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民粹主义！

特朗普胜选——民粹主义！

勒庞在法国大选中进入第二轮——民粹主义！

去年以来，在国际经济与政治舆论中，“民粹主义”一词使用频率急剧高涨。但在众多媒体不假思索扣下的“民粹主义”帽子之下，存在着本质不同的诉求，其区别在福利制度上表现得最为显著。一种“民粹主义”指的是追求高福利的主张，对失业者——哪怕是自愿性失业——给予高额的救济金，我称之为“福利民粹主义”。另一种“民粹主义”则反对高福利，格外强调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应当尽力工作，主张政府、法律法规、税制等应当激励人们劳动就业，减少对国民劳动的干预，其主张相当接近于“不劳动者不得食”，我称之为“劳动民粹主义”。

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竞选者马克龙、勒庞

尽管国际舆论经常把勒庞与特朗普相提并论，但在“民粹主义”这一点上，他们的主张恐怕恰恰是南辕北辙，勒庞的主张带有较多的“福利民粹主义”色彩，而特朗普的主张则是旗帜鲜明的“劳动民粹主义”。这一区别很可能会成为两人竞选结果与政见合理性的分水岭。

关于“福利民粹主义”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破坏性影响，2013年刘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就在其负责的课题研究总结报告《两次全球大危机的比较研究》中做了精炼的表述：“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与此同时，超出收入能力的过度财政负债和福利主义相应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在政府和民间相互影响，其破坏力在目前的欧债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

我们已经目睹了，在“福利民粹主义”重压之下，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的数十年中，如何将加班、周日营业等行为列为不正当竞争乃至违法行为而大力打压。我们也目睹了，希腊等南欧国家如何在“福利民粹主义”的重压之下一步步走向国家破产。

需要指出的是，在勒庞非常强调的非法移民与相关的文化冲突、社会分裂、暴恐袭击问题上，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是强有力地激励外来移民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让这些移民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

本来，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土居民竞争时的天然劣势、在陌生社会环境生活的困难，足以有效遏制外来移民的过度增长，并在无形之中激励他们尽快融入东道国社会。但是，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削弱、消除了上述无形屏障，直接间接地激励了外来移民增长及拒绝与东道国社会融合，二战以来的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堪称典型范例。

正是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所谓“发展完善”，激励了独身、离婚、同性恋、丁克等生活方式，成为二战之后西方社会上述生活方式从社会边缘成为“时尚”的最强大推动力量，传统家庭结构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生育率大大下降，人口结构加速老龄化。而且，这种现象一旦露出苗头，就会由于道德风险等原因而加速发展，因为即使在没有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环境里，无子女者也将从今天父母们的教育投资中获利，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则进一步显著放大他们获利的规模，从而激励社会上的这种道德风险，加剧了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

而在老龄化人口结构下，要想继续维持较高生活和福利水平，只有大量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一途。这一问题在西欧大国中以德国表现最为突出，但其它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间接制造了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的经济压力。但过多过滥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又从几个使得通过引进青壮年移民劳动力消解社会赡养压力的期望在相当程度上落空：

首先，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大大减少了外来移民在欧洲国家生存的困难，从而直接激励了这类移民的增长，特别是激励了惰性较强而自我奋斗精神较差的移民来分享福利蛋糕。

在实践中，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爆发之后，涌入欧洲的中东和非洲“难民”集中涌向福利标准较高的德国、英国，而不是其它国家。进一步追溯目前已经尾大不掉的德国土耳其人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1961年10月30日德国与土耳其政府签署的《联邦德国-土耳其劳动力招聘协议》中，西德政府已经有意识地特别规定了几条限制措施，以防止土耳其“客工”扎根西德带来社会隐患：“客工”不能带家属和配偶同来，只能单身来德打工；合同两年一签，期满必须回国；即使雇主愿意续签，客工也必须先回土耳其，再签约返回。在土耳其客工持续高增长接近百万之后，借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重创西德经济之机，时任西德总理勃兰特推动通过新法案，结束了与土耳其的劳务协定，此后又陆续通过“禁止双重国籍”等法案，试图将土耳其客工挤回土耳其，但法律法规不配套，导致这一切努力全部付之东流。由于西德人误以为取消客工协定就能一劳永逸消除土耳其侨民问题，于是急急忙忙取消了对外侨家属探亲的限制，导致大批土耳其客工家属为享受德国福利而涌入德国，一家团聚，生儿育女，以土耳其国籍而享受德国福利，人口快速膨胀，其规模突破形成社群内部经济自我循环的临界点，即使从德资工厂失业的土耳其人也能够在土耳其人社群的服务业等企业中就业，而不至于必须返回土耳其。

