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其实，从“政治诗”这一视角解读毛泽东的诗词最恰当不过。毛泽东诗词与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密切相关，诗词中的一些概念、范畴与其战略思想——比如“环球同此凉热”与不称霸的思想——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政治诗”而不是仅从文学的的视角发掘毛泽东诗词，才能更深入理解诗词的深刻思想内涵，同时也有助于了解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通过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可发现其中贯穿着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和审美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思考及其运用、中国崛起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关于中国统一、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外交原则、继续革命等思想的脉略。可以说，革命和斗争是贯穿毛泽东诗词中的主题，唯物主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是毛泽东诗词的底色。
【目录】 一 “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二 “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三 “苍山如海”：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运用 四、“横空出世，莽昆仑”:新中国将要崛起；战略与策略 五、“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周边国家分裂之时，中国基本统一 六、“诗人兴会更无前”：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七、“大雨落幽燕”：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 八、“僧是愚氓犹可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九、“梅花欢喜漫天雪”：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 十、“千里来寻故地”：不忘初心，继续革命，坚守“唯物主义大道理”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期间，他特地参观了杜甫草堂，评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其实，毛泽东的诗词也可从“政治诗”的视角解读，而不能简单地从修辞、文学艺术等角度解读。毛主席还说：“诗言志”，阅读毛主席的著作，发现毛主席的诗词中有许多是讲战略的。如果没有政治和战略高度，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毛泽东诗词。笔者试从十个方面谈谈学习体会。 一 、“风展红旗如画”：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审美观 我们还是从一般到特殊，先从毛泽东诗词的哲学观及建立其上的审美观讲起。 贯穿毛泽东诗词的审美特点是其最鲜明唯物主义哲学本质的革命斗争精神。为什么说“唯物主义”，那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人民是毛泽东心中的“上帝”。“什么是上帝？人民就是上帝。”[1]“上帝就是人民，人民就是上帝。”[2]斗争——确切地说是阶级斗争，是革命，而不是一些人误解的“好斗”——是毛泽东诗词的主题。他在1964年写的《贺新郎·读史》一词中表达了这样的“唯物主义大道理”：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
1959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一篇内参上批示：“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3]毛主席诗词的审美都是基于这个“唯物主义大道理”[4]。只要讲唯物主义，就要讲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前阕“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将人间问题说透了；讲斗争就要讲辩证法，讲辩证法就要重视新生事物。下阕“盗跖庄屩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将这个“骗了无涯过客”的问题也澄清了。 “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5]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曾在日记中自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6]斗争是贯穿毛泽东一生的解决矛盾的红线，与此相应，贯穿毛主席诗词的是红色基调，红色是战斗的色彩，是生命力的象征；而运用红旗的动感张扬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需要说明的是，革命越是处于低潮，尤其是在1927年至1935年期间，毛泽东诗词中的以舞动的“红旗”“长缨”“霜天”“旌旗”事物等表现出来的红色基调就越突出：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如梦令·元旦》）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清平乐·六盘山》）
“风卷红旗”“红旗漫卷”“红烂漫”“红旗乱”，毛泽东诗中的红色，不仅仅是一种色彩，它是斗争的象征。比如1961年2月写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中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句，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毛主席的诗词朴素，这与其中的人民性是一致的。在诗歌形式上，他喜欢民歌。他说诗歌“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7]。这与韩愈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8]的意境相近。韩愈对“烟柳满皇都”那种“高大上”是厌恶的，他偏爱“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那种初生的和有生命力的事物。韩愈是唐中期的人，这时唐人的精神还是向上的，若读唐初的诗，更让人有春意扑面的快意，这与唐王朝处于上升期的氛围相一致。与宋诗不同[9]，唐诗少有对今人所谓“高大上”“净白美”式的慵懒浮夸。毛泽东诗词也有同类气质，毛泽东诗词里多梅花、黄花、松柏，鲜有牡丹。毛泽东青年时就不喜欢牡丹。