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袁世凯，估计绝大多数中国人脑中都会浮现出“民族罪人”这四个字。曾几何时，深受教科书影响的笔者，对这位维新变法时的“叛徒”；义和团运动时的“人屠”；辛亥革命时的“窃国大盗”，也是痛恨切齿的。后来年纪渐长，读书渐多，方才知道这位遭到千万人唾骂的“国贼”在朝鲜也曾有过“爱国志士之行”。十二年中，袁世凯纵横捭阖于朝鲜宫廷的“党争”和蠢蠢欲动的列强之间，竭尽全力维护着大清帝国——这个迟暮帝国的最后尊严。

  袁世凯，字慰庭，号容庵，1859年出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官宦世家，受家族影响，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除去熟读四书五经之外，还曾习武，对兵法韬也略有所钻研。经过了“十年寒窗”的苦读，袁世凯准备跟祖辈、父辈一样，走科举道路进入仕途，可是他“八股制艺”的天分实在太差，考了两次秀才都没考上，于是一怒之下将数年间所写诗文付之一炬，决心要像汉代名将班超一样“投笔从戎”，建功立业。

  1881年，袁世凯前往登州，投入与袁家关系密切的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府中任职。次年，作为清朝藩属的朝鲜爆发“壬午兵变”，吴长庆奉命率部前往朝鲜镇压“叛党”，袁世凯的朝鲜生涯也就此开始。

（一）初露头角

  朝鲜，又称韩国，自西周以来便被纳入到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中，其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都受到“宗主国”的巨大影响，所以进入19世纪，它也跟它的宗主国清朝一样，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1863年，朝鲜哲宗去世，因身后无嗣，便以兴宣君之子李熙为王，是为朝鲜高宗。李熙即位时年仅12岁，无法执政，便加封其本生父李昰应为兴宣大院君，摄行国政。

  大院君摄政时期，列强已开始对朝鲜有所袭扰，李昰应主导的朝鲜政府出于自保目的，执行闭关政策，拒绝同除清朝以外的各国进行交流。但列强对朝鲜的觊觎并未停止，其中以通过明治维新而强大起来的日本野心最大。

  1873年，朝鲜王妃闵氏（这位闵妃就是那位被韩国人大捧特捧的“明成皇后”）发动政变，将公公大院君李昰应赶下“摄政”之位，宣布韩王李熙“亲政”，并把闵氏外戚安插在了政府重要部门，掌控了朝廷。闵妃聪明机敏，颇具手段，因李熙昏庸懦弱，所以朝鲜王朝的朝政常为她所把持。闵氏掌权之后，仿照中国的“洋务运动”也搞起了近代化改革，同时逐渐改变了闭关政策，日本趁着朝鲜“锁国令”松动之际，遂向后者发动了武装侵略。

  1875年，日本制造“云扬号事件”，欲通过武力胁迫朝鲜与其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闵妃鉴于朝鲜国力不济，主张同日本签约，而大院君一党（李昰应虽然被迫退休，但因其为朝王的“本生父”，且很多亲信还在朝中，故对政局仍有较大影响）则强烈反对，主张应依靠清朝，与日本一战。然而此时，清朝正因越南问题与法国关系紧张，恭亲王与李鸿章不愿再与日本节外生枝，故未对日朝签约加以干涉。清朝的“不干涉”政策，更给了闵妃集团与日签约的充分理由，1876年2月25日，朝鲜和日本签订《江华条约》，朝鲜门户就此洞开。不过，清政府虽然无暇东顾，却也深知日本的野心，所以日朝签约后不久，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就“指导”朝鲜与英、法、美、德诸国签订条约，以期“以毒攻毒”让列强互相牵制。

  随着一系列对外条约的签订及闵氏外戚的骄横不法，保守派官员及大批民众对闵妃集团日益不满。1880年，闵妃主导朝鲜进行军事改革，裁撤了当初由大院君所设立的“亲军营”，同时建立了由日本教官训练的近代化军队——“别技军”。这支新军无论在装备还是给养上，都比旧军高出一大截，而当时旧军经常连军饷都发不出来，故而怨声鼎沸，士卒哗变已有厝火积薪之势。

  1882年7月下旬，已经被欠饷十三个月的旧军终于领到了他们的口粮，但这些粮食里不仅混有大量秕糠，竟然还有不少沙土，愤怒的士兵举行了暴动。掌管发放粮饷的大臣闵谦镐（闵妃之兄）下令镇压，却被乱军所杀。同时，王京（今首尔）周边利泰院和枉寻里两村的一些村民也起来响应暴动，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壬午兵变”。

