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品格与风格，莫言作为一名作家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在莫言的眼里，从来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从来没有积极向上的大国风范。对当代史的虚构和诋毁，对低级趣味的追逐——谎言与媚俗，构成了莫言写作的主题。

文学是什么?对此，古今中外说法不一，无法一一列举。但是，这个简洁的定义还是说明了文学的基本特征：“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反映现实、表达心灵，涵盖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创作派别，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的表述也是一致的。

文学的定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我们一直关注的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作品。今天，我希望理论层面的解读能为更多的读者带来对莫言作品更深入的体会。无论您是否阅读过莫言的作品，或者只是通过我的介绍，从引文中部分了解了他的作品，本文都希望给您带来一些思索，一些感悟。

一、镜子与品格

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应当记录现实、反映现实，向读者传递现实中读者未能亲身体验过的人生经验。然而，通过作家的创作来反映现实，必定是被作家的思想过滤过的现实，而不是原初状态的现实。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的现实是有限的，而讲述故事的方式则是无限的。因此，作家的态度和品格、胸怀，就决定了作品的品格。作品的“品格”，在于作品对于事实的反映是否忠实，对于历史的再现有没有说谎。它是现实主义文学所必备的基本要素。而作品所采用的艺术手法、具体的故事情节、用于描写的辞藻是否足够优美，都是作品“品格”之外的附庸——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在本文中，我将举以下几个例子来说一说莫言作品中对历史事实的讲述方式。莫言作品的时代跨度，大致从晚清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莫言的几部主要的长篇小说中，《檀香刑》是民国初期题材，《丰乳肥臀》从抗战时期写到解放后，《红高粱家族》重点在抗战时期，《生死疲劳》是土改题材，《蛙》从解放后写到改革开放时期，《天堂蒜薹之歌》、《红树林》、《酒国》、《四十一炮》都是改革开放时期的题材。莫言对于历史和时代的看法秉持了前后的一致性：即对主流历史观的颠覆和反叛。

被当代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历史观，在我们的时代中，是作为正能量存在的，也是我们的教育和宣传所必须坚持的常识性观点。少数的个人，以“私人叙事”的方式，试图颠覆属于我们时代的主流叙事，在当今允许言论自由的时代，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对其的批判一样无可厚非。无论莫言的小说在“文学性”方面成就如何，我们依然可以对其作品的品格进行客观评价。

莫言对主流历史观的颠覆和背叛，体现在他对各个时代历史事件的的描写当中。《檀香刑》是莫言长篇小说中所写的年代最早的一篇，以1899年高密县境内爆发的农民领袖孙文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抗德阻路武装斗争为背景，敷衍了一个情节荒诞不经、场面暴力血腥、结局惨绝人寰的故事。德国侵略者及其所雇佣的洋奴在修路过程中严重侵害了沿线群众的利益，引发了高密人民的阻路抗德斗争，被莫言写成个别殖民者调戏“孙丙”之妻引发的冲突，并编造了起义领导者投奔义和团，自称岳飞附体，设立神坛，烧符喝香灰等荒诞不经的情节。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请出已经退休的资深刽子手赵甲，设计了无比残忍 “檀香刑”处死孙丙。莫言的问题在于，他的立场始终站在对统治者尊重、服从的角度，对民间的反抗者保持了极大的心理距离。他是作为袁世凯、德国总督克洛德、侩子手赵甲的同盟者出现的叙事者，他的叙事重点，则放在酷刑实施的过程上。

