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研究儒家思想文化的官方学术界和民间文化学人确有一大批人倡导乡贤治理、鼓吹乡贤治理，希望以乡贤治理强化当前基层政权建设。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构成有众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但绝不包括乡贤治理。希望倡导乡贤治理的专家和民哲们要多关注中国基层的历史和现实，不要忘记“南霸天”、“黄世仁”们都是曾经的乡贤呢！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个定位要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进一步。

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没有体制机制保证是不行的。靠什么样的制度来实现乡村振兴呢？十九大报告中给的回答是，靠“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最近几年特别火热的一个提法是依靠“乡贤”，日人民报还曾用大幅版面来鼓吹“乡贤”治理，让人以为这是中央的新思路。

然而，十九大报告中根本没有提乡贤。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所谓“乡贤”，大概是某些人企图塞给中央的私货吧。

不要说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这么宏大的目标，就算是维持日常秩序凑合过日子，合理有效的基层治理机制也是少不了的，必定要有人程度领导基层治理的责任。历史上，基层走向崩溃与治理机制失效密切相关，而基础崩溃就是改朝换代的先声。相信这个规律在今天和将来仍然会起作用。

那么，为什么加强基础组织建设是中国农村治理正途，而所谓“乡贤”是歪门邪道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自古皇权不下县，县是传统中国的最低一级政府。传统中国的衙门是典型的“小政府”，县官主要只抓税收、河务、司法等主要事项——事实上以其精力所及，也只管得过来这些主要事务。乡村的生活主要是靠自治的。

在乡村自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士绅阶层。这个阶层站在官和民之间，起缓冲作用，也代表民间参与地方政治。著名学者瞿同祖说，“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务的地方精英”，“他们是唯一能合法地代表当地社群与官吏共商地方事务参与政治过程的集团。这一特权从未扩展到其他任何社群和组织。”

士绅身份是以取得“官宦身份”或“仕宦资格”为前提的，前者称为官绅，后者称为学绅。官绅包括退休、现职（例如丁忧在乡）和罢黜的官员，学绅指已经通过科举取得功名但尚未得到官职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士绅身份的政治性质：他们是一个通过科举取士制度与国家政权建立起紧密联系的特殊阶层，既非官又非民；他们又是一个特权阶层，享有豁免徭役、特殊的法律保护等特权。士绅阶层多为拥有一定财产的人，但拥有财产却不能自动进入士绅的行列，除非捐买一个功名。

士绅阶层除了以咨询建议的方式参与地方政治，还在地方公共事务上发挥重要作用，所担当的功能也可以区分为两类：组织的，和意识形态的。前者包括捐集资金修建公共工程、兴办孤儿院等公共福利、开展灾害救济以及参与保甲管理和地方防务等；后者通过主持教育、教化乡里、维持礼治秩序来实现。

萧公权曾经这样总结，“说绅士是乡村组织的基石，其实并不夸张。村庄可以，也确实曾在没有绅士的状态下存在，但没有绅士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活动。”

中国近代的转型首先瓦解了士绅阶层生产的基础（科举制的废除），中国革命进而消灭了士绅阶层的一切残余。

新中国的政权扩展了国家覆盖的范围，将最低一级政府设在乡镇（事实上乡镇并不存在完整的一级政府，其很多重要职能由县级政府的派出或直属机构承担），但在村一级的广阔领域，仍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秩序还是主要以自治来维持的。

谁来担负领导基层自治的责任呢？是基层党组织。

这里应广义地理解基层党组织的概念，它不仅包括基层党员组成的正式党的组织，也包括党组织团结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这部分人是同时代人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既有超出常人的工作能力，又有更进步的政治意识。

从功能上，基层党组织在乡村自治中填补了士绅阶层留下的空白，替代了士绅阶层的作用，起到了历史接棒人的作用，而且是一个升级版的接棒人。

首先，基层党组织与国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国家为其提供合法性的保障，但基层党员并不是食禄的国家工作人员，即便担任村干部，也是不脱产的，而是与普通农民一起从农业劳动中获得回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基层党组织的成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次，基层党组织并不是一个特权阶层，在这个意义上比士绅阶层进步得多。

从治理和意识形态两个具体功能上，也可以看出基层党组织对士绅阶层的“升级”。

在提供公共秩序的治理方面，村庄精英在国家的指导下将村社组织成生产和生活的共同体，在农业生产之外兴建了大量一家一户无法完成的公共设施；尤其是在人民公社期间，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村庄还成立了贫农协会、妇女协会、民兵连、儿童团等等一系列的组织，这是一个比公民社会更加强大的“人民社会”，在国家不进行直接干预的情况下，有效地维持了基层的秩序。