1915年8月他在日记中写道：“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说做人“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10] 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与唯物主义相一致的革命战斗精神被赋予美学含义：战争和战场被纳入审美视野，这是毛泽东诗词尤为独特的方面，比如 1929年10月写的《采桑子·重阳》：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又如1933年夏写的《菩萨蛮·大柏地》，诗中大自然与战争留下的残迹在诗人眼中反成了一幅绚丽的画卷：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这里“分外香”的黄花和“更好看”的风景，都是战斗的结果，这让人想到三十一年后诗人写的那句“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诗人视阶级斗争为当然和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说：“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1964年毛泽东对这句注释说：“这是借用李贺的句子。与人间比，天是不老的。其实天也有发生、发展、衰亡。天是自然界， 包括有机界，如细菌、动物。自然界、人类社会，一样有发生和灭亡的过程。 社会上的阶级，有兴起，有灭亡。”他说：“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11]“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12]这一下就把社会的本质说出来了。它本质上是斗争，所以这些贯穿着诗人思想始终，这使毛泽东的诗词及其美学思想有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张力。 晚年毛泽东对自己所开辟共产主义的事业，更是不忘初心。1976年，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年。元旦当天，全国各大报刊都在头版刊载《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是十年前填写的，词中仍是旌旗舞动，表达了诗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的心境。 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1965年5月）
有了唯物主义，就有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有了这个观念，就有了为他们奋斗的理想。这是理解毛泽东诗词的大境界。 二、 “茫茫九派流中国”：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诗词与毛泽东思想一样，是从中国土地里生长出来的。阅读毛泽东诗词，就不能不阅读中国背景及其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 毛泽东思想是从党内外斗争中诞生的，不仅是与国民党的主义之争，而且还有党内路线之争。陈独秀、王明的认识与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差别是，前者是从外国即莫斯科的思想来到中国的，而毛泽东的思想是从中国土地里长出来的，也就是说前者是为苏联服务的，他们以苏联为当时的“普世价值”并以苏联为中心。在他们看来，为了苏联，牺牲中国也在所不惜。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革命做出贡献的前提是搞好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诞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世界大战中死了很多人，国际上有很强的厌战情绪，因而这个时候是和平高调而不是枪杆子最招人。当时五四运动的诞生地北京大学更是空论滔滔。北京大学这个学校的优点是思想比较自由，各种思想都能进去，缺点就是脱离实际。共产党初期犯重大错误的两个人都是北大的，一个陈独秀，一个张国焘，都还是共产党的发起人。他们身上的光环比较光鲜照人。人一有光环就远离了真理。因为他只想自己天然正确，不想自己可能有错误。陈独秀是第一届党的领导人，那时到处跑，认为政治就是妥协，就是谈判，就是法制。“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当时哪有法律啊，力量大的一方就是法律。陈独秀们不知道，法分自然法和成文法，自然法就是多数人原则，多数人即人民原则，当然就是力量权衡原则。成文法是自然法运用之后才有的。这是法律的本质。自然法就是“人间正道”，是它决定着世界的变化。 资产阶级在上升的时候是懂得这个道理的。比如、卢梭就说：“根据自然和理性的法则，大多数具有全体的权力，因而大多数的行为被认为是全体的行为，也当然有决定权了。”[13]他还说： 国家的生存绝对不是依靠法律，而是依靠立法权。[14]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是属于人民的。[15]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民永远是可以作主改变自己的法律的，哪怕是最好的法律。[16]
但是，当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后，他们在自然法上就开始含混其词了。他们将自然法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空说什么自然是“正义”“平等”“自由”等。这是因为他们不需要人民的力量了。 当时陈独秀书生气，看不透这些，认为政治就是谈判，像一只蝴蝶到处飞，想通过谈判解决国共两党的矛盾。毛泽东看到他这么幼稚，很生气，告诉陈独秀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为什么毛泽东说那么多“那样”，要知道一个农村出来的青年，是饿过肚子、见过死人的；一个北大的教授没饿过肚子，没见过死人。两种人想的是不一样的。见过死人的人，见过饿肚子的人，就知道《国际歌》中“饥寒交迫的人们”的含义，这样的人想问题靠谱。毛泽东接着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17]。为什么毛主席这样说，因为二十四史都在他心中，历史中表现的就是枪杆子和枪杆子的关系，就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18]的关系。毛泽东赞同斯大林的判断，认为武装斗争“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9]。陈独秀这些新秀们不懂或不承认这点，陈独秀文凭太高了，文凭高了就容易远离真理，尤其远离中国真理。 生死之地有真理。真理坐标系并不复杂，就生死两线：横坐标是生，纵坐标是死。“生死存亡”，就四个字。你只要把任何事情带到这里头，真理就显示了，就不会胡说八道。只有把学问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你这个学问就靠谱。毛泽东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陈独秀为什么不行，他的思想不合中国实际，毛泽东说的话，他资格老、文凭高，不听。没办法，最后只能靠蒋委员长的机关枪来告诉他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军队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枪，次日，又向罢工示威的工人开枪。在长沙，5月21日，何键、许克祥开始捕杀共产党员。毛泽东当时在武汉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在4月27日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提出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建议未能得到讨论。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清党”，国共两党彻底分裂。就在这一年春，毛泽东写下《菩萨蛮·黄鹤楼》，诗言志，词中“茫茫”“沉沉”“莽苍苍”“锁大江”“知何去”等连结起毛泽东极为沉重的心情：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茫茫九派流中国”，但适合中国共产党的中国革命道路在毛泽东心中却不能上达。为此，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专门写《反对本本主义》，说： 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20]