其次，如果外来移民不能指望福利救济，必须劳动谋生，生存压力将激励其尽快、尽可能全面地融入东道国社会，这样才能赢得较多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可以指望相当丰厚的福利救济，他们这样做的动力就将大大衰减。特别是，如果有许多福利救济项目是与外来移民身份挂钩，那么，他们更将具有强大的动力拒绝融入东道国社会，以保持其“外来移民”身份和与此挂钩的福利救济。

第三，在有福利救济可以指望且政府奉行“淘气孩子多吃糖”策略的情况下，外来移民中必然会有某些个人和势力选择挑头闹事争取更多福利，以此为自己争取外来移民群体“领袖”地位。而所有这一切，又必然在欧洲国家内部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事实上，上述机制已经在许多西欧国家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

正因为如此，同样是看到来自截然对立文化背景的移民过度增长对一国社会凝聚力的根本威胁，同样是主张遏制非法移民，特朗普倾向的“劳动民粹主义”有助于从根本上削弱那些破坏力最强的非法移民涌入的不劳而获动机，而勒庞倾向的“福利民粹主义”则必然继续激励破坏力最强的非法移民千方百计涌入。她如果不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她为遏制移民流入失控所做的很多努力都将沦为无用功。

相比之下，马克龙在法国经济部长任上留下了一系列力推经济改革的印记：强行出台《促进经济增长、活动及机会平等法案》（又称《马克龙法案》）为周日营业松绑，推动劳动法改革，等等。从这些实绩来看，马克龙的“福利民粹主义”倾向很淡漠，倘若他上任，压缩过度福利、改革僵化劳动体制的几率很大。但他的年轻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由于年轻，他有“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去触碰一系列敏感的经济改革议题；另一方面，同样是由于年轻，他可能较多地受到数十年来流行的一些“政治正确”理念熏陶，对历史规律缺乏足够冷峻、客观的洞察。

在选票政治游戏中，马克龙带有较多的类似希拉里的逆向歧视族群政治色彩，有时甚至不惜为此牺牲某些对法国国家而言属于原则性问题的东西，因此很有可能引起撕裂法国社会的争论。他访问阿尔及利亚时的言论招致抨击就是一例。如果他上台并延续这种倾向，甚至为了标榜自己与勒庞划清界限而变本加厉，那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政策组合：对法国本土民族大幅度压缩福利、减少劳动保障，同时以种种名目对北非裔、黑人的现行福利与劳动保障予以维持，甚至进一步加强。鉴于法国早已是全球第六大移民国，移民占总人口8.9%之多，倘若出现这样的政策组合，将是对法国劳动力市场的统一性与经济效率的严重损害，同时必然在法国社会造成严重撕裂。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言，这样的结果可能比维持统一的“福利民粹主义”还糟糕。

有效的改革往往要靠严重危机倒逼，法国目前的经济社会情况已经使得两大传统政党推出的候选人全部丧失了号召力，但第一轮胜出的马克龙、勒庞两人没有一人的主张完全符合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而且，倘若没有勒庞异军突起、支持率一路领先，马克龙能否在首轮胜出，还要打个大大的问号，更不用说他如果上台，将面临议会少数地位的掣肘。

法国大选首轮结果揭晓之后，国际金融市场反应积极，市场参与者普遍预期马克龙将在第二轮胜出，并看好他执政的经济前景。但综上所述，市场参与者对“马克龙总统”执政下的改革与经济前景最好还是适度冷静。

（作者简介：梅新育，国家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北京邮电大学兼职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