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算陈胜昙花一现的农民政权，那么我们可以说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建立起的政权，其一步步蜕化变质以致灭亡非常值得人们思考。笔者在这里就简单回顾一下从西汉建立到蜀汉灭亡的历史，并谈谈个人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看法。未必正确，仅供参考。

在刘邦与其妻子吕后统治的时代，思想上崇尚法家，政治制度上延续秦制，与秦国的区别仅在于统治者不同。这也是带有必然性的，因为秦国商鞅变法和秦始皇时代所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意识形态在当时仍然算得上是先进的，唯一落后的就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旧贵族集团。因此汉代灭亡了这个集团以后，换人而不换制度几乎是一个必然的选择。过去，我们常说这表明西汉延续了地主阶级的统治，但是统治集团毕竟或多或少的也应该对政权的性质有一定的影响。至少在刘邦与吕后的时代，农民战争所遗留的平民化方针政策并没有被废弃，也没有形成新的什么世家豪强，政府更多的是为了捍卫小农利益。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说是初年的西汉是中国第一个农民政权。

但是，在吕后死后改变了政权的性质。其实，劳动者政权的蜕变从来需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的，这就好像朱元璋死之后朱棣夺取政权也进行了大肆的杀戮。文帝景帝时代的三大政策，轻徭薄赋、约法省禁和放松对商贾的限制实际都是为了培育一个新的豪强集团。因为汉代的时候本来包括田赋和口赋两种，文帝和景帝长期减免田赋，实际就是把口赋或曰人头税当作财政收入的全部来源，把负担完全转嫁到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身上。减少刑罚实际主要也是加强上层社会的特权，因为基层的私刑没有也不可能被减少，而且减刑基本原则主要是花钱赎罪，自然而然的也就增强了有钱人的地位。至于减少对商贾的限制自然也是培育新豪强不可避免的过程。

因此，到景帝末年，豪强复活、商贾膨胀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西汉的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当然，社会的变化终归是有一个过程，即使是在刘邦和吕后掌权的时代，政权的蜕变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否则便不会有吕后一死，元老们轻松夺权的事情发生了。另一方面，即使是在文帝景帝时代弊病丛生，但是多多少少的还是延续了经过秦末农民战争之后相对平等的社会风气，因此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把文景时代说成是一个“治世”还是毫无问题的。

汉武帝上台以后，国家的形势又有了巨大的变化，这倒不是说对外政策的变化，而是说对内政策由豪门由放纵转向抑制。在今天我们往往过高的估计文帝景帝与汉武帝之间的政策延续性，把他们通通说成是西汉前期强势的表现，其实在古代对于汉武帝的评价文帝景帝的评价是完全相反，强调汉武帝统治的残暴与文帝景帝的宽仁。的确，汉武帝时代的盐铁官营与算缗和告缗等政策让无数豪商大户走向破产，至于利益受损者更是不计其数。问题是，如果没有这些保证，国家的财政从哪里来呢?与匈奴战争等各方面的费用，难道还象文帝景帝一样收人头税，从一无所有的老百姓身上刮吗?要是那样的话，估计武帝之后西汉也就土崩瓦解了。相对来说，汉武帝把主要打击对象指向豪强的政策无疑对于国家兴盛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

但是，汉武帝时代的政策也造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意识形态上较之文景时代有更大的退让，独尊儒术的方针实际将新生豪强的特权理论化与永久化了。虽然汉武帝本人并不是十分赞同儒家学说，就其实际政策而言，更多的倾向于法家，但是毕竟开创了儒学数千年的正统地位。相应的，诸如文景时代的特权政策，如花钱减刑等等无一例外的保留了下来。第二个方面是由于文景时代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新生利益集团，所以汉武帝的一系列抑制豪强政策必然会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所谓巫蛊之祸表面上是继承人问题矛盾上的爆发，其实不过是西汉整个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在晚年作出重大的让步。轮台罪己诏之后，西汉对豪强倾斜实际已经超过了文景时代。但是，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当然应该看他统治的整体情况。从这个角度来说，汉武帝的确是西汉时代的鼎盛时期。

汉昭帝到汉宣帝时代基本延续了汉武帝的政策，但是具体来说，两者又有不同。汉昭帝时代主持政务的霍光还算是汉武帝时代的旧臣，但主要延续的是汉武帝后期轮台罪己诏之后的政策，因此处决了桑弘羊等一批主张打击豪强的人士，总的来看政策对于新兴的豪强是有利的，但是其执政并不很长。汉宣帝由于是经历了巫蛊之祸后长期流落民间，更多的是采取了汉武帝时代“王霸之道并用”，相对对于新兴的豪强势力限制的比较多一些，当然汉宣帝较之汉武帝还是有了明显的退步。总体上与汉昭帝时代都是处于新一代豪强的成长时期，为后来西汉的衰落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但是，这个成长时期的豪强尚未把持的政权，因此国家还算相对兴盛，例如今天的新疆被纳入西汉中央政府的版图是在汉宣帝时代。旧史家们这一时期称之为“昭宣中兴”，如果从国势上来看亦无不可，但是那些人强调的是汉昭帝与汉宣帝时期相较之汉武帝政策较为温和，对豪强较为宽容的合理性，其实恰恰将这一段历史解释反了。到汉元帝时代全面奉行“王道”对于豪强势力让步，西汉也就走向了无可奈何的衰落。

