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激情洋溢地高唱着“不自由，毋宁死”的胜利凯歌，我毅然决然地告别了祖祖辈辈生活的黄土地，满怀希望地奔赴西方自由世界。然而，西方却绝对不会因为我对它所宣扬的自由民主怀有朝圣般的敬虔，就有道德义务向我兑现它那甜蜜的许诺，让我在那片早已被神化到极致的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是以异常残暴荒诞的现实存在，毫不留情地对猝不及防的我给予了致命的迎头一击。从此，我就如同套上了终生无法摆脱的枷锁一般，在西方自由的炼狱里饱受煎熬。经此一劫之后，曾令我千般憧憬、万般向往的自由女神在终于显露出庐山真面目之后，于我竟成为不堪承受却又无法卸去的千斤重负。

    在中国的时候我并未对“何为自由”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过认真深入的思考，只是从常识与直觉上认同法国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权宣言》中对自由的定义：自由即有权做一切无害于他人的任何事情。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则如此诠释自由的含义：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然而，无论镶嵌在书本上的政治理念如何美妙动听，也终究替代不了千千万万生命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在现实的西方社会中摸爬滚打近二十年的我，和西方的芸芸众生一样，既不是从西方政客的无耻谎言中也不是从中国公知的无知幻想中来感知西方的社会现实，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真实人生经验来认知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文化理念。不管西方学者将自由的概念阐述得如何动人心魄，不管西方政府将自由的旗帜高举得如何令人神往，在现实的西方社会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并没有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免予恐惧与匮乏”。相反，恐惧感与匮乏感就像甩不掉的影子，紧紧追随着每个人的一生。

    如果真正能够自由选择的话，我想大多数西方人首先选择的绝对不会是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甚至民主选举等高大上的政治自由，而是与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的经济自由！毕竟对于众多的凡夫俗子而言，如果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所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其它一切自由都将无从谈起。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寒春【1】曾经说过“没有保障的人，是没有解放的人”。但是，在实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由于必须仰赖资本家的恩赐才能维持生存，劳动阶级彻底丧失了经济上的自主性。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所实际提供的自由只不过是一个以金钱为必要前提条件的缺乏生存保障的虚假自由，因而是一种极不牢固的空洞的自由。用乌克兰诗人舍甫琴科【2】的话说，“这种自由就像狗被锁在铁链子上一样”。

    在缺乏劳动就业保障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除极少数幸运者以外，劳动者终生无法从生存与匮乏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安居乐业永远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与神话。所以，几乎所有西方人的一生都是为了争取经济自由与生存保障（即找到工作与保住工作）而殊死搏斗的一生。那种必须拼命挣钱养家糊口的恐惧与焦虑，那种只能独自一人面对冷漠世界的孤苦与无助，消磨了常年在惊恐不安的生活状态下艰难求生的劳动者的人性。个人对于任何兴趣爱好的自由选择与追求，都自然而然地让位于求生的本能与现实需要，人们身不由己地变成了没有思想和灵魂，也没有道德操守和精神追求的经济动物。尽管如此，在这场被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原则所钦定的生存大战中，趾高气扬的胜利者总是凤毛麟角，潦倒落魄的失意者、落荒而逃的失败者以及身心俱焚的受害者却满目皆是。在瞬息万变的就业市场上，极少有人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就连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在美国也深感谋生的刀子悬在头上，在被大学解雇后不得不没日没夜地“像只狗一样”去做各种各样的零活，浪费了她的旷世之才。即便是如此勤勉，暮年的张爱玲却仍然家徒四壁，连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她死时孤零零地躺在地板上，身上只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

    美国著名华裔作家哈金【3】在《自由生活》一书中坦言，在美国这个号称自由的国度里，“美元能摆平多数生命”。他借书中主人公武男之口，道出了绝大多数西方平民百姓对自由的朴素理解:“这就是自由：不欠任何人一分钱，不用害怕被解雇”。然而，这样一种切实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实实在在的自由，却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市场上严重供应不足。想必哈金本人对此亦深有体会，他曾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曝光自己在艾默里大学为了保住饭碗所受的各种窝囊气。他的夫人回忆说：那段时间，哈金一开学往学校走，肚子就开始疼；回来肚子鼓老大，儿子和我就给他按摩。我们要他辞职，他不辞——他就是犟！那几年遭了罪啦！他憋了一肚子气，白天晚上废寝忘食写东西。如果这就是哈金所鼓吹的为获得真正自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样的代价是否过于高昂？哈金自身及其小说中人物的命运恰恰说明，在一个以忍气吞声、忍辱负重为代价来换取生存权与工作权的社会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真正的自由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正如德国学者马尔库塞在其代表作《单向度的人》中所指出的:“那些毕生靠劳作养家糊口的人不能过一种人的生活”，“一切力图实现生存先决前提的生存，因而都是一种‘不真实’和不自由的生存”。马尔库塞对自由的批判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资本主义自由企业制度:“企业的自由经营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福祉。作为不工作便挨饿的自由，它对绝大多数人意味着艰辛、无保障和畏惧。假如个人不再被迫在市场上证明自己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就会是文明的一个最大的成就。”

    在现实的西方社会中，自由早已成为一个被严重扭曲的概念与存在。经过一番巧妙的包装、推销与歪曲，自由的真谛早已面目皆非，常常以荒谬与有害的方式表现出来，日夜不休地摧残着无数苍生，让人们在倍尝自由的苦果之后，油然而生一种谈自由而色变的恐怖与绝望。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女政治家罗兰夫人被政敌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之前，在断头台上意味深长地向自由雕像鞠躬，并留下了一句千古传诵的名言：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被西方所肆意捏造的自由神话忽悠到美国的北美崔哥如此讲述他在美国所实际经历的徒有其表的自由:“美国这个自由女神就是最大的忽悠。就是说全世界你都看着啊，我这儿可有美国梦，你来了能实现所有自由，于是大家都去了。但这自由女神没说到了美国你不能打工，违法。你浑身本事没法使。你唯一的自由就是花钱” 。

