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代的司法程序

　　所谓司法程序，就是断案过程中应遵循的规则和次序。汉简中涉及汉代司法程序的事例较多，从中可以看出汉代司法程序大体分为事由、举劾、验问、无以证、送证人、鞫系书、劾 遣书、，诏所名捕、狱证、送囚、捕亡、刑名等几大类。

　　事由一类，是指由某种事情而触犯法律者。居延汉简中对这方面的记述较多，如：

　　①头死罪死罪，职事毋状当坐罪，当□四百一，廿四，四百六十□(33.5)
　　②□□东郡畔戍里靳龟，坐乃四月中不害日，行道到屋兰界中，与戍卒函何阳争言，斗以剑击，伤右手指二所，地节三年八月己酉械系(13.6)
　　③戍卒东郡□里函何阳，坐斗以剑击，伤戍卒同郡县戍里靳龟右股一所，地节三年八月辛卯械击 (118.8)

　　简文中对“职事毋状”以及对“斗以剑击”的械斗行为，都认为是触犯律条的事。

　　所谓“举劾”，即列举罪名加以弹劾。在汉简中也有有关举劾的记载，如：

　　①居摄三年十月甲戊朔庚子，累虏燧长彭敢言之，谨移劾状一编，敢言之(25.4)
　　② 十五日，令史官移牛籍太守府。求乐不得乐，吏毋告劾，亡。满三日、五日以上 (36.2)　
　　③敝辞曰:初敢言,侯击敝数十下,胁痛不耐言(123.58) 从上述简文看，“劾状”即举劾罪行之文状。“求乐不得乐”中的“乐”字，实为“药”字。 此简文对居摄三年(公元八年)以来举劾之事作了记述， 由此可见司法程序中有此一项无疑。

　　“验问”，取证之意也。“验”者，证也。汉简中也有记载，如：

　　①□官移甲渠侯官，验问收责□(193.30)
　　②积十日，谨验问不侵侯长□(176.1A)
　　所谓“无以证”，即提不出证据。汉简中记载：
　　①□毋，又，世以府书应禹，诣官,毋以证,不(133.12) ②官，无以证，不言请，出入□(38.27)

　　汉代把供词一般称“爰书”。“毋(无)以证，不言请，出入”，这是爰书中的常用辞，意思是，提不出证据，也不再提出修改供词的要求。当时录定供词可给三天时间改供，如果三日已满，即以供词定罪，不能要求更改。

　　所谓“送证人”，即送证人出庭作证。简文载：

　　元延二年八月庚寅朔甲午，都乡啬夫武敢言之□，褒葆俱送证女子赵佳张掖郡中，谨案曰：□留，如律令，敢言之，八月丁酉居延丞□□，居延丞印，八月庚子以来，(181.2)“送证女子赵佳张掖郡中，”就是送证人赵佳去张掖郡出庭作证。可见，汉代对罪证不仅要有可信的证词，还要有证人出庭作证，法律审判程序还是较严格的。

　　所谓“诏所名捕”，即下诏书指名追捕者。简文记载有：

　　匿界中，书到，遣都吏与县令以下，逐捕搜索部界中，验亡人所隐匿处，以必得为最，诏所名捕，事重＝当奏闻，毋留 如诏书律令(179.9)简的大意是， 对逃亡在一定辖区的罪人，要按诏书指名追捕到该地区将其追获。

　　“鞫系书”是经审问而得的供词。“鞫”者，审也。汉简中也有记载，如：

　　鞫 书到，定名县、爵、里、年□□(239.46)
　　所谓“狱证”，“狱”者，判决也，“证”者，狱讼之证据也，简而言之，即判决狱讼的凭证。简文中载：
　　尉史李凤，自言故为居延高亭＝长，三年十二月中，送诏狱证 得。便从居延迎钱......(178.30)简中说明尉史李凤从居延将凭证送往 得(今酒泉市)，并从居延迎取钱物。
　　所谓“送囚”，即送回赦免的囚徒。简文载：
　　□山， 得二人送囚昭武，□□四日旦，见徒复作，三百七十九人□卅八人署厨传舍、狱、城郭官府□ 六十人付肩水部＝遣吏迎受。守令史忠，啬夫胜之 (34.9,34.8) “ 得”和“昭武”为张掖郡下辖的县名。“复作”，是汉代的一种徒役名。