三、 “苍山如海”：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运用 毛主席的诗词中的战略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地缘政治，是毛泽东诗词中被人认识较少，而又是很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诗词中直接提及地缘政治的较少，而若不从地缘政治视角，毛泽东的许多重要诗词中比如“尽开颜”“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等意境连同一些重大事件，比如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就不能得到更准确的理解。 人一碰到生死，就马上接近真理。1927年，共产党一年学到的东西比其他所有时间都要学得多。党建之初都是滔滔宏论，到了1927年“四一二”后，共产党干部脱掉西服和皮鞋，穿着草鞋进山，拿枪。这样才换来了根据地大发展。但形势刚好转，又开始玩虚的。上次陈独秀是“高学历”，这次王明不仅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高学历，还带着斯大林支持光环，又有军事顾问李德协助。这时共产党还不够成熟，总觉得外来的和尚念经能念真经。王明见过斯大林，因此，没有人敢怀疑他会有错误[21]。 王明为什么会失败呢？还是他的认识是从外边带来的，这样的认识及建立其上的政策在中国水土不服。当时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军事斗争。军事斗争就要了解中国，对当时的共产党来说首先是中国南方山地的地理特点。中国的南方山地的地形和欧洲大为不同。西方的地形是千里大平原，而在中国南方则是峰岭横纵的山地。在欧洲平原打仗，就得修碉堡，挖战壕，在决战中解决问题，欧洲各国及苏联打仗都是这种打法。李德把这种战法就带到中国，带到中国南山地。山里头打仗是什么呢？山里头打仗，山体就是掩体，河川就是战壕，想决战都难找到一块平整的地。1933年底，李德（奥托·布劳恩）来到江西瑞金，分工“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22]。李德要红军正规化，军事理论要欧洲化。李德在回忆录中说： 刘伯承拟订了三种类型正规军建设方案，我作了鉴定后，方案就由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了。在建制方面，方案基本上与苏联红军的建制相吻合，但是在人员方面，也就是说在人员的数目、尤其是在武器装备方面当然比苏联红军落后多了。[23]
在作战方面，李德一反毛泽东的山地游击战术，要求红军在到山里头找平地，挖地壕，修碉堡，寻求与国民党部队决战。1934年4月，李德以笔名“华夫”发表《革命战争的迫切问题》，系统地提出他将在苏区推行的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认为： 在敌人主攻方向应建立防御体系，以此来直接保卫苏区。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最少的人力和武器（包括弹药）牵制住敌人最大的兵力。应在重要的战略地点建立分散的堡垒或牢固的阵地（堡垒群），来抵抗敌机的轰炸和炮兵的射击。在山区只应进行灵活的防御战。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必须经常记住我军的特点，尤其是红军善于英勇作战的能力。每次防御时，应组织积极防御，堡垒地带应配置一定数量的人力和火炮。[24]
如果只看平面地图，那说出来的多是神话；如果我们看立体地图，说出的话多是人话。王明、李德面对平面地图，神话满篇。在他们眼中人是不需要吃饭睡觉的，打仗是不需要辎重运输的。读李德的书，让人发笑，为什么？因为你是中国人，知道山地之难；要是俄国人，就不会笑，就觉得李德是对的。因为欧洲基本是平原地形。 李德来到江西后，要求按他的思路建立军队，打仗时在山里修碉堡，找开阔地决战。前阵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宜昌保卫战》，从那里能看出国民党、日本人都是这么打仗的：在山里头修碉堡、挖战壕，搞决战。国民党的抗战词典中多“决战”，八路军的抗战词典中尽是“大捷”。日本、国民党、李德的战争理论都是来自欧洲大平原的经验总结。博古王明、李德放弃有利于红军的地形优势，用自己人少的劣势与数倍之敌硬拼，岂不是自找倒霉。毛泽东和朱德不是这样，他们是充分利用山地形势掩护，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随时都将敌人分解为一堆堆少数并个个歼灭。国民党胡宗南到了陕北以后，被毛泽东牵着鼻子到处转。共产党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与国民党一样，结果在1934年底的湘江之战中碰得头破血流：出门的时候八万多人，回来的时候剩3万多人。毛泽东对斯诺回忆说：“在这个时期，我们犯了两个重大错误，其一是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同蔡廷锴的部队联合。其二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御的战略，用阵地战对付占巨大优势的南京军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红军无论在技术上或者在精神上都不适合于阵地战。”[25]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当时王明也不是个人现象，当时根据地稍微好一点，又要搞形式主义，选干部重洋文凭，看履历。这种风气下毛泽东、朱德同志都被排斥在外了，说毛泽东不正规。1931年12月，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投奔红军，毛泽东要求“对这支队伍，要努力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建立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而这支队伍中的许多人只“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军校的人”。为了更顺利地接收、管理和改造这支部队，毛泽东特意派有留法背景的何长工去做管理工作，告诉他：“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26] 中国现在也有这类问题，张口闭口都是美国。其实今天来自美国和昨天来自苏联的理论一样不靠谱，“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可王明哪听得进毛泽东的话。干部一正规化就将毛泽东排除了。毛泽东没文凭，大专文凭都没有；他又不会外语，英语、俄语都不懂。毛泽东哪一条都不够，但他能打仗，知道中国国情。 现在我们一些人讲了现代化、高科技，就忘了唯物论。什么“一小时打遍全球”，可是只要打仗，还需要部队，要吃喝拉撒睡，就得要辎重。这些都不是发射导弹、一个原子弹爆炸就能解决问题，还得面对生活在当地的人民。比如，全是山地的朝鲜地形，如果没有当地人民欢迎，外人是进不去的。