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他们不骂《大秦帝国》，却大骂大秦帝国”一文，着重陈述了这样一个观点：

站在人民的角度，真正的专制和暴政，主要不是来自一统天下的大皇帝，而是来自封建割据并相互征战的诸侯国，即一个个各自为王的小皇帝，所谓的“多君为政之世”。

而一旦出现了伟大的君主，荡平宇内，实现统一，变“多君为政之世”为“一君为政之世”，往往会迎接太平盛世的到来，即《春秋》所说的从“据乱世”进步到“升平世”甚至“太平世”。

这个道理，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从无任何疑问。所谓“春秋大义”，一为“大一统”，二为“讥世卿”，三为“张三世”，讲的就是抑制豪强、海内一统、天下为公这一政治理想。

而中国自秦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也恰恰体现了“春秋大义”的政治实践：

从周之封建到秦之统一，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统一，从晚唐五代藩镇到宋之统一，从明末割据到清之统一，真正的盛世——人民安康、物产丰盛、商业发达、艺术繁荣等等，一定出现在大一统的朝代，而不是在四分五裂、战乱频仍的时期。

所以，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也不会有任何疑问：

第一，对于人民整体来说，秦朝的暴政，一定不会大于统一之前列国的暴政之总和。

第二，对于人民整体来说，秦朝的酷刑、徭役、田赋、征战，列国一样都不会少，但秦朝为整个民族铸造的大一统家国基础、为抗击外敌构建的共同体强国外壳、为中华文明之生发演进开拓出的天下国家、中央之国这一巨大且独特的发展空间，列国却根本不可能做到。

                    大一统的优越性和进步性不言自明

统一大大优于分裂，天下归一大大优于封建割据，如果说中国传统儒生囿于眼光、限于视野还不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对于当下中国学人来说，在拥有了世界历史的视野、了解了各民族的历史经验、获得了各方面先进知识的全新条件下，则再没有任何道理不刷新原有的历史观念，不重新认识历史规律。

大一统的优越性和进步性，放在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历史上，也是不言自明。

西方自由主义尽管极力强调个人、突出社会、抵制国家，但其主流历史观却毫不含糊地正面评价并大力推崇罗马帝国，在横的方向上将当年罗马帝国的敌国如波斯帝国、安息帝国等妖魔化，在纵的方向上将帝国崩溃之后的文明大衰退时代称为“黑暗的中世纪”，只为突出罗马帝国的伟光正。

而其他文明更直截了当，中东国家致力于阿拉伯帝国的复兴，伊朗念念不忘波斯帝国的荣光，土耳其魂牵梦绕奥斯曼帝国的辉煌，甚至今日蒙古也未曾断绝对成吉思汗时代的美好回忆。

可以说，凡是历史上曾经实现过大一统、建立过帝国统治的民族，即使时隔两千年、一千年之后，也依然怀抱着强烈的复兴之梦，决不会将当年的崩溃解体和今天的偏安一隅当成更好的结果而欣然接受。

借用进化论的观点，每一个延续至今的民族，一定是具有正确生存策略的民族。难以想象一个从不追求民族大一统、偏偏向往四分五裂、相互征伐局面的民族，还能够独立存活至今。

相比于世界各个民族，中国历史上的秦汉两朝一枝独秀，在前后四百年时间里为中华民族奠定了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的政治基础、军事基础、经济和文化基础，此后两千年，这一基础从未彻底崩坏。

所谓“百代秦制”之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过“汉承秦制”之后，两千多年历史就成了“铁打的秦制，流水的王朝”，王朝覆灭难以避免，但无论因外族入侵还是因民间起兵而导致，每一次又都因为“秦制”这一铁打的基础而得以实现大一统的重建，甚至连五胡和蒙古在入主中原之后，也依然要承袭秦制。

这一点，罗马帝国肯定比不了，如果当年的罗马帝国也打下了类似于“秦制”的大一统基础，今天的欧洲也早就统一了。而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突厥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等也比不了，或是因为神权不倒，或是因为世卿不灭，或是因为民族不睦，或是因为制度不全，也同样难比独享“秦制”遗产的中华帝国，所以也难有一次次重建，更难圆未来复兴之梦。

就是这么明明白白，无论从中国自身历史的纵向上看，还是从世界范围历史的横向上比，秦汉帝国的伟大都不容低估。可为什么恰恰是中国人自己一定要给秦朝戴上“暴秦”的黑帽子痛批猛打，绝不放过呢？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政治正确”呢？

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暴行被中国儒生骂了两千年，今天又被很多当代中国学人接过来继续批判，却故意无视大量明白无误的历史事实。

例如：即便把焚书坑儒这个暴行再放大十倍，也比不上魏晋时期因八王之乱导致“五胡乱华”而给整个民族带来的创伤、痛苦和灾难的一个零头。公元311年一场“永嘉之祸”，河南三万晋军被歼，洛阳三万官民被杀，宫殿陵墓宗庙惨遭焚毁，华夏族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中原政权，王室士族被迫“衣冠南渡”。

