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直认为，如果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与崛起的角度来研究近代中国，可以简单地将1840年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生存下来并获得解放，避免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命运。这个阶段在1949年基本结束。第二个阶段，避免1840年命运的重演，实现工业化，在世界体系内获得平等地位。这个阶段的任务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基本完成，标志是中国重返联合国与尼克松访华。第三个阶段是利用世界体系的市场、资金、技术发展自己，这个阶段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也积累了许多问题，目前仍在进行过程当中。而如果能够成功地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则将在21世纪进入第四阶段，即领导世界的阶段，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进行反思。反思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事实上，反思的呼声，从新世纪初年就开始出现了，2005年，随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宣布中国医疗改革失败，要求全面反思的声音达到了高潮。但遗憾的是，这种完全合理的要求却被判定为“政治不正确”，被主流舆论用强大的“不动摇”喧嚣硬压了下去。从那时起，一晃又是十几年过去了，当年许多已经被看到的问题，如看病难、看病贵，教育产业化，贫富差距等等，不仅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反而变得更加严重。改革也失去了调整步伐再出发的机会，改革也几乎沦落成负面名词。用固步自封的“不动摇”来代替认真的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真的是遗患无穷。 

       但既然反思是一种于国于民有益无害的客观需要，就不可能真正被遏制。今年3月，北京大学潘维教授推出的《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一书，就是一本系统反思中国问题与矛盾的力作。这本书不仅对改革开放存在的问题从历史的高度进行了认真清理，也对中国的未来进行颇见理论功力的思考，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和中国未来的人士阅读。 

      晚近三十多年来，“转型”或“转轨”在主流话语中，具有不言而喻的正当性，“改革学者”们分享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即中国最终要同西方社会接轨。但潘维在《信仰人民》一书的序言中，即开宗明义驳斥了这种看法，称之为“浅薄”和“在认识论上对治国理政”构成误导。潘维质问道：“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何时不在转型?从废奴大内战开始，美国又何时不在转型?苏联东欧转型了三十年，谁曾想到转成今天这模样?”他用讽刺的语气说：“热衷‘转型’是因为‘先知’有预判：中国势将变成他们想象中的西方社会之型：政府与市民会社两分、多党自由竞选执政、被法治严密保护的纯粹市场。但这‘极乐世界’距我国的共识及现实很遥远。”“西洋崇拜，拔着自己头发企图离开脚下老大中国的土地，替代不了大城市飞涨的房价，替代不了既患寡又患不均的小康社会主义诉求，替代不了14亿人民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养小孩、送老人。连往哪里转都不确定，何来‘转型期’?” 

      今天，中国社会一个奇特现象是，一方面，经济方面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也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人们心里却弥漫着迷茫、焦虑的情绪，没有了方向感，没有了主体意识，丧失了自觉与自信。这是为什么呢？ 

      潘维教授在书中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理论的缺位。他在《立足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理论》一章中写道：“理论决定政治方向。政策可以灵活机动，但理论需要透彻才能坚定。”他转述了美国政治理论家福山的话：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并非来自西方竞争型选举制，而在于其所用的话语系统早已过时，不仅无力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还成为国内和国际公众的笑柄。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被动的局面？潘维教授以相当的理论勇气指出：根源在于改革开放的“不争论”传统。他认为：“‘不争论’有其历史意义，也有历史局限性。1/4个世纪后，‘不争论’的局限已经非常清楚了，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理论和方向，甚至发动和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当性也成了疑问。” 

      应该说潘维教授的论断可谓切中时弊。长期不争论，在政治上导致的后果是严重的。我们能够清楚感受到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极度猖獗。比如旧《炎黄春秋》20多年如一日，干着否定革命领袖、革命英雄和革命历史的勾当，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颠覆土地改革的小说《软埋》还受到主流文学刊物和主流出版社的追捧，等等。面对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争论，实际上等于把文化领导权拱手相让，把意识形态阵地拱手相让，新右派公知呼风唤雨，几乎具有了策动颜色革命的能量，其根源正在于不争论。 

      在《信仰人民》一书中，如此尖锐而深刻的反思比比皆是，许多结论令人有恍然大悟之感，有一些反思虽然没有结论，但却为继续思考提供了启发。 

      《信仰人民》不仅有尖锐的反思，也有建设性的建议。比如潘维在书中建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组织应该下沉到社区去，他充满诗意地写道：“我希望，每个居民小区、每栋居民楼都有党支部、党小组。党员居民都亮明身份，带头组织业主委员会、房客委员会、学童家长会、老年康乐会、宠物交流会、家具电器交换会……基层为大，基层党组织是执政党最重要的组织，能调动派出所、居委会、城管、街道等行政执法资源，支持党解决社区居民们的纠纷和困难。‘中国共产党就在你身边’从电视广告中走出来成为现实，群众就会感到踏实有依靠。如此，我党在每个有党员居住的社区里都会享有崇高声望。” 

      我认为，这一主张，确实抓住了当前党建工作的关键。 

      当然，《信仰人民》一书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有些思考还是初步的，有些结论也还可以继续推敲，不过无论如何，作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第一部系统反思中国问题和矛盾的理论专著，这本书还是非常值得一读的。本书的结论也值得谨记：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中国才可能有光明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