　　所谓“捕亡”，即逮捕逃犯。汉简中对“捕亡”的事例记载较多，如：

　　①部界中毋诏所名捕不道亡者□(116.23)
　　②诏所名捕，平陵长 里男子杜光，字长孙，故南阳社衍□因坐役使流亡□户百二十三，擅置田蓝。多□，黑色，肥大，头发少，年可 七八，□□□□五寸□□□杨伯史不法不道。丞相、御史□执全吾。家属初亡时，驾 牡马，乘 举车、黄车,茵张白车蓬,骑 牡马,所二千石奉捕(183.13)
　　③ ，戍卒得安成里王福，字子文，敬以 书捕得。福盗械 (58.17,193.19)
　　④名捕，平陵德明里李蓬，字游子，年卅二三。坐□击平陵游徼周标，攻邯□市，□杀游徼莱谭等，亡为人奴□(114.21)
简文①中的“不道”，是一罪名，即大逆不道罪。

　　简文②是一捕亡的诏书，其中指出了被捕犯人的籍贯、年龄、长相、身高、肤色以及名、字等，并叙述了“初亡”时的具体情况，犯罪的主要事实、同案犯情况以及追捕的办法和范围，捕后如何处理等，是一个较完整的追捕诏书，是捕亡律要求的一种格式。

　　简文③中的“ ”，即 诏，亦称“ 书”，是《捕亡》之法定文书之一。简文④中的“亡为人 奴”意思是说逃亡者隐匿民间，改名换姓，为人奴仆。

　　所谓“刑名”，即刑罚种类名称。汉代的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徙边、罚金、禁锢、赎刑、族刑连坐等八大类。死刑分枭首、腰斩、弃市三种。肉刑有膑、劓、刖、宫、笞五种。经汉文帝轻刑罚后，肉刑有三种，即笞刑、宫刑及斩右趾。徒刑沿秦制，是将罪犯判决后，由一定机关去管理，强令犯人服苦役的一种刑罚。徙边刑，本为秦制，两汉时相沿不改，即罪犯被减死罪一等后被徙往边郡的一种充军刑。罪犯徙边后在当地定居，刑期不定，少数人逢赦尚可回来，大多数人只能戍死边陲。禁锢刑是对犯人作出的终身禁止其做官的一种处罚，不仅本人终身不得为官，甚至波及子孙亲友。罚金亦为秦制，汉代因之, 主要用于对统治阶级危害不大的轻微犯罪行为,如《汉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赎刑，亦系秦制，汉代沿用。赎刑规定，犯人可用钱、谷、缣等赎罪，做官者可用其薪俸赎罪。另外，对女刑徒的处罚，一般用赎刑。如《汉书. 平帝记》说：“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即是说女刑徒定罪后，放回家里，不亲自服役，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雇他人代役。族刑连坐刑，亦系秦制，西汉初刘邦“除秦苟法”，但族刑未废。汉时实行“夷三族”刑，后来族刑扩大，并有连坐。如《后汉书.章帝纪》载：“往者妖言大狱， 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特别是到东汉未年，族刑连坐用得更加广泛。所以，有汉一代，族刑连坐从未废止。

　　汉简中对汉代的刑罚也有记载，可补正史之不足。如：

　　①□□居延所命髡钳， 左止，洛都毋崔□□(117.32)
　　②夫以主须徒复作为职，居延茭，徒、髡钳、城旦、大男厮厩署作，府中寺舍。(56.2A)
　　③髡钳城旦孙□，坐贼伤人，初元五年七月庚寅谪，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诏书施刑；故骑士居延广都里□完城旦钱万年，坐兰渡塞，初元四年十一月丙申谪，初元五年八月戊申以诏书施刑；故居延戍卒广□□□条例，初元五年居延吏□□簿□仓二百十里九十三步(227.8)

二、 汉代的诉讼程序与审判制度

　　汉代的诉讼程序规定，除一般民事和轻微的刑事纠纷强调“以道譬之”，即按封建伦理道德，晓以道理、进行调解外，其他程序均应按《囚律》、《捕律》、《 令》、《狱令》执行。可惜这些律令已无从查考，现只能依据史籍记载和汉简中的有关资料进行研究。

　　(1)关于起诉

　　形式可分为“告”、“ 劾 ”两种。所谓“告”，包括当事人自诉、被害人亲属代告和他人告发等几种。秦汉以来建立了连坐告奸制度，法律强迫人们互相监督、彼此告发。如《汉书.刑法志》载，“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 要处“各与同罪”。所以，即使诸侯王犯法，傅相不告举也要连坐。相反，凡举告者可受到奖赏。如汉武帝时颁布的告缗令规定：“令民告缗者，以其半与之。”所谓“劾”，即指对官吏的检举揭发。御史、司隶校尉“察举非法”，类似今天的检察机关，可对违法官吏提起“公诉”。