为什么人们会有明显的选择性遗忘？为什么不牢牢铭记每一次中央集权崩溃、大一统局面丧失之后那些必定发生的无数个“永嘉之祸”，反倒死死盯住每一次重建了中央集权、恢复了大一统之后那些大君主的少数“暴政”行为？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政治正确”呢？

对于儒生来说，这一偏颇行为还容易解释。

一是因为官修正史以历代大皇帝的大朝代为主，只要是君临天下的大皇帝，事无巨细都有记载，而那些在“据乱世”时期割据自立的小朝廷，无论干了多少坏事，也难以记载下来，即便记载下来，也不被文人们所重视。这就导致“升平世”时期的个别冤情会被放大，“据乱世”时期的天下苦难则挂一漏万。

二是因为传统儒生们士志于道，坚信皇帝应该“为政以德”，不符合圣贤道德标准的皇帝就是“失道”、“无道”，所以死死盯住皇帝的道德瑕疵不放。至于政治是否可以与道德分离，是否可以化约为权力技术，帝王是否可以不择手段地追求权势和利益，这些“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问题，忠于孔孟之道的儒生们从来不曾考虑过，当然也就不太可能走出“泛道德化”误区，从历史运动自身逻辑出发客观评价历史人物。

可是今天的中国学人早已不是传统儒生，按说不应再承袭传统儒生们固有的偏颇，但现实却是，他们毫不犹豫地接过了儒生的棍棒继续痛打“暴秦”，而且下手更狠。

正如近年来围绕《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的播出所反映出来的，由于顽固的批秦、黑秦、反秦立场，中国历史评价中的怪现象层出不穷：

一、为大一统做出最大贡献的秦朝被戴上“专制”、“暴政”的黑帽子摘不下来，并连累后世每一个大一统朝代都被说成“皇权专制”；

二、千百个“永嘉之祸”无人铭记，长期默默无闻，似乎很期待下一次五胡乱华的重演；而针对秦始皇大一统之后的一次“焚书坑儒”却骂声喧天，经久不息，罪名背到今日；

三、大一统国家的种种优越性不被承认，对历史和文明的贡献少有评估，而四分五裂、诸王割据的时代反被称颂，号称“自由开放”；

四、……

这种莫名其妙的“政治正确”，显然不单纯是中国两千年儒家传统的问题了，显然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中国冲击影响的问题了。

西方“专制”政体理论能支持这种“政治正确”吗？

两千年后的中国学人继续批秦，是基于西学政治理论，这一点毫无疑问。批秦的理论文章，千篇一律地认定秦朝“专制”，因为“专制”所以暴政，所以反自由民主，所以黑暗邪恶。看起来，“专制”一词在批秦的“政治正确”中起着支柱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对这个词的前世今生做一番探究。

“专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并不是现在这个含义，其近现代用法源自西方，晚清时期传入中国。

但由于以下三个原因，这个概念从传入之初就出现混乱，直到今天也未理清，到处可见误用、滥用、错用的情况。

原因之一，“专制”作为政体分类中的一种，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有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这两个源头，其含义并不一样。但在西学大潮涌入中国时，晚清学人一时间未能区分两者，囫囵吞枣般接受了下来，混乱难以避免。

原因之二，孟德斯鸠的政体学说，主要是经过日本福泽谕吉等人的译介，添油加醋之后再通过二次译介传入中国，又增添了一层混乱。

原因之三，中国学人接受这套观念之时，正逢晚清政治斗争风高浪急时期，未等认真理清来龙去脉，就已被各派拿来各取所需做了思想武器，想不混乱也难。

遗憾的是，这种混乱局面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批秦的人士众口一词地言必称“专制”，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在亚里士多德这个源头中，城邦国家中的统治方式，分为一人统治的君主政体，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和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体。

1875年日本福泽谕吉撰写《文明论之概略》，将这套思想照搬过来，将一人统治这种政体称之为“专制”、“立君专制”“专制独裁”、“专制政治”。

1877年清代学者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又将福泽谕吉等人的思想照搬过来，得出结论说：“环地球而居者，国以百数十计，有国即有民，有民即有君，而此百数十国，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

1904年严复在介绍E. Jenks《社会通诠》一书中写道：“吾言欧治术者，以希腊诸哲为最先。而希腊鸿哲言治术之书，其最为后人所崇拜者，又莫若亚里斯多德之《治术论》。

其论分世界国制，统为三科。曰专制，蒙讷阿基；曰贤政，亚里斯托括拉寺；曰民主，德谟括拉寺。民主又曰波里狄思。此其大经也。”回顾地看，这是“专制”一词现代用法在中国的滥觞。

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就出现了根本性的混乱。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只适用于他那个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

