍照。国庆回家，乡亲们谈论最多的是：明年政府要给咱们硬化场院。

这些消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我的城市焦虑。也会平衡我的纳税人心理。我虽然不能像刘强东那样，给村里人大把发钱，但我知道自己在城里缴的税，有一部分来到了我的老家，给乡亲们盖了房，看了病。

在老家和北京之间，我需要不断地平衡、转变。我会为北京的高房价而焦虑，也会为乡亲们多了一项福利而欣喜。会吐槽城市生活的诸多不便，也知道农村人赚钱比我们更难。

我对这个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有一多半来自于老家的改变，来自于乡亲们对国家的认同，来自于父亲去世前的那句感慨。

在北京，每每听人说中国如何如何，我就在想，你去过农村吗？你知道几亿农民是怎么想的吗？没去过农村，不知道农民怎么想的，你凭什么谈中国？

我时常想，我在网上写的那些针砭时弊的文章，有几千万人读过，但是，父亲在山间小路上的那句感慨有多少人听过？细一琢磨，也不奇怪！因为媒体掌握在城市人手里，几千万自媒体人，大都生活在城市，而农村人只有一个大喇叭。

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会为城市拥堵而焦虑，会讨论800万的学区房。但是，你知道依旧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在担心什么？ 

在很多贫穷地区，农民最担心的是孩子能不能娶到老婆！十几万元的彩礼就能成为他们最大的人生课题；在我的老家，大多数人还洗不上热水澡，只能等到夏天去河里洗。

一个国家是否有良知，是否有温度。不仅要看它如何对待富人，更要看他如何对待穷人。我们不要只谈论中产焦虑，也要看看这个国家怎样为最贫穷的人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