    丧失了本义之后的自由逐渐露出邪恶的本相，成为统治阶阶剥削、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一个极为强大而又有力的工具。一切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概念、理论、政策与制度纷纷以自由的名义御驾亲征，合理合法地将广大劳动人民禁锢其中，使其欲罢不能。由于打着自由的旗号，极易让人产生受害者乃咎由自取、自作自受之感，令其百口莫辩。而这也正是斯洛文尼亚左派学者齐泽克将西方的自由称之为“奇怪的，扭曲的自由”的根本原因。齐泽克深入批判了自由在西方社会机制中的扭曲性、压迫性与欺骗性:“长期雇佣的希望被拿走，被包装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这个市场为我们提供永久的自我重塑机会。国家的养老保障被拿走，被说成给了我们自己规划老年生活的‘自由’。我们不断被迫作出‘自由’的选择，即我们必须自己做出的选择，尽管我们缺乏做出明智选择所需的知识。如果这就是自由，那么它是个负担”。

    可见，西方社会所能实际提供的自由是一种消极与有害的自由，它实际上是奴役的代名词。德国学者弗罗姆在其社会心理学名著《逃避自由》中通过大量的分析研究证明，在彻底砸碎了封建主义的枷锁之后，人类并没有获得使人的智力、感情和感官等方面的潜力得以充分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而是又被套上了新的资本主义的枷锁。资本主义所倡导的种种自由在给人类带来独立和理性的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忧虑、不安、软弱、无力与绝望之中，剥夺了人们的安全感与归属感，增强了人们的恐惧感与对生命的无意义感。因此，人们并不是“在自由中获益”，而是“在自由中受害”。他特别强调了资本主义自由雇佣制度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精神苦难:“极大多数的人都有害怕失业的心理，而且这已成了不堪忍受的心理负担，人的整个一生都笼罩着害怕失业的阴影” ，这在实际上使得自由成为了“一种不堪忍受的负担”，以致令人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必须首先实现经济自由，让社会全体成员彻底“摆脱经济——摆脱经济力量和关系的控制，摆脱日常的生存斗争，摆脱谋生状况”，也就是“不让任何人挨饿，社会须对其所有成员负责，不让任何人因害怕失业和挨饿而屈从他人和失去人的尊严”，并且“ 在作为每个人的基本活动的人的工作上，促进个人的自由、创造性及自发性”。弗罗姆认为人类这一崇高理想与诉求只有通过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变革才能最终实现。

    然而，资本主义制度从来没有赋予人们从惨绝人寰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中解脱出来的自由。利益熏心的资本统治集团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霸权手段，巧妙地将自己狭隘的集团利益包装成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由与民主，将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与价值理念理论化、法律化与制度化，以合情合理的正当化与自然化的面貌出现，成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以非强制性的假象达成强制性的政治效果。在资本主义所预先设定的制度框架与价值判断里，人类实际上被限制与剥夺了选择的自由。正如奥地利著名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这不但是因为人民群众不是处于可以理性地比较各种可供选择途径的地位，他们总是接受别人告诉他们的东西。还有一个更深刻得多的理由。经济的和社会的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动能运动，由此而产生的形势迫使个人和团体以某种方式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强迫的方式不一定破坏他们选择的自由，而是塑造他们选择的心理状态和缩小他们选择可能性的范围”。在这种现实状况下，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就成为广大劳动群众获得真正自由与解放的唯一途径！

    一个并不广为人知的事实是：对于不知情者而言，西方是一个传说中的自由天堂。对于知情者特别是受害者而言，西方则是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这绝对不是笔者危言耸听的一家之言。当美国的自由女神像落成仪式结束后不久，一些美国黑人就在《克利夫兰公报》上提出，在美国“从现实上”成为一个自由国家以前，不应该点亮塑像上的火炬: “‘自由照亮世界’，的确如此！这一表述让我们感到恶心。这个政府是场狂噪的闹剧。它既不能、也不愿保护‘自己’边界以内的公民。把巴特勒迪的塑像、火炬和所有的一切都推进大海吧，直到这个国家的‘自由’有可能让一个与世无争的勤劳有色人种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体面的生活，不会被私刑迫害甚至谋杀，他的财产也不会遭到破坏。否则，不要说用这个国家的‘自由’‘照亮世界’，哪怕只是想让它照亮巴塔哥尼亚，也只能是荒谬绝伦之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研究, 现居加拿大。）

【1】寒春（Joan Hinton，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美国核物理学家、共产主义革命者、国际主义战士，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是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武器试验室做费米的助手。1948年来到中国延安，为中国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并与丈夫美国人阳早在延安结婚。她长期居住在中国，是最早获得在华居住权（即中国绿卡）的外国人士。她和她的丈夫阳早、哥哥韩丁均被称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国际友人”。

【2】塔拉斯.舍甫琴科（Taras Shevchenko,1814-1861年），乌克兰诗人及艺术家。《卡巴扎》（1841年）是舍普琴科的第一本诗集。《梦》（1844年）是他的第一首革命诗歌。

【3】哈金，本名金雪飞，1956年出生于中国辽宁。1982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1984年或山东大学硕士学位。1985年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美国艾默里大学、波士顿大学等。代表作文学作品有《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等，其中《南京安魂曲》（中译本）2011年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