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节选自张文木《重温毛泽东战略思想》第92-96页，该书由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土地问题解决的好坏历来是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我们知道，后人常将秦国能够“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解释为秦之“严刑峻法”，这其实说不通。因为在刑罚的残酷性上其他六国并不比秦国逊色，从某种意义上说，刑罚的残酷性往往与国家获得人民的支持程度为反比存在。与其他六国政策比较，商鞅建立的军功与土地奖励相联系的产权制度是秦王朝获得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农民）支持的关键因素。这个以土地奖励耕战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会基础扩大到最底层的广大农民，这些人在其他六国，只能从贵族手中而非国家手中获得或租得土地。这样，与将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贵族基础上而“严刑峻法”并不逊于秦的其他六国比较，秦国由此获得的社会基础就显得广大得多。如果没有这样广大的社会基础，那么，仅靠“严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灭亡。事实正是这样。商鞅为秦王朝建立了小农所有制，这使秦朝获得比其他六国更广大的社会基础从而统一了中国；同样，小农经济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没有新的土地资源的扩充的话——就难以长期维持。这不仅是造成秦王朝，甚至是从古代直到现代中国的蒋家王朝灭亡的主要规律性原因。秦始皇嬴政（前259年-前210年）明白这个道理，继承商鞅路线而获得了天下；秦二世胡亥（前230年-前207年）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从巩固秦始皇建立的皇权与民权相统一的生产关系出发，而是仅靠“严刑峻法”加强统治，结果很快便丢掉政权。由此而论，将秦王朝快速覆亡的原因归于始皇赢政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所谓“民心”问题历来就不是一个纯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生产关系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历来资产阶级帮闲文人都在回避这一问题的实质——的问题。世界近代史中能够“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仑，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横扫欧洲并由此开辟出一个“拿破仑时代”，其中重要原因也不是所谓的“独裁”，而是如毛泽东所说的“比较彻底地分配了土地”。1966年11月8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支持。”拿破仑将土地直接赋予法国和欧洲农奴，并由此使农奴转变为小私有农民的新土地制度。

恩格斯说：“对德国来说，拿破仑并不象他的敌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个专横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国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诚然，他的行动表现出来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会的代表们可能表现出来并且实际上已经到处表现出来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贵族们所惯于表现出来的一半。”

与商鞅变法相似，一部《拿破仑法典》对于欧洲农民而言，就是国家将土地越过贵族直接交与农民的法典。这是与商鞅一致的路线。拿破仑旗帜，对于欧洲农民，首先对法国农民而言，就是让他们告别贵族制度和农奴身份的旗帜，是不再作农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仑获得了法国的乃至全欧洲的农民的拥戴。马克思说：“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就是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向投票箱，高呼：《Plus d’impots，àbas les riches，àbas la république， vive1，Empereur！》——‘取消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

同样的道理，拿破仑与欧洲贵族的妥协也导致他最终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说：“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图得到和他们同样的荣誉，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统的帝王们便把篡夺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将贵族的土地夺过来交与农民，利用农民的力量进入贵族行列后，又与贵族们握手言欢，其结果是拿破仑出卖了农民的同时，农民也抽掉了对拿破仑的支持并抛弃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