  遭到闵妃打压多年的李昰应认为这是自己重新掌权的绝佳机会，遂决定借刀杀人，他趁“安抚”乱军之机，将军饷问题推到闵妃集团及日本人头上，乱军于是袭击闵妃党府邸，杀死大臣金辅铉、李最应（李昰应之兄，却是闵妃一党），重伤领议政（相当于宰相）闵台镐（亦是闵妃之兄），并进攻王宫。闵妃见势不妙，易装出逃。之后乱军又杀掉日本教官，火烧日本使馆，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狼狈归国。见乱军声势越来越大，朝鲜政府束手无策，只得将大院君重新请回主持国政，收拾乱局。

  朝鲜叛乱发生不久，北洋大臣张树声（当时李鸿章因母去世，在家服丧，由张树声代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即接到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的密电，称日本将因乱军进攻使馆一事派兵前往朝鲜“问罪”；同时，奉命在天津办差的朝鲜大臣金允植、鱼允中亦接到闵妃的密令，向清朝乞师平叛。清廷认为事态紧迫，便下令立即出师。8月9日，帮办山东防务吴长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领兵舰前往朝鲜镇压乱军。

  清军此时已经了解到李昰应是兵变扩大的“主谋”，吴、丁、马等人决定采纳金允植的建议，趁大院君回访清军兵营之际，将其抓捕。8月25日下午，李昰应来到清军营地拜访吴长庆，在“笔谈”（朝鲜的贵族、士大夫几乎都会学习汉语汉字，故而可以和中国人笔谈）过程中，这位老奸巨猾的“摄政王”察觉气氛有异，于是在纸上写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将军将作云梦之游耶？”

  所谓“云梦之游”是当初汉高祖诱捕楚王韩信时的“托词”，吴长庆见此大惊，正支吾踌躇间，站在一旁持刀侍立的袁世凯大声说道：“事机已泄，迟则生变！”果断命令手下将李昰应强行扶入轿中，然后由水师提督丁汝昌亲自带队乘船押往天津。

  诱捕了“罪魁祸首”李昰应之后，袁世凯又奉吴长庆之命进剿余党，袁率军进入枉寻里和利泰院两村中“乱放洋枪”，击毙乱党十余人，其余人或逃或降，叛乱始定。不久，李熙前往忠州将闵妃迎回，闵氏外戚重新控制了朝政，朝鲜的政权才渐渐稳定下来。

  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凯，得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李已丁忧完毕，回天津复职）的垂青，不久被授予五品同知衔；而朝王李熙及闵妃也对他颇为感激和看中，邀请他为朝鲜训练新军。

  “壬午兵变”这件大案算是圆满解决了，清朝由于出兵帮助朝鲜平叛，“上国”威望大大提高；日本则因兵舰迟到一步，没什么作为，除了敲诈了些赔款之外，并没占到什么太多便宜。不久，清朝和朝鲜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将宗主国的各项权益通过条约形式确立下来，又派官员、军队常驻朝鲜，通过这些措施，清朝大大加强了与朝鲜的宗藩关系，获得了大量利益。然而在这“一片大好”的形势之下，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朝鲜悄然酝酿。

（二）甲申政变

  随着列强势力的入侵，韩廷的官员们为求自强，逐渐分化为两大派系，一个是主张仍然依靠清朝保护而求生存的“事大派”，其主要人物有金允植、赵宁夏、鱼允中等；另一个则是主张摆脱清朝，谋求独立发展的“开化派”，这一派较为亲日，主要人物有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随着中日两国在朝鲜竞争的加剧，这两派的对立也在日益加深。

  “壬午兵变”平定之后，清朝在韩势力迅速壮大，“事大派”又掌握政府实权，所以日本人及他们所支持的 “开化派”遭严重打压，极思进取。这时的清朝，正为了保卫她另一个藩属——越南而与法国交战，但清军在战争中屡屡受挫，引起韩王及闵妃集团的恐慌。时任韩王外交顾问的德国人穆麟德（此人曾在中国海关工作，为清廷派去控制朝鲜海关的“洋员”），大概受到俾斯麦政府的指使（彼时，俄、德、奥、英四国正因瓜分奥斯曼帝国而相互角力，故德国首相俾斯麦有意将沙俄的注意力引向远东），趁机怂恿朝鲜请求俄国“保护”而谋求“独立”，韩王及闵妃便逐渐有意“亲俄”。

