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57年某月的一天，“滴铃铃…，滴铃铃…”，上海南京西路591弄140号二楼亭子间门口的住户共用电话铃声响了，这是《解放日报》社打给父亲谭正璧的电话，告诉他离别十多年的儿子余通过他们要寻找生父。这正应了早年父亲在诗中所写的：

汉室轻文只重武，

内战未闻息干戈。

一朝烽火海外来，

万里关山尽焦土！

……

阿余阿余最不幸，

生逢离乱多灾情。

愧为人父吾何言，

留取他年娱晚境。

吁嗟乎！

儿啼女号侭消磨，

斗室生涯不易过！

何日云消阴霾尽，

  还我河山好放歌！

这首诗是我后来才看到的。想不到世事还真应验了生父当年的期盼。从我懂事起，心中就对生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并一直是那么地敬仰。当我后来找到他时，可以想象，父亲当时的心情和那种喜悦，必定也和我一样难以言表。

一、苦难

不过那时，我毕竟尚未成年，对世事还有很多懵懂，对于上面那首诗中父亲所表达的无奈、内疚之情，在当时是无法想到的。后来我知道，在我出生前的1938年，生父在经历日冦发动的侵略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中，几经颠沛流离，最后在租界上的汕头路82号租房住下，因为不愿意与虎狼为伍，处境之艰苦，非常人所能想象。而我正在这个最黑暗时期的1940年来到了世上，来到了这个生存异常艰难困苦的家中。我是在记事以后才知道，因为兄弟姐妹多，母亲又常年患病，一家八口的生活就依靠父亲埋头写稿卖稿维持，每天能喝上三餐稀粥已属不易之举，所以父亲不得已将我送人抚养。而且后来我也知道，我还有两个妹妹：一个取名凡，因为生活的极其艰难，来到世上没有几个月就夭折了。另一个取名婴，为了她的生存也不得不忍痛送了人，据了解已随养父母去了台湾；在我与生父重聚后，他又曾竭力设法多方寻找，努力多年未能如愿，这亦成为父亲以及兄弟姐妹的一大憾事。可想而知，当时父亲心中的痛苦该有多么的深重。相比之下，我应该还算是幸运的了。

由于我生母蒋家与陆家本是远亲，所以早在我出生之前，我的生身父母与养父母所属的陆姓家族就有过非同寻常的交往。如有一次，生父母为了躲避战乱、保护藏书，曾从上海带着所有书籍来到陆家圩村，在陆府上住了十多天；后来陆家的人为了保护这些书不致毁于延烧的战火，还特地在农地里挖了深坑，埋了一段日子。也由此可见，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做一点学问是多么不容易啊，真所谓“中国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

二、传承

虽然我一直不在生父身边，但是他深深的父爱是永远不会磨灭的。现在能记得的最早印象是：大概在刚去陆家以后不久，养父或养母带我去黄渡镇上当时生父的居处探望。其它情景已记不清了，只记得父亲给了我很多小人书，有的指导如何做纸工，有的讲趣味小故事。

记得其中一本手工书，纸张较厚实，里面印了各种各样的彩色图案：树木、花草、房子、栏杆、人像、动物..., 可以一个个剪下，然后再按指示黏贴到指定的位置，就成了立体微缩景观。

其它书中有两个小故事我至今不忘，还曾讲给我的孙子听过。其中一个说，有一过路人看到旁边高墙的上方贴着一张告示，但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字；恰巧告示下搁着一架长梯，于是他就兴冲冲爬上梯子，看清了告示上四个大字：“油漆未干”—可是已经太迟了：他俯首一看自己的身上，已是满身油漆...

另一个故事说：有一小孩看到大人在一个信封上贴了很多邮票，就问大人为什么贴那么多的邮票；大人说，因为信很重，所以要多贴邮票；小孩又问：“多贴邮票以后，不是更重了吗？”

生父对我的思念和关怀是始终如一的，但为了让养父母安心（这是后来他亲口对我说的），他不得不强抑自己思念之情，知道我生活得很好，就忍耐着不主动来找我。与生父重逢后不久，我就考上了复旦大学。为此，他当然十分高兴，并为我买了雨伞、雨鞋等生活用品，给我以关怀和鼓励。我知道我的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哥因参加过革命工作，作为调干生在合肥矿业学院学习过，其他几个兄弟都只读到中专就参加工作了。可见父亲的家境始终并不宽裕，也因此他对我能读上大学，当然更增添了几分喜悦之情。