如果人进不去，导弹技术有什么用。在南方山里，蒋介石在江西没打赢，蒙古人没打赢，隋炀帝在朝鲜半岛北方山地没打赢，美国、苏联人在阿富汗没打赢，外人怎么能“迅速拿下”？凡是山里打仗，当地人不支持谁都打不赢，必须跟当地人结合。为什么？一座座山峰就像是丛丛利刃，大部队进去后很快就被自然削成“碎片”，而大部队只有在力量合成的条件下发挥作用。被山分割成小股部队的“大部队”就很容易为当地人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7]的方式一口一口地吃掉。国民党部队就是在湘赣大山让毛泽东、朱德的部队一口一口吃掉的。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到陕北去，也无法取得胜利。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在湘赣时期，形势越是困难，其诗词越是洋溢着大革命失败后少有的必胜的乐观精神。除了前引“风卷红旗”“红旗漫卷”“红烂漫”“红旗乱”“谁持彩练当空舞”等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的诗词外，还有如： 西江月·井冈山（1928年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秋）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梁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 （1929年10月）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春 ）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即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特别是到了1934年夏，毛泽东已被博古、李德（德国人）等排挤出了领导集团，在会昌“养病”，毛泽东在《清平乐·会昌 》一词中仍是乐观的。 清平乐·会昌 （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1962年毛泽东给《人民文学》编辑部谈到这几首词时说，这几首词“反映了那个时期革命人民群众和革命战士们的心情舒快状态”[28]。“主动权来自实事求是。”[29]，毛泽东同志的乐观情绪源于他已经找到了在中国山地开展游击战的规律，而不是一些人分析的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升落。 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需要真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也要懂中国实际的政治家。而检验这些的不是形式上的光环——如红色履历、文凭、职务、出身等，而是实践，而且还不是一次——前面已有了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的实践检验。 1934年10月，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中央红军准备战略转移的秘密通知。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红军突破一道道封锁，一路上，军情急迫，毛泽东已无当年夏天那“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从容心境。这可从其间写的《十六字令·三首》反映出来。诗曰：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五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第八军团损失更为惨重，第三十四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30] 湘江之战后，中央开始认识问题的严重性。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与薄一波等同志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31]血的著作，也是在血泊中找到的真理。最残酷的革命实践让中国共产党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召开了遵义会议，党中央推选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工作，而这时交到毛泽东手中的部队只剩三万多人。但要从根本上扭转党内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危害，毛泽东知道这并不是换一两个领导人那样简单，其路如铁，其声如咽，马蹄声碎，前景如血。毛泽东和党中央已有了“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心理准备，是否成功，仍不能把握。1935年2月，毛泽东在《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词中一改以前的乐观，心情凝重[32]：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结果，红军在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指导下，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使党暂时脱离了王明、李德错误路线带来的险境。这次胜利，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使生长在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移入中国，与实际结合起来的结果。 但是，这才是开始，因为更严峻的考验还在“残阳如血”的前方。 过了大渡河，大家心情稍好一点，又遇到了张国焘路线的干挠。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的斗争的焦点并不是外来思想与中国实际的矛盾，而是对中国国情，尤其是对中国地缘政治特点认识深浅的矛盾。 毛泽东比较早地注意并娴熟地运用地缘政治（中国传统称之为“历史地理”或“地理政治”）学说为中国国内国际斗争服务。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33]，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也都要了解。[34]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35]1956年3月8日，毛泽东在听取交通部汇报时说：“中国地势比较完整，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高山，统一起来帝国主义不易进来。”[36]1964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与金日成谈话中提到罗马尼亚，说：“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37]毛泽东这里说的“他们”，既指罗马尼亚也指欧洲。 地理位置的好坏取决于主观对其规律的把握。毛泽东在当时党的领导层中是对中国地缘政治及其规律认识最深刻的人。如果说，毛泽东与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斗争源于对中国南方山地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战争规律认识差别，而接下来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争执则源于中国四川和西北地形及在此之上形成的战争规律的认识差别。