在意识形态方面，基层党组织负有向村民宣讲国家政策和党的路线方针的功能。我们可以将士绅召集村民讲解“圣训”和基层干部开会传达文件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发现二者在社会功能层面的相近性；二者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连接着完全不同的理想社会，一个是要固守以封建宗法为基础的礼治社会，一个是要建设以平等为取向的社会主义新社会。

士绅阶层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因其特权地位也形成了对百姓常态化的压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就说过，包括士绅在内的豁免徭役的群体是百姓生活艰难的罪魁祸首，只有“废生员”才能缓解百姓的痛苦。

到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大转型期间，情况更趋恶化，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批士绅迁居城市，只留下了一批代理人在乡村为其收租。这批人就是我们常说的土豪劣绅，他们只顾榨取，而不提供任何公共性质的服务，带给底层百姓的只有无穷尽的痛苦。一旦乡村自治空间呈现“劣绅化”的态势，基层秩序就彻底崩溃了。

中国革命重新建立了基层社会的秩序，但是改革开放后，“劣绅化”态势在农村再现。历史在这里再次呈现轮回的态势。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十多年前就开始讨论“恶人治村”的问题。1990年代晚期正是农民负担最为沉重的时期，村干部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收取税费，而农民普遍不愿意交，很多乡镇就故意让村痞恶霸式的人物当村干部，方便收钱。在这过程中，乡村一级的干部结成了一个以利益为纽带的网络。2006年农业税费改革后，收税费的工作没有了，而且国家还给农村和农民各种补贴，于是基层权力网络就转变成以分配利益为核心了。贺雪峰发展了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说法，提出基层存在着一个“权力的利益网络”。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在基层治理方面强调“村民自治”，力图以海选的方式解决农村治理问题，但实践中效果并不算好。因为这个治理模式是在摧毁了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别是税费改革改革之后，农村的公共生活彻底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民重新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袋马铃薯”——比邻而居，却不发生实质性的联系。

村庄里有机的公共生活缺失，选举就难免要走样。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大量外出打工，农村空心化，村干部职位缺乏吸引力，选举改变不了村庄的颓败。在发达地区或大城市郊区，土地很值钱，这样的村子的选举往往会引起激烈的竞争，贿选现象大规模存在，选举导致的是村庄的分裂。通过贿选上来的干部，首要目的是收回“投资”，难免要做伤害其他村民利益的事情。

农民原子化的实际状态，加上缺乏强有力的伦理规范予以约束，那么有利益的农村就成了“能人”们跑马圈地的场所，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比表面上的转变更可怕的是基层社会的“黑化”。据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讲，他做新农村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和黑灰势力打交道。黑势力在农村已经非常普遍，那些所谓的“能人”、“新乡绅”大多是涉黑的，或者就是黑道中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正是当代的“土豪劣绅”。

当有些人鼓吹“乡贤”的时候，他们指的是谁呢？没错，指的就是那些“新土豪劣绅”。

伴随“新土豪劣绅”崛起的过程，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基层党组织多年来的“弱化、虚化、边缘化”。如果不是党的基层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就不会有“新土豪劣绅”崛起的空间。

当“新土豪劣绅”发展的一定的阶段，他们大概开始产生了自觉意识。更重要的是，有人要借这些“新土豪劣绅”搞烂中国的基层社会，进而搞垮中国。于是，他们鼓吹“乡贤”。

所谓“乡贤”机制，早就被历史证明是失败的了。如果沿着“乡贤”的方向一路走下去，中国的农村将成为黑化的农村、破败的农村、崩溃的农村。

中国还有四分之三的农村户籍人口，未来也将有半数左右的人口长久地生活在农村，哪怕城市化进程完成之后。乡村还是中国发展的缓冲地带，乡村稳，则中国不会有大乱，反之亦然。

根据历史逻辑的启示，反思过去这些年在基层治理方面的失误，要重建基层的良性秩序，当务之急就是加强基础党组织建设！

去他奶奶的“乡贤”！

虽然我对“打call”这个说法在语意上的演变还是没搞清楚，但也要借用一下：我要为中央的明智打call！废掉“乡贤”，重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正途，这真的可以称作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