抗日战争是莫言小说中浓墨重彩描绘的部分。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便是以抗日战争为重点的作品。此外，《丰乳肥臀》中也有大量篇幅描写抗日战争。可能是受到“普遍人性化”观点的影响，莫言对侵华日军屡屡出现美化倾向。在《丰乳肥臀》中，莫言借上官吕氏之口，说：“日本人不也是人吗?日本人占了东北乡，还不是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他们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养的?他们和咱这些老百姓无仇无怨，能怎么样咱?”莫言不仅混淆外族侵略和本国政府统治的区别，还设置了日本军医救活上官鲁氏母婴三人的情节，证明“中日亲善”的存在。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多次将日本兵描写为“年轻漂亮的小伙子”、“面孔清癯”、“善良”，甚至在一名日本兵要强奸余占鳌的情人“恋儿”时，还借恋儿之口这样写道：“他面孔清瘦，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对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莫言素无好感，也极少有正面描写。《红高粱家族》中的八路军游击队被污蔑为披着狗皮作战、学狗叫的“一群狗”。《丰乳肥臀》中，鲁立人领导的抗日队伍“爆炸大队”被写成不打日本人、经常和其他抗日队伍火拼、内部管理混乱的队伍，还称其“抗日抗日，抗得花天酒地”。在转移行动中，莫言还描写了军队干部殴打农民，强占运粮车的情节。在《红树林》中，莫言将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马刚称之为“叛徒”。这些都和对日本人的描写形成了对照，让人对于莫言的立场产生了疑问。

莫言对于土地改革和人民公社化的描写集中于小说《生死疲劳》中。在这部小说里，地主西门闹在土改时被枪毙，依次转世投生为驴、牛、猪等动物，跟随不愿加入集体化的主人“蓝脸”经历了不少苦难。小说称：“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众所周知，我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所希望达到目标是多方面的，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却从来都不是土改的目标。在各地的实际操作中，作恶较少的地主都没有被伤害，甚至会得到不少村民的同情。如果西门闹的行为真如他自己所说，乐善好施，那是不太可能被枪毙的。(方方的《软埋》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对于三年自然灾害，莫言描写过多次，几乎每部涉及这段年代的小说中都有。在《丰乳肥臀》中，七姐乔其莎因为暴食生豆饼胀死。在《生死疲劳》中，西门驴被饥饿的村民打死吃掉。在短篇小说《吃相凶恶》里，莫言说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还有人从死去的老婆腿上割肉烧着吃。村民们吃过土，而莫言本人吃过煤块。此外，莫言曾在香港公开大学演讲时说过：“我们村里一天之内饿死了18人。” 在廖增湖撰写的《莫言传》中，莫言又说1961年的春节村里发放豆饼，饥饿已久的村民因为暴食胀死了十七个人。这样算起来，仅仅两次大的事件中，莫言村里就已经死了35人了，除了这两天，平时饿死的人应该也有吧?而莫言说的是“1955年春天，我出生在高密东北乡一个偏僻落后的小村”，既然是小村，那人口肯定不多——莫言能不能明确说一下，你们村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你们同村人对此说法如何评价?是不是真话?不久前网友爆出莫言1962年春天的一张照片，更是让人有点疑惑：这分明是个小胖子嘛!难道自然灾害过去后，莫言这么快又长好了?

莫言并不善于写改革开放之后的生活。这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在军队工作，和社会接触少有关系。对于什么是奢华，莫言无法准确理解，因此他要把一个吃饭的包厢，描写成隐藏在几道暗门之后的秘密场所(《红树林》)。他描写女副市长枕着珍珠巾、全身抹珍珠霜、口含珍珠睡觉，让我时时刻刻担心这样做的舒适度和安全性——会不会被珍珠噎死。他描写《酒国》的腐败，夸张到了吃婴儿的地步，起不到批评腐败的正面作用，反而为外国人展现了一个虚假的、变态的中国，抹黑了中国的形象。对于穷人，莫言也并无多少感情。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他写了农民的贫穷和愚昧，金菊父母强迫金菊换亲，丝毫看不出任何的亲情。