深度不同的认识，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实践结果。 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长征方向的争论焦点在于对四川在中国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差异。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共中央内部关于长征路线出现分歧。其主要表现在南北两个大方向，具体说三个方位，一是南下川西北，这是张国焘的方案，其二是北上陕甘，这是毛泽东的方案；还有一个就是张国焘作为妥协的北进新疆的方案。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38]的危险，而张国焘则固执于南下偏安川康的路线，表示：“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39]张国焘的回电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其“决不会做瓮中之鳖”是对6月26日召开的懋功两河口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张国焘南下方案用语的决绝回应。 在这两个方向的选择中，谁对呢？在没有实践结果前，真不好说。但从历史经验上说，毛泽东同志的方案是有利于中国革命事业的选择。 我们看，张国焘要南下川康地区，而四川的地形就像个盆子，由此进入中原只有两个出口，一个是重庆，另一个是汉中。从汉中东出，就进入南阳盆地，由此北上就可直取洛阳。刘秀是从那里起家的。这也就是说，要想在四川能成点事，重庆和汉中这两个地方必须控制。当时张国焘不懂这些，张国焘要回去四川。毛泽东知道，历史上蒙古人入川，结果大汗蒙哥死在重庆钓鱼城下。另一例子是乾隆曾举四川全省之财力远征西康的大小金川，也是不了了之。这些张国焘不懂，自然与毛泽东说不到一起。 四川在中国地缘政治中是有其特殊个性的地方。历史上有两个姓张的人对四川形胜认识浅浮而又有执着入川的情结：一个是张献忠，1640年率部进兵四川，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有钱沉入河底[40]，1646年与南下入川的清军作战全军覆没。另一个就是张国焘。亏得被毛泽东从四川拉出来，不然，1937年底蒋介石迁都重庆后，张国焘的结局不会比张献忠更好。 但当时谁敢怀疑张国焘方案有错误呢？没人敢怀疑，因为他身上光环太多：如果说王明受过斯大林单独召见[41]，而张国焘则受到过列宁的接见[42]，而且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43]；再加上张国焘又是我党为数极少的创始人之一，陕南根据地搞得还不错。但是所有这些掩盖不了他在重大问题上出的错。毛泽东与王明、张国焘的斗争并不涉及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涉及为实现共产主义方式。他们这代人都是敢于斗争，但差别就在于善于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书都读得多，而毛泽东读得最活，特别是他比其他人更结合中国实际。 比如毛泽东青年时喜欢《三国演义》[44]，他可以将书中的知识应用于革命实践。大家都知曹操于公元215年拿下汉中又让出汉中，为什么呢？守不住。因为当时同年即215年刘备已拿下了成都，从成都北进汉中必赢，为什么？刘备蜀国的资源运输比曹操方便。打仗就是拼资源。曹操得从陕西那边翻山运载物资，刘备则在家门口。所以，刘备拿下成都后，曹操就赶快退到秦岭之上，把汉中交还给张鲁。公元219年，刘备轻取汉中，就把张鲁消灭了。估计毛泽东注意到这一历史经验，并将这一经验用于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大家看印度与中国的边界地形，中国藏南地区很像陕西汉中，喜马拉雅山与秦岭相似，其地形用曹操“直为天狱中”[45]的比喻并不为过。印度地势与四川相似，印度之于中国藏南易于实际控制，因为南上的资源运输线较短，较北下辎重补给更为便利。对北方中国防御而言，能够保证战争胜利的补给线陡长，因而南下容易控制难。 为什么我要讲这一点呢？这是因为有的同志不理解1962年毛泽东为什么打了以后又退回来。如果仅看平面地图，你就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退回去。如果你看了立体地图你就不会埋怨毛泽东了。毛泽东遇到的也是曹操攻取汉中后面对的同一守不住的问题，守不住就不如退回。遵义会议上凯丰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46]，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但不管读什么书，能将书活才是本事。毛泽东将《三国演义》这本书读活了。而王明那些人读的是马列的书，却将书读死了。1964年毛泽东在《贺新郎·读史》中说：“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都属于被苏联那些“五帝三皇”们骗了的“无涯过客”。 四、“横空出世，莽昆仑”:新中国将要崛起，战略与策略 从1934年10月起，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作战略大转移，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甘肃、陕西等十一省，击溃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和堵截，战胜了军事上、政治上和自然界的无数艰险，行军二万五千里，终于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值得研究的是，长征一路走来，到陕北率领着仅有八千人马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形势和规律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从1935年10月到1936年2月这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一气写下四首气势磅礴，战略思路明确的诗词。“诗言志”，毛泽东通过这几首诗词表达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新认识。先读第一首。 《七律·长征》（1935年10月）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为什么“尽开颜”，这不能仅仅以渡过困难期为解释，而只能从历史大道来解释。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47]。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人谋”的因素，更有顺应“天命”即历史规律的成分。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48]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49]