  此后不久，又传出清朝将释放大院君归国的消息，闵妃一党闻之极度不满，朝鲜政府倒向俄国进而“独立”的倾向更加显著，一些原本属于“事大派”的大臣如韩圭稷、李祖渊等人为了固宠，甚至变成了“亲俄派”，与“事大派”和“开化派”争权。

  就在朝鲜政府在“事大”和“独立”间摇摆不定的时候，日本人则趁机浑水摸鱼，他们指使“开化派”官员在韩搞“排华运动”；并游说韩王，使之与日本“联合”，而李熙本就是个“见异思迁”的人（袁世凯评语），竟又渐渐也有了“亲日”意向。

  此时清朝因与法国战事吃紧，李鸿章命吴长庆率领半数清军回国驻扎，只留下三个营约1500人的兵力驻扎朝鲜，由记名提督吴兆有、管带张光前及总理营务处袁世凯统辖。见清军兵力大减，日本人及“开化派”觉得有机可乘，于是频繁接触，策划在朝鲜邮政大楼落成这一天发动政变，剪除“事大派”及“亲俄派”，将中国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驻扎在朝鲜的袁世凯等人也听到了一些有关“政变”风声，遂下令清军严加戒备，并与“事大派”官员商讨解决之策。

  1884年12月4日，朝鲜邮政大楼建成，邮局总办洪英植等人邀请各国外交官及清朝驻朝鲜官员来参加庆祝宴会，其中，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因在为政变做准备，借口生病不至。宴会开始后不久，政变集团便在邮局外纵火，朝鲜官员闵泳翊（闵妃之侄）出外查看情况，却被政变军砍伤，他狼狈逃回邮政大楼后便因伤重晕倒，穆麟德立即派人将他带到自己的官邸医治。与会众人见此大为惊惶，一哄而散。清朝驻韩商务委员陈树棠马上前往清军营地，通报事变情况。袁世凯得报后，即刻带领二百名清军前往邮政大楼，不过此时那里已是人去楼空，袁遂迅速前往穆麟德官邸向闵泳翊打听详细情况。

  其实，在邮局外放火不过是金玉均等人的“声东击西”之计，他们以此将韩军及清军引向火灾现场，趁机攻入王宫，劫持韩王。此时，身在宫中的韩王听到宫外枪声乱作，已知有事变发生，正惊慌失措间，金玉均突然冲进寝殿，他向韩王及闵妃诬称清军作乱，又诱迫韩王写下请求日本公使保护的“手令”，并派朴泳孝送去日本使馆。竹添得到韩王手令之后，迅速带领日军前往王宫支援政变。接着，金玉均又假传韩王旨意，将“事大派”实权人物赵宁夏、闵台镐、闵泳穆、尹泰骏及“亲俄派”大臣韩圭稷、李祖渊召入宫中斩杀，同时逼迫韩王任命政变集团首脑担任要职，组建亲日政府，并宣布政治革新，史称“甲申政变”。

  次日，清方接到了韩王被劫持和六大臣被杀的消息，血气方刚的袁世凯十分激动，要带兵攻入王宫解救韩王。而提督吴兆有则态度慎重，主张要先请示李鸿章，然后再作打算。这时又盛传日本将要向朝鲜增兵支援政变，于是吴、张、袁等人联名上书，向李鸿章请示机宜并求援助。李鸿章接到由袁保龄（袁世凯之叔，时任北洋海防营务）、丁汝昌转来的电报，感到事态严重，但当时中法两国鏖战方酣，他不愿再与日本开战，又怕法、日结盟，所以指示吴、袁等人要以查办乱党为主，不可与日本开衅，不过仍派了两艘军舰和一营清军赴朝鲜支援。

  国王被囚，汉城上下人心惶惶，谣言四起，不久又传出了日本人和叛党要废黜韩王并押往仁川的消息。金允植、南廷哲泣求清军出动拯救国王，袁世凯认为时局紧迫，坚持要进攻王宫。吴兆有、张光前不得已，同意了袁世凯的意见。不过为了不与日本“开衅”，吴、张令人修书一封交给日本公使竹添，告诉他清军出动是为保护韩王，与日本无关。