文学作品一旦被创作出来，就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而典型性，是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意味着所有被写下的内容，都是作者所想要传播的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在社会人生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和观念。这恰好和新闻事件相反——新闻是偶尔发生的有价值的事件，而文学则代表了事件在人类生活中的普遍意义。无论作家如何解释，他所写的某件事情在某个时刻曾经发生过一次或几次，只要不是普遍存在的，就不应当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否则，形成的就是对人们的误导——当然，人们有权选择批评，或者更冷淡的：遗忘。

在《红树林》中，通往豪华包厢的门前有一面哈哈镜。这就像是莫言小说的一个极佳隐喻——它没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它反映的是经莫言的心灵过滤后的歪曲的现实。在这面镜子里，我们仿佛看到了莫言的那张胖乎乎的脸。他不太象一个作家——在我心目中，作家总是目光如炬，能穿透心灵，而莫言却让人难以捉摸，尤其是在他穿上燕尾服的那一刻，我几乎可以断定，他从未属于真正的文学。

二、明灯与风格

文学表达作家的心灵，这是浪漫主义的表达，是一盏照亮世界的灯。作家有怎样的心灵，作品就就会发出怎样的光芒。有的作家纯净，有的作家忧伤，有的作家博大，这些最终形成了不同作家的风格。莫言小说的风格与一般作家有所不同，他很有个性，并且，这些个性让人感觉非常陌生。他将很少在文学作品中表达的内容在他的作品中表达出来，也许是为了追求陌生化的效果，也许是为了吸引眼球。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其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审美，无论是普通大众的审美还是知识阶层的审美。哪怕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写的也是爱和美的世代轮回，以及对永恒爱情的追求。作家们为永恒的价值而写作：爱情、人性、人类的记忆、现在与未来。人性中丑陋的部分很少成为写作的主题，除非作家这么写是为了批判它们。然而，莫言所做的却恰恰相反——他更多时候是在赞赏人性之恶。

莫言的创作兴趣，集中在残忍、恶心、低俗和冷酷等负面情感当中。他甚至将这些负面情感作为作品的主题，铺叙出荒诞离奇的故事。这些作品最终得到了洋人的认可，而国人也曾将茅盾文学奖、大家·红河文学奖慷慨地颁发给莫言。

残忍，是莫言小说最令人难以接受的风格。这种风格最显著地体现在《檀香刑》当中。檀香刑中三次酷刑的详尽描写，和“檀香刑”的构思、设计过程，将“残忍”推到了人们可以忍受的顶峰。尤其是在《杰作》一章，莫言用冷静的笔调，详细描写了刽子手赵甲对爱国壮士钱雄飞执行凌迟的全过程。更重要的是，莫言对于这种残酷的态度，是欣赏，是赞叹，也是赞许的。他借刽子手赵甲之口说道：“起码是在这一刻，自已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在《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写了活剥人皮;在《酒国》当中，写了活杀男婴、放血过程;在《蛙》中写了强制流产，并一贯地强调“冷静”和“置身事外”。莫言对残忍的态度，不是恐惧的、疏离的，而是肯定的。他通过对残忍的变态欣赏，来迎合某些读者的变态心理，将中国文化歪曲成一种残忍文化。

恶心，是莫言小说的另一种热衷描写的内容。在他的每部小说中，几乎都有撒尿、厕所、呕吐、喝尿、大便之类的内容。例如，在《战友重逢》中，战士钱英豪与文艺女兵邂逅，就是在厕所附近。《红高粱家族》向酒中撒尿的情节曾严重影响了中国白酒的海外销量。《酒国》中多次写到酒后呕吐、尿裤子。最后写侦查员丁钩儿溺死在茅坑：

他却跌进了一个露天的大茅坑，那里边稀汤薄水地发酵着酒国人呕出来的酒肉和屙出来的肉酒，漂浮着一些鼓胀的避孕套等等一切可以想象的脏东西。那里是各种病毒、细菌、微生物生长的沃土，是苍蝇的天国，蛆虫的乐园。侦察员感到这里不应该是自己的归宿，在温暖的粥状物即将淹至他的嘴巴时，他抓紧时间喊叫着：“我抗议!我抗……”，脏物毫不客气地封了他的嘴。