不能说司马迁的谕言出自《易经》，但与《易经·说卦》“帝出乎震（东），齐乎巽（东南），相见乎离（南方），致役乎坤（西南），说言乎兑（西），战乎乾（西北），劳乎坎（正北），成言乎艮（东北）”[50]的谕言高度相合。《易•说卦》：“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南怀瑾解释说：“艮，是东北的卦位，是万物所成终结的地方，也是万物的开始的地方，所以说成就是在艮卦。”[51] 有意思的是，此线正是毛泽东率军从东南经西南，北上陕北延安，后东移河北西柏坡，再至东北后终取天下的路线的相一致。1945年日本失败前夕，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5月1日，毛泽东在所作的关于政治报告讨论的结论时明确指出：“东北四省极重要，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有了东北四省，我们即有了胜利的基础。”[52]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在井冈山同汪东兴谈到张国焘时说： 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就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53]
得道天助，毛泽东说的路线与司马迁说的“盖所天所助”的路线不谋而合，也与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相合。1958年12月，毛泽东为这首诗批注说，长征“过了岷山，豁然开朗，转化到了反面，柳暗花明又一村了。”[54]这一年中，毛泽东心情除了“尽开颜”之外，其诗词的战略张力更是直逼九霄。再读第二首。 《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1935年10月，刚走过长征，带领着仅剩八千余人的毛泽东，却在此时预见到新中国必将在他手中（“今日长缨在手”）崛起。这一认识毛泽东于1936年12月为次年国共两党祭黄帝陵活动作的《祭黄帝陵》一诗的开篇再次表达：“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毛泽东还认为，新中国的崛起还必将对旧世界产生前所未有的大冲击。“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这气势如毛泽东喜欢的大闹天宫的孙大圣和怒触不周山的共工。毛泽东说：“共工是胜利的英雄。”[55]来到陕北的红军都是未来新中国将“赖以柱其间”的共工的后代，他们的奋斗一定会对旧世界造成“地不满东南，天倾西北”[56]的大变局。 毛泽东这个认识不仅一生未变，而且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反复强调。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也就是通称的“七千人大会”上说： 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57]
三十年后，毛泽东再取《念奴娇》词牌于1965秋作《念奴娇·鸟儿问答》，说这个大变局“吓倒了蓬间雀”：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对今日中国有战略指导意义因而值得今人认真体会的是《念奴娇·昆仑》的后半阕。如果说这首词的前半阕描述出新中国即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的话，那么，后半阕所喻意的就是中国崛起后将采取的外交策略。 1935年，刚到陕北的毛泽东已预感到新中国必将崛起，这是因为他断定日本将因扩张而衰落。毛泽东从日本身上已捕捉到了甫立即亡的迹象，提示未来中国不能走正在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多贪多占的路子，“诗言志”，他以诗词的形式表达了这个思想：“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也不要这多雪”，也就是说，守住昆仑山，不要搞霸权。“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意思是什么呢？欧洲是欧洲人民的，美洲是美洲人民的，中国可守成的范围就在亚洲。这其中的哲学思想是节制，共富，均衡，而不是像日本、英国、美国那样独吞独占。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对《念奴娇•昆仑》曾做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58]在这里，毛泽东对日本人民反寄于同情，知道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样，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认为世界还是要回到“环球同此凉热”的道路上来。这个道路只能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思想，毛泽东坚持始终，1920年，毛泽东为湖南一师小学校友会题写的对联就是：“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59] 与此同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近，刚到陕北的毛泽东对未来新中国外交政策已有成熟的考虑，这就是不走帝国主义扩张的老路。毛泽东不畏强权但又知道节制，他从不把力量伸展得超出能力之外，不能让因目标设得过大而让自己不堪重负。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边区组织秋收起义。8月23日，中共中央复信湖南省委说：“中央认为：湖南暴动，可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今湖南邵阳）一带如有可能亦可做一暴动点；‘湘中发动，集中军力，扑城取长沙’；湘湖南，湘中的暴动尽可能地同时发动，免陷一地于孤立。”8月30日，中共湖南省委就暴动范围问题致信中央说:：“我们是以向长沙暴动为起点，并不是放弃湘湖南；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60]1928年年底，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中央指示我们发展的游击区域，纵横数千里，失之太广，这大概是对我们力量估计过大的缘故。”[61] 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力量有限性的思想成了毛泽东判断中国抗日战争和苏联反德国法西斯战争结局的重要依据，1937年7月，毛泽东在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在占领中国的长期负担的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次胜负不决的战役的考验下，日本军队的士气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抗战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可以输送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战士到前线来。”[62]这个思想在1938年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时得以系统发挥。毛泽东说： 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63]
1942年，毛泽东运用力量有限性的思想准确地提出德国法西斯将在入侵苏联战争中灭亡的判断，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写道： 希特勒进攻苏联的战略企图没有一个不是失败的。在此期间，希特勒鉴于去夏分兵的失败，集中他的兵力向着南线。然而他尚欲东断伏尔加，南取高加索，一举达成两个目的，仍然分散了他的兵力。他尚未计算到他的实力和他的企图之间的不相称，以致“扁担没扎，两头打塌”，陷入目前的绝路。在相反方面，苏联则是越战越强。斯大林的英明战略指挥，完全站在主动的地位，处处把希特勒引向灭亡。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64]