  12月6日下午两点，清军及袁世凯训练的朝鲜新军兵分三路开赴朝鲜王宫，袁世凯率领中路军，吴兆有和张光前则分率左、右两路。袁世凯刚到王宫门外，就遭到宫内守军的开枪袭击，袁立即下令开火。这时，战前被袁世凯秘密收买了的两营叛军，见清军开到，立即“反正”，占领了昌庆宫、宣仁门，吴军得以从王宫后墙进入，与袁军夹击王宫。虽然清军这边人数上占有优势，但叛军和日军已经占领了王宫中的有利地势，因此清军进展不大，伤亡严重。不久吴兆有带领的那一路人马竟然溃败，而张光前也瑟缩不进，只剩袁世凯一人在指挥战斗。

  此时王宫中已乱作一团，闵妃和王世子已趁乱逃走，韩王也向金玉均等人要求去清军大营避难，金当然不许。夜幕降临，叛军终于抵挡不住清军的猛烈攻势，彻底崩溃。竹添见大势已去，准备撤退。金玉均等人提议将韩王劫持到仁川，却被竹添拒绝。政变集团无奈之下，安排由洪英植、朴泳教（朴泳孝之兄）挟持朝王出宫暂避，金玉均等人则与竹添一起，逃往日本使馆，再图后举。而日使馆早已被愤怒的朝鲜民众焚毁，竹添无奈，只得再次启程逃往仁川，一路之上又屡遭朝鲜军民的袭击，狼狈不堪。到达仁川后，竹添等人立刻搭乘“千岁丸”号返回日本。

  袁世凯攻入王宫后，四处搜寻韩王，却不见踪影，便提议立韩王李熙之侄为新王，以安定人心，但遭到吴兆有的反对。于是清军一面在汉城里寻找韩王的踪迹，一面发出悬赏。不久，清军得到了有关韩王所在的情报——他被洪英植等人挟持到了汉城的一座关帝庙里，清军立即赶到那里将韩王救出，并将洪英植、朴泳教等乱党悉数处死。

  第二天早晨，清军对外其宣布了韩王已经获救的消息，邀请各国外交官来到清军大营谒见韩王，至此，持续了三天的“甲申政变”被清军彻底粉碎。

  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的袁世凯，在朝鲜国内获得了巨大威望，朝鲜民众甚至立了一块碑，记录他的功绩；而韩王和闵妃，更是对他感恩戴德，官员们也时常环绕在袁左右，听他发号施令，此时的袁，俨然以朝鲜的“监国”自居。

  不过，袁世凯并没有风光多久，他“平叛”的事迹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应。日本自不必说，不仅要求惩处袁世凯，其国内激进派更是主张与清朝开战；正与中国交战的法国则趁机鼓吹“法日同盟”；对朝鲜素有野心的俄国和一直怂恿朝鲜“独立自主”的美国更是大为不满，明里暗里鼓动日本对华强硬。清朝国内的“清议”鉴于这种国际形势，纷纷指责袁世凯“擅自开衅”，一时间，弹劾袁的奏疏铺天盖地。

  而袁的同僚吴兆有、张光前则因嫉妒其功，又恨他平日专断跋扈，也向李鸿章告状。李鸿章虽然对袁多有回护，但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还是奏派吴大瀓、续昌两位大员去朝鲜进行调查。吴、续二人到朝鲜后，深入了解了情况，对袁十分同情，替袁说了很多好话。不过一贯心高气傲的袁，受此打击也未免心灰意冷，这时老家又传来其母牛太夫人病重的消息，于是向李鸿章告假返乡，一来侍奉母亲，二来散心休养一段时间。

  虽然国内对袁世凯的讨伐之声渐渐消失，但日本人却依然咬住他不放。1885年3月，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天津与李鸿章就解决“甲申政变”展开谈判。其中日方提出的一条就是要惩办清军驻朝武官，然而李鸿章态度强硬，寸步不让，伊藤鉴于当时日本尚不具备同清朝决战的实力，于是态度软化，放弃了对袁世凯等人的追究。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与伊藤最终签订的这份《天津条约》里，有一项并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条款——“中日向朝鲜派兵之际，应互相照知对方”——正是这一项看起来“公平”的条款，竟为九年后中日开战埋下伏笔。

  袁世凯在家度假期间，李鸿章左思右想，认为办理朝鲜事务“非袁不可”，再加上袁保龄、吴大瀓等人的极力推荐，于是决定将袁召回，命他继续驻扎朝鲜。

  1885年9月，袁世凯奉李鸿章之命前往天津，护送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去朝鲜——此人便是大院君李昰应！（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