　　(2)关于捕押

　　告、劾被受理后，必须对被告逮捕或拘押。对一般犯罪者，不论是否已掌握确切的证据，或仅属怀疑，都必须逮捕拘押审问。属下层民众造反的案件，不仅要捕押本人，而且要拘捕“事相连及者”。对官僚、贵族犯罪，必先“有罪先请”，得到皇帝的批准，然后才能逮捕归案，不得擅自拘捕。

　　(3)关于审判

　　审判包括审讯和判决两部分，《汉律》称其为“鞫狱”和“断狱”。鞫狱主要目的是取得口供。当时为求得口供，普遍实行“掠治”，即“刑讯逼供”，所谓“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有的人被考得其情以后命也随之断送在监狱中了。因此，就连有的封建统治者也主张“宽厚”一点。如汉章帝时采纳了陈宠的建议，下诏“禁绝钻 诸残酷旧制”。所谓“断狱”宣布判决。正因如此，汉代对治狱官吏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对执法不严者，轻则免官，重则处以弃市。另外，汉代要求官吏迅速结案，严厉追究“淹禁不绝”的责任。

　　(4)关于上诉

　　“读鞫”完毕后，如果犯人及其亲属不服，法官应允许他们提出复审要求，这就是《汉律》中的“乞鞫”。但“乞鞫”不得过限期，如《周礼.秋官.朝士》郑玄注曰：“在期内者听，期外者不听，若今时徒论决满三月，不得乞鞫。”应当指出，当时不论“读鞫”，还是“乞鞫”，都是一种形式。封建诉讼制的本质及其封建官吏的主观武断、施而不断的审判作风，决定了对案件不可能明察秋毫，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上述几点，便是汉代诉讼程序的主要内容，主要依据文献资料零散记载归纳而成，居延汉简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建武三年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共36枚是汉代民事诉讼案较为完整的记录，而且非常典型、全面。文中叙述了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二月三日，由啬夫宫依据县廷所下的“甲渠侯书”所指控，召寇恩回乡接受验问的事。验问前由宫晓以法律规定，然后才开始“爰书验问”，记录证词。证词一开始记录被验问者的姓名、籍贯、年龄等，然后再讲事情的经过及原因,最后写明“皆证也,如爰书”，记录在案，备报县廷。十二月十六日，又进行第二次验问，法律程序与第一次一样，记录口供与第一次相对无差，最后写上“皆证也，如爰书”。经过三天后由乡啬夫将两次验问查对的爰书呈报县廷，再由县廷转呈甲渠侯，说明验问寇恩的结果。甲渠侯审阅验问证词后，又上奏都尉府，根据都尉府“更详验问，治决言”的批示，县廷再次验问，作好更详细的供词，并提出判决意见。县廷的判决就是：“不当与粟君牛，不相当谷廿石，又以在粟君所器物直钱万五千六百，又为粟群买肉，籴三石,又子男钦为粟君作贾直廿石，皆(尽)(偿)(所)(负)，粟君钱毕，粟君用恩器物敝败，今欲归恩，不肯受。爰书自证。写移爰书。”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上报都尉府，再由居延县令和守丞胜签名，移交甲渠侯，宣布审判结果。

　　都尉府审查后以“以政不直者”的罪名，按法律规定迅速报张掖太守府，最后审理结案。

　　这一案件从性质上说，是军民之间的诉讼。尽管军事人员的案件由军事机关处理较妥当，但在边塞地区，凡触犯法律者，无论军民，都由当地行政部门处理。从时间上说，从接案之日即三年十二月三日，至结案之日，即十二月二十七日，仅用了二十四日，其间经过了三次“验问”, 四次“爰书”，加上“府录”、“写移”等过程，说明当时办案的效率还是很高的。

　　上述案件是军官与一般百姓之间的经济纠纷案，结果军官败诉。这说明在汉代边郡地区政府执法还是比较认真、公平的，同时告诉我们无论在封建时代还是在近现代，执法者都应坚持实事求是、以法为准绳的原则，这样才能使所有的民事或其他案件得到合法解决。另外，从这一完整的经济纠纷案记录中可以看出，汉代的司法审判程序还是比较完备的，它为我们研究古代法制史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