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将这个思想进一步发展为指导国家外交的基本原则：1972年12月10日，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告诫全党：“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65] 六盘山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固原县西南，是六盘山山脉的主峰，险窄的山路盘旋多重才能 到达峰顶。毛泽东在1935年9月中旬率领中央红军进入甘肃省南部，十月上旬，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打垮了敌人的骑兵部队，胜利地越过六盘山。10月毛泽东写就本月的第三首诗。 《清平乐·六盘山》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长缨”，在这里并不是指仅剩下的八千的红军战士，而是中国共产党来到开始“收功实”即得天下的陕北高地和陕北人民。有了全民抗战开始的“天时”，又有陕北这片利于逐鹿中原的“地利”和这里的人民，“缚住苍龙”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同一个意思，在六个月后，以更宏伟的诗篇《沁园春·雪》（1936年2月）再次展现：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首词作于红一方面军于1936年2月由陕北准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西部的时候。毛泽东明白，此着冲击的不仅是阎锡山，而是蒋介石的旧世界。战事未开，气势已胜。1945年10月，毛泽东在重庆曾把这首《沁园春·雪》书赠柳亚子并在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这是在国民党的大本营直接向蒋介石发出“试比高”挑战。 五、“人间正道是沧桑”：在周边国家分裂之时，中国基本统一 1946年国共大战在即，中国不仅处在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而且还处在统一还是分裂的十字路口。挑战不光来自蒋介石，还有当时希望中国在内战中分裂的对华“友好”的国家。 1946年3月4日，由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组成的负责国共调停的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66]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谁都知道，淮阴[67]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北距连云港市130公里，东南距盐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苏省会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扼水陆交通之要冲，自古乃兵家重地。从淮阴进南京，那是从国民党手中取天下；而若从延安入住南京，就只能在那里寄人篱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读过三年后即1949年4月毛泽东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会明白，选择后者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在这首诗中既是言情，又在言志；不仅是向蒋介石政权下达的死亡通知书，更是对美苏欲使中国划江而治的战略默契的严肃正告。告诉国际上一切想利用中国内战分裂中国的国际“友人”或敌人们，中国统一势不可挡，1964年郭沫若在对这首诗评论时说：“就在解放南京战役的前后，国内外有一些好心的朋友主张中国南北分治，适可而止，不要惹起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干涉”[68]。 郭老的话并不是空穴来风。 1945年2月10日，也就是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的前夕，罗斯福和斯大林拉上极不情愿的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达成了瓜分中国的《雅尔塔协定》[69]，并以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和战后承认国民党政权为条件，迫使蒋介石于协定签署后半年后即8月14日承认了这一协定。 这个协定本质是将中国一分为二，南面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北面是苏联的势力范围。鉴于协定将要产生的分裂中国的恶劣影响，苏美双方一致同意对这个协定实行保密。直到1945年6月14日，杜鲁门才指令赫尔利将这一内容通知蒋介石。在此之前，美方除在场者及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等少数人外，至于国务卿斯退丁纽斯，艾登说：“斯退丁纽斯对这事的详情根本一无所知，他同首相和我一样，可说完全蒙在鼓里。”[70]当时“蒙在鼓里”不光是美国国务卿，还且还包括中国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所以后人又称这个协定为“雅尔塔秘密协定”。 可见，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下果断做出渡江的决定，其意义对中国命运的影响更是巨大和深远的。与19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林肯统一国家南北的意义一样，如果没有1949年毛泽东顶住巨大的压力挥师过江的决定，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限于长江以北，并且最多只能落得东欧那种依附于苏联的地位；同样，江南的蒋介石的资本主义制度最多也只能成为依附于美国的亚洲版的“拉美”式国家。果真如此，那么，今天中国就是一个任何帝国主义国家都可以耀武扬威地任意出入的国家，今天中国的整体地位必将远远地落后于印度。斯大林对此洞若观火，1945年他告诉前去谈判的蒋经国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71] 分裂中国的关键是利用当时中国的内战，使各自都拥有强大武装的国共两党同时并存，使其在内耗中演变为以长城或长江为界的南北政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美国和苏联在抗战胜利后力促国共和谈的表面下隐藏着南北肢解中国的目的。所以，当斯大林听到罗斯福说美国“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使北方的共产党人同国民党实现联合”，立即表示“这很好”[72]。 对1927年“四一二”事件记忆犹新的斯大林心里明白这样的结果将意味着中国再次分裂，而阻止中国“进步”的终极手段，斯大林与美国人一样明白，那就是肢解中国并使中国政治破碎化，至少使中国政治置于印度议会或俾斯麦之前的德国议会那无休止的“议而不决”的无效行政之中。要实现第一个目标即肢解中国，美苏需要合作，美国通过约束中国国民党，苏联通过约束中国共产党实现中国的不统不合的局面——目前的台海两岸这“两个中心为‘患’”的现状就是当年美国这一策略的残存后果。要实现第二个目标，苏美就需要蒋介石配合，因为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买办，依靠外国资本而不依靠本国人民，这样的政权统治中国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第二个印度——恐怕还不如印度。