这些城邦国家最大不过几万人，小的只有几千人，都是极小的自主政体，没有任何普遍意义，就连同时代的波斯、腓尼基、埃及等大型国家都不适用，遑论早已开始建设“天下国家”的泱泱中华！一个小小的半岛，林立着成百个大小城邦，长年混战，杀伐不休，古希腊这样一个政治局面，在中华诸子的眼里，恰恰就是理想国家的对立面，用《礼记》中的话说，就是“城郭沟池以为固，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大道既隐”黑暗时期！当成反面案例刚刚好，奉为先进楷模是哪里来的道理？

所以，如今回头来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其实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毫无借鉴意义。

即使是大一统之前的列国时期，每一个国家也都比希腊半岛大出多少倍，政治家们谁也不会去关心几个小城池里面各自的统治方式如何，有什么普遍的适应性。天下就是天下，城邦就是城邦。用治理天下的经验治理城邦还勉强说得过去，反过来用治理城邦的经验治理天下，就是荒诞！

且不论希腊历史的真假，亚里士多德的有无，就算一切皆对，照搬到东方国家也是全错！

 孟德斯鸠

再说孟德斯鸠。

20世纪东方学者没做的事情，18世纪的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已经先做了。在孟德斯鸠的时代，西方人的眼界已逐渐开阔，对于他来说，把欧洲历史上城邦国家的政体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相提并论，是非常“不科学”的。

他怀抱着将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问题研究、开创出“社会科学”的宏大企图，开始依据体积、质量、性质等源自于物理学的概念来重新建立社会问题研究框架。这就是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的起源。

首先，他摒弃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政体分类的传统方式，不再按统治人数的多寡进行形而上学的划分，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对完全不同社会类型的统治方式做出区分。

他首先分辨出了意大利城邦国家、17-18世纪欧洲出现的民族国家、以及波斯、土耳其、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这三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出于他的物理学理想，他首先确认了这三种社会类型从小到大的三种“体积”，城邦国家最小，欧洲君主国居中，东方国家最大。

然后，他再将“质量”概念引进来，于是就为这三种社会类型分别加上了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这三种政体类型。

最后又套用物理学的“特性”概念分别给出了各自的“政体原则”——“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贵族政体的原则是节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见《论法的精神》）。这就是孟德斯鸠版“专制”概念的来源。

怎么说呢？用今天的观点看，这无非是从一种形而上学落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也等于是从一种荒谬陷进了另一种荒谬。

物理学是科学，科学要求基本概念个数最少，概念之间关系可描述，并符合宇称定律。孟德斯鸠的确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的开创者”，发明了一套非常符合科学原则的“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并企图直接应用到千变万化、繁复深奥的人类社会中指导实践。

这个做法，大概可以比喻为：一个刚刚学会了搭积木的小孩子，试图用他的积木人体模型来给大活人看病。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支持“专制”理论的现实实例，主要是波斯。孟德斯鸠在书中写道：

在波斯，如果国王判某人有罪，人们便不能为他求情，否则不但救不了这个人，还会把自己搭进去。即使这个决定是国王在酩酊大醉或精神失常状态时做出的，它仍然要被执行，否则，国王的威严就不存在了。君无戏言，君主说过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是不能收回的。

众所周知，妖魔化波斯是西方近现代意识形态大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不把波斯说成邪恶和黑暗的象征，就无法把波斯的千年宿敌希腊和罗马树为正义和光明的样板。所以，即使是专门为了妖魔化波斯，也定要发明出“专制”这个坏词，安在波斯头上。

书中提到中国的地方也有不少，但无论从占有的史料上看，还是从理论应用上看，都没有超出儿童搭积木的水平，基本上不值一驳。

在专制政体下，人们不得将悲惨的境遇归咎于变幻不定的命运，亦不敢对未来的厄运显露出更多的恐惧。在这种政体下，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人们不能表达自己的自然情感。比如，对父母的尊敬，对爱人和儿女的爱怜以及朋友之间的感情。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人只能机械地服从命令。

只要看看这些论断，就知道他关于“专制”的论述与中华社会的政治现实差出多远。

平心而论，孟德斯鸠的努力是伟大的，因为他勇敢地开创了“社会科学”这一道路。但同时，孟德斯鸠的理论也是荒谬的，因为它和任何真实的政治社会都没关系。

借用涂尔干对他的一句评价：“我们很容易证明他是错的。但是，在引导后人通向真正的社会科学的道路上，此前还没有人像他那样走得如此之远……”。是的，孟德斯鸠的价值仅此而已，一个积木竞赛冠军，至于他的学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则完全是中国学人自己误用、滥用、错用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还有。

黑格尔论中国，所犯的错误也至少与孟德斯鸠一样多，为了搭建他的那个“线性世界历史”积木模型，随意地给中国和印度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定论，如“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还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还在“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之类。而中国人不假思索地将这些论述拿来当作教条，也是同样的误用、滥用和错用。

总之，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传统的“专制”概念和“历史”概念，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源头的，还是孟德斯鸠源头的，还是黑格尔源头的，确切说，都与伟大的中华政治传统毫无关系，风马牛不相及。

而这几个似是而非的西方政治概念被抽掉之后，继续批秦的“政治正确”还能站得住吗？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