自从我进了复旦以后，走动更方便，曾多次去南京西路看望他。但由于年轻不懂事，后来心里对父亲有些疙瘩，就很久没有去。1963年复旦毕业时去了一次后，又好几年没有去过。直到文革后期评法批儒，学校与工厂交流，我在一家厂里看到我的一个兄弟的大字报，才又接上联系。（他是比我年轻的两个兄弟之一，由于他们是双胞胎，父亲舍不得再送人，因此将他们留在身边。）父亲不计前嫌，捎话叫我去玩，从此我又经常地去看望父亲，跟他聊天，而且谈得很融洽。1980年代，我住在江宁路726号的时候，曾请父亲和姐姐来过。还记得多年以后，我养父来上海探访我的小家时，也顺便去南京西路591弄140号与生父见过面。两位老人高兴地叙谈了好久，彼此感到深深的欣慰。

除了物质上的关怀，父亲留给我的更多的是精神财富。我自幼懂得求学上进，显然是生父的形象通过养父母之口对我的感染熏陶，而我养父母祖上也都是书香门第，所以他们对我生父的敬重也就油然而生了。随着年龄与学业的增长，我的人生目标也越来越明确，其中生父对我的影响更是悄然而生。我在高中时，数学成绩特别好，同学们都以为我毕业后必然报考高校数学系，我也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后来却改变意愿，决心考文科，一方面是感念新社会给农村带来的新气象、新生活，让我这样一个乡下的穷孩子能顺利地读上高中，因此决心将来用笔来歌颂新社会这个动力以外，另一方面父亲作为一名作家的榜样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进了复旦以后，父亲的勤奋精神始终鼓舞着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每天坚持写日记，锻炼自己的思想和写作能力。

三、“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虽然我没有见到过母亲，而且她多年遭受病魔的折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得知她与父亲在精神意趣上非常地契合，曾经合力从事于写作，尤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共同编纂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更是让我对他们既敬仰、又羡慕。后来在国外，每当我走进当地城市或高校的图书馆，都能看到厚厚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显眼地陈列在书架上。父亲毕生著作涵盖文学史（通史、专史、多种雅俗文学史料考究）、众多方面语文能力修习读物、多种体裁的文学创作（包括借古喻今、声援抗战的历史小说、和曾经在剧院上演多次的同名历史剧《梅花梦》）, 一共不下150种，总字数1000万字以上。其中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就有十多种。我为有这样的父母而感到骄傲；并且暗下决心，虽然我的能力非常有限，但也要像他们那样勤于学习，精心耕耘，将自己所学回馈社会。尤其要像他们那样，决不为了计较物质生活而放弃对精神、对学术的追求。关于这一点，自从我看到了父亲的居处和生活环境以后，印象尤其难忘。

当年我虽然不知道一位有如此成就的作家、学问家该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住什么样的房子，但是父亲在上海南京西路的居住条件仍然令我感到十分意外，不是因为其宽敞舒适，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其格外窄小局促，与我未看到以前所设想的简直是天差地别，更与父亲对社会的贡献及工作需要太不相称了，甚至令我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自我第一次重见父亲直到他1991年过世后，我看到的一直是两间小小的斗室。其中一间起初作为几个兄弟的卧室，后来一个兄弟结婚搬出，又作为另一个兄弟成家的新房。另一间就作为父亲和（常年在生活和工作上辅助他的）姐姐的卧室兼书房、餐室、会客室。父亲为了工作和研究，自然需要有不少藏书，而他为了所追求的事业又是不惜重金地搜书，以至一个个高达屋顶的书架又占去两间斗室的大部分空间，几乎没有留下多少回旋转身之余地。我至今仍清楚记得，兄弟成家后，所有书架都只得搬到父亲那个“多功能”房间，因此原有的两张床不得不改成一上一下的叠叠床；而那些书架都同时作为隔离不同功能区的“屏风”了。父亲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刻苦研读，著书立说，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努力不懈地奋斗了终生。

父亲的居住条件一方面让我很不理解，感到这不是盼到了“云消阴霾尽，还我河山好放歌”以后应有的情况；另一方面让我对父亲更加肃然起敬，不由得想起了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今天的一代是多么需要继承和发扬这样的精神啊！

我相信，曾经有过这种精神的奋斗者还有不少。现在这样的人似乎不多了，但其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而且一定会代代相传，总有一天会更加发扬光大，光耀社会。父亲和母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作者简介：陆寿筠，旅美华人，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