这些描写，并不是文学作品所必备的内容。虽说排泄是人类的生理现象，但是文学并不需要面面俱到，就好像没有必要写每天女主角的洗漱和化妆一样。在文学史上，醉心于这类描写的作家非常之少，相信有一定文学阅读经验的人都知道。

低俗，反映了一个作家的审美品位，并在作品中暴露无遗。莫言的低俗是多方面的，例如，在《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中对“我奶奶”、“钱丁夫人”小脚的描写;在《酒国》、《红树林》中对奢华宴席的描写;《红树林》中的林岚和“鸭子”的性描写等。这些内容并非不可写，而是应该怎样写，在文学界已有固定的成规。莫言不是在打破成规，而是在颠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惯常认识。以小脚作为美和性欲的象征，在现代社会只会被视为变态。宴席上坐在桌上的裸女，以及从裸女身上取食的描写即使不是虚构，也是作者对“奢华”的极致想象。而与爱无关的性描写，甚至加入变态内容，从上下文看并无多大必要——当然，《红树林》粗糙的文本让人感觉其全书都没有多大存在的必要，其中堆砌的“红酒”、“别墅”、“豪车”令人感觉眼花缭乱，十分虚假。

                   莫言在《檀香刑》中描述了一位刽子手状元:赵甲

出身农村的莫言对农民的感情并不深，这是莫言冷漠的一面。他笔下的农民多数是无情的，虽然他认为《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可以称得上伟大，但是“母亲”还是打死了自己的婆婆。《天堂蒜薹之歌》当中，金菊的父母为了给儿子换亲，多次殴打自己的女儿，在金菊与高马相处并怀孕之后，又要求高马拿出一万元的巨款，最终造成怀孕的金菊上吊自杀。《枯河》中的父亲因小事打死了儿子，在打之前还剥掉裤子，以免裤子被打破。《罪过》中的哥哥因为妒忌母亲偏爱弟弟，要包粽子给弟弟吃，而将五岁的弟弟推进河里。莫言小说里的感情经常来去如风，毫无道理。《红高粱家族》中余占鳌爱上“我奶奶”，主要原因是她的小脚，而余占鳌很快又和“我奶奶”的丫鬟恋儿通奸，而恋儿死后，还是进了祖坟，被叙事者称之为“二奶奶”。

和那些公认品格高尚的作家——例如托尔斯泰——相比，莫言创造了一个阴暗晦涩的文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光明影影绰绰，我们仿佛置身于贫民区的街角，随时都会碰到满地的垃圾。莫言的心灵不足以照亮读者的世界，他无法提供足够的光明和温暖。他的文学世界在黑暗中野蛮生长。他尝试过很多方式，超现实主义的、意识流的、魔幻现实主义的，最后结合和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文学的特点，但是，他依然没有写出多么好的作品。在莫言的新作《我们的荆轲》当中，矮化英雄、以己度人的杂念充斥全文。

结语

无论是品格与风格，莫言作为一名作家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在莫言的眼里，从来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从来没有积极向上的大国风范。在改革开放之后，他仍能写出农民“祖祖辈辈一茬人不都小的熬大大的熬老老的熬死”的句子。他号称以自己母亲为原型的《丰乳肥臀》中，上官鲁氏竟然和九个不同的男人生育了十个孩子，这样写，莫言的母亲真的没意见吗?对当代史的虚构和诋毁，对低级趣味的追逐——谎言与媚俗，构成了莫言写作的主题。而一个不说真话的作家，迟早会被时代所抛弃。获得诺贝尔奖真的证明不了什么，近三十年来，自从卡尔维诺于1985年去世之后，世界范围内的确没有出现多少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家。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趋向，只能让其自身被边缘化。诺贝尔本人意图将奖项颁发给“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之人士”，这个愿望已经越来越难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