但不管怎样，既不能让中国在抗战灭亡，又不能让中国在抗战后强大，都是美苏不好意思直言的在中国的目标[73]，在这个目标下，斯大林与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又开始联手。与分割欧洲是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与罗斯福不能明言的目标一样，分割亚洲也是斯大林和罗斯福不愿言明而又隐藏在雅尔塔谈判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华政策之中，却最终因共产党打过长江而没有实现的目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在做了上述地缘政治关键地域的力量准备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在接见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时传达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说： 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74]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1948年印度和中国都面临着有外来支持的国家分裂的危险。结果是受着西式“民主”熏陶的尼赫鲁接受巴基斯坦、缅甸和斯里兰卡与印度相分离；而毛泽东则在1949年挥师打过长江，1950年初又一气拿下西藏。年底又入朝参战击退美国人。不同的领袖，不同的结果：现在印度原来的版图上立着两颗互为目标的原子弹，而在中国则是统一使用管理的核武器和刚刚飞上世界屋脊的青藏铁路。对此，我们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尤其应当感谢毛泽东同志顶着巨大压力带领全党为中华民族做出的“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决策。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历史的变化是无情的，在不同的领袖手中，历史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也可以向不好的方面转化。1949年4月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面临巨大压力下果断作出渡江的决策对亚洲继而世界命运的影响是积极和深远的。1949年中国的统一又使亚洲——较之欧洲而言——从欧洲式对称型破碎的地缘政治劣势转为以中国为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优势。中国在亚洲的主体国家地理板块，使亚洲有了稳定的地缘政治条件，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世界和平的保障力量。正是亚洲拥有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而统一的亚洲主体板块，才使欧洲、美国，乃至当时的苏联失去了随心所欲支配亚洲事务的条件并为亚洲独立的意识提供了政治根基；有了中国这个主体板块的地缘政治根基，中国周边国家才有可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的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在美国的眼中才有了“亚太”而不仅仅是“远东”的概念。 对于当时所谓“划江而治”舆论，毛泽东更是明察秋毫。据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的雷洁琼先生回忆，1948年12月，她在西柏坡曾当面问毛泽东：“美国和苏联都赞同中国‘划江而治’﹐在国际和国内有不少拥护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怎样看‘划江而治’的社会基础﹖”据雷老回忆： 毛主席笑了，笑声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说，美国和苏联立场虽然不同，但在这个问题上都是站在他们各自的利益上给我们增加压力，用军事实力、政治实力形成了一种国际国内舆论，一种暂时性表面化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从表面上看、暂时性看问题，不顾一切代价追求“和平”，而不管这种和平能不能长久。决定国家大事，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考虑问题。为了一个统一的新中国，我们中国共产党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放弃暂时抓长远，将革命进行到底。如果不是这样，搞什么划江而治，将后患无穷。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统一都要很长时间，人民会付出好多倍的代价！事关举国长远大计，我们共产党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看得远一点，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75]
后来毛泽东对斯大林在对华政策上的“小九九”作了深刻的总结式的批评。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第三国际都解散了”，斯大林“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76]。 被美国推举出来替代蒋介石的“稳健派”李宗仁主张与江北的共产党“和谈”，其要害在变相落实“雅尔塔秘密协定”，置中国于事实上的“南北朝”形势之中，果真如此，今天的“台海两岸”分离状态就会变成“长江两岸”的分裂状态，中华民族由此也就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关于此，李宗仁本人后来在其回忆录中也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说：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我不禁不寒而栗了。我今天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三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77]
读到这段文字，令人心酸。当年满口“公开透明”和代表“改革运动”力量的李宗仁，这时才知道说大话容易而落实大话却是何等之难；不仅如此，空话有时还会给民族造成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我们中国人应为有毛泽东这样的领袖而感到幸运，我们应对毛泽东那一代共产党人表示永远的敬意。 历史真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就在印度、越南、朝鲜等周边国家大面积出现国家分裂的时候，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获得基本统一。中国统一让朝鲜领导人认识到分裂国家的错误并于次年试图挽回时，为时已晚：1950年6月，美国率领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击退了南下进入韩国的朝鲜军队。
（说明：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全文四万五千余字，头条刊发于《学术前沿》2017年第8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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