不过，总体看起来西汉仍然是一个豪强势力相对弱小，民众生活状态较好的时代。因此，在西汉走向衰亡的时候，社会各界并没有把责任归结到西汉之上，而是普遍把王莽当作背锅侠，希望能够恢复西汉前期到中期的强盛。当时，无论是农民起义军一方还是豪强地主一方推出的均是刘姓的后人，打着反对王莽的旗帜。不过斗争的结果是最为平民化的刘盆子输给了豪强地主的代理人刘秀，因此东汉延续西汉后期豪强地主统治下的颓势也就无可避免了。

在东汉初年，刘秀也不是在限制豪强地主的势力方面完全无所作为。其颁布了度田令，希望能够通过掌控田亩数来限制豪强地主的势力发展。遗憾的是下属们回答，河南南阳等地不可能进行度田，因为“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帝亲”。也就是说，刘秀集团本身就是豪强，自己去限制豪强无疑是一个笑话。因此，刘秀也就无可奈何的终止了自己限制豪强以振兴国家的希望。

这导致东汉王朝出现明显的早衰迹象。整个东汉都是以政治黑暗，豪门林立，国势衰落而闻名于世的。而且越到东汉的后期，这种形式也就越加明显。当然，东汉较之后世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门阀政治来说，豪强势力还没有那么大，而且这个政权至少在理论上同属于汉室，是布衣天子刘邦的后人，因此也是不可能得到豪强彻底满意的，在豪强地主进一步膨胀后必然会抛弃这个政权的外壳。最终，东汉政权既为豪强地主所抛弃，也让广大劳动者失去了最后一丝耐心，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

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与西汉是完全不同的。西汉末年，准确的说是在新莽王朝时期，各路农民军仍然举着恢复汉室反对新莽王朝的旗帜，东汉末年的农民军却公开打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旗帜。这表明经过东汉豪强地主一个半世纪的统治，已经把汉王朝的名声败得差不多了。故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毫不客气的对两汉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评价：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实际上诸葛亮所说的仅仅是表层的原因，如果更深一层的话就是两汉的阶级属性不同，西汉政权更偏重于平民化，以“布衣将相”而闻名，东汉政权则偏重于豪门化，以世家大族而闻名。所以两汉一兴一衰，早有注定。现在流行阴谋史学，认为当权者越坏越越能够取得胜利。在历史上，广大劳动者虽然真正掌权的时候不多，但是其态度仍然对于国家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个吃相太难看，缺乏群众基础的政权是很难崛起的。

但是，东汉的灭亡并不等于豪强地主的失败，恰恰是豪强地主们的胜利。正如前文所说的，随着豪强们的发展，他们本身已经对于汉王朝的外壳越来越不满意，希望自己能够接手政权。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军阀大多是豪强地主。不过，毕竟在战争之中获得民意支持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子，因此像四世三公的世家大族袁绍袁术昙花一现就灭亡了，最后取得胜利的三个政权恰恰是豪门化比较弱的魏蜀吴三家。

三者相比较而言，吴国最具有豪门色彩，早在孙权时期就通过推行有利于世家大族的政策来获得江南豪强们的支持。魏国在建立之前的曹操时期对于豪强是持打击态度的，但是在曹丕为取汉室而代之极力拉拢豪强地主，建立九品中正制等一系列有利于豪强的政策。仅从这两个政权来看，三国时代较之东汉时代豪强势力进一步坐大了。

不过，蜀汉却与曹魏和孙吴不同，始终奉行的是打击世家大族的政策。这可能也跟刘备在三国君主当中出身最为低微，完全是平民化出身有一定的关系。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先祖布衣天子刘邦的政策，使得在后来晋朝到唐朝门阀士族在四川的势力最为薄弱：北方曹魏故地有山东士族集团，江南东吴故地有江左士族集团，唯有蜀汉故地没有知名的士族集团。从这一点来说，刘备父子与诸葛亮的确继承了西汉开国时的精神。

遗憾的是，经历了东汉一个半世纪统治，汉王朝在劳动者心目中的名声差不多被败光了。刘备集团虽然采取了区隔东西两汉的策略，但是也不可能真正赢得劳动者的支持。而且，其在东汉末农民战争当中，同样对于农民军采取的是镇压态度。因此，蜀汉既没有得到民众的充分支持，也没有得到豪强地主的拥护。今天很多人讨论蜀汉的灭亡仅仅从国势与军事战略等角度分析，其实弱势未必注定失败。刘邦刚开始不也仅仅拥有蜀汉一地吗?蜀汉之所以在三国中国式最为弱小，也最先灭亡，根源还是缺乏社会基础。其存在说到底也只不过是汉王朝的回光返照，诞生时便注定了迅速灭亡的命运。

但是，与东汉的灭亡一样，蜀汉的灭亡并非是劳动群众的胜利，恰恰是劳动群众的重大失败。随着蜀汉的灭亡，刘邦所开创的“布衣将相”这种政权带有平民气质的时代最终落下了帷幕。一个豪强和游牧民族残酷统治与战乱频繁的黑暗时代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