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地缘政治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实行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从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今天回头看，长征路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关于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并以红军北上为结果，这实在是符合“天道”即符合中国地缘政治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伟大抉择——用司马迁的话概括就是“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也。”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有“天命”即顺应历史规律的成分，也有“人谋”的因素。1935年10月中旬，毛泽东途经甘肃、陕西两省分水岭，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在说这句话时，熟读历史的毛泽东心中回荡着的一定是司马迁那句神谕式的断言：

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

事实上，毛泽东在早年就对中国地缘政治有过深入的认识。1926年毛泽东在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曾主讲过地理课，他讲述学习地理与革命工作的关系。要求学员除对全国性的地理概况有所了解，主要对本省的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习惯，以及地理上给予政治的影响等，都要了解。建国后，毛泽东要求高级军事干部关注和研究华北的地理政治。1970年12月，此时，毛泽东注意到林彪“篡党夺权活动”的企图，调任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他问李德生：“你看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吗?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要找来看看，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你知道北京为什么叫燕京，北京最早的居民点在哪里?当北京军区司令员，要了解北京的历史地理，了解华北的历史地理。”鉴于对中国西南地缘政治有更为深刻历史洞察，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弃南而就北，将中国革命带入高潮。

现在回头分析张国焘在其南下方案的优点与诸葛亮《隆中对》的定都川西成都的思路大体一致，是战术性的，其缺点却是战略性的，它只是在用一种假设的心理预期来掩盖其偏安一隅、回避靠近并待机进取中原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性错误。这往好处说是张国焘对中国地缘政治的研究缺乏历史感;往坏处说，就是“山头主义”心理倾向。张国焘曾就红军发展方向询问徐向前：“去汉中行不行?”徐帅回答说：“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后来徐帅总结说：

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1965年5月26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晚上与汪东兴说起这段往事：

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人少不怕，比如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八千人，坚持正确的路线，保留了革命的种子，后来建立了陕甘宁根据地，队伍又壮大了。

当然毛泽东也不是绝对否定四川的战略地位，而是说与陕西比较而言，它对于红军发展而言，不属于主要的战略方向。1936年4月毛泽东在指挥山西过河入晋部队反蒋阎围剿时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作出充分准备，他在4月22日发给林彪等电报中交代：“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可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回到陕、甘，经营神府区域、三边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南主要方向。”4月28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以东方各省为长期内的主要方向，这是确定的方针。”这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绝对否定张国焘方案合理之处，而是认为张的方案不能列为当时红军应当竭力争取的主要战略方向;只是在主要战略方向实现不了的情况下，作为退而求其次的方案，考虑比如陕南区域的次要战略方向，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原并跨越长江，8月，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即将解放湖北、湖南，8月19日，刘伯承、刘小平致电中央同意所部“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于回之动作，选取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放全川问题”的命令。20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复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同意你们十九日关于向川、黔进军的基本命令。”

当然也不是说，毛泽东当时就认为只有陕北才是红军落脚的唯一方向，而是说当时只有陕北最有利于红军获取并贴近中原。事实上，贴近而不是远离中原是毛泽东始终关注的“战略方向”。1940年，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3月16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明确点出“我军将来出路，实在中原” 的战略意图。4月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强调：我军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在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1945年日本失败已成局，7月15日，毛泽东致电河南区党委：“你们今后作战方针，是向西防御，向东南进攻(即对顽中区取防御方针，对敌占区取进攻方针)，以求利用时间北与太岳、太行、东与渡新黄河西进之冀鲁豫部队，南与五师部队完全打成一片。”

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也使张国焘后来理解了毛泽东北上陕甘路线的地缘政治意义，他在回忆录中变相地承认了毛泽东方案的正确，他说：

陕北一带是中国历史上造反者和土匪啸聚之所，它的各种条件，像大海中的一个避风塘，似乎所有西北方面的造反者，不管他们最初的目的如何，当他们处地逆境的时候，不是南走汉中秦岭巴山山脉，便是北走陕北，以待时机。这主要是地理的形势使然。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敌人的外线力量四张时在敌最安全的后方即内线的关键地带预置“冷子”，由此造成敌人的战略收缩和因此造成的形势翻转，是毛泽东军事艺术中常用的手法。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大片领土，9月13日，日本占领山西大同，10月10日，石家庄沦陷;11月8日，山西太原沦陷;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沦陷，日军准备继续向武汉挺进，国民党内出现绥靖妥协的思潮。此时毛泽东开始考虑在国民党向日本出卖民族利益最坏情况出现、国际又不能提供帮助时，如何“也能自力更生地干”的问题。2月8日，毛泽东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战略方针由速战速决改变为长期进攻，目前总的目标是进攻武汉。现在日本要求中国妥协的道路还存在，如果英国出来主和，国民党便会发生和平妥协的危险。要估计到武汉、广州等地失陷后中国将发生的新的变化，要估计到国际不能帮助时也能自力更生地干，要鼓励国民党在极端困难环境之下也要继续坚持抗战。”

此时，他开始“为天下有变的时候”在全国关键区域预布“冷子”。1938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指示“即行电告秘密准备执行雾灵山计划的各种条件，主要干部配备。”雾灵山，地处今河北兴隆县境，在日本占领南京后，河北继而江苏已成为或即将成为敌占“后方”。2月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对此解释说：“热河、河北两省交界的雾灵山一带，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2月9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广大的发展前途，那是独立作战区域，应派精干部队去，派去的军政党领导人员须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2月15日，毛泽东就新四军行动原则问题复电项英、陈毅，要求：“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1938年5月，日军占领徐州， 6月，日军攻占开封，导致花园口决堤放水，豫、皖境内17个县成为一片汪洋，140万人无家可归，数十万人被淹死。日军还在苏北决运河大堤，致使苏北数县成为泽国。毛泽东立即考虑在江淮东西两翼预先布局。6月2日，毛泽东复电正在茅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项英：“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7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朱理治，要求 “对牛伏山须即去建立党与群众的工作基础。”伏牛山是中国河南省西南部山脉。东南与南阳的桐柏山相接。南出伏牛山即可控制南阳盆地并直逼黄淮平原。10月27日，武汉失陷，抗日战争形势开始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阶段转变。12月29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肯定他在皖豫苏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的计划是很对的，“已开始获得成绩，望放手做去，必收大效。”1944年初，抗日战争胜利已见曙光，国民党向苏区围攻加紧，日军也加大了对豫湘一线的攻势。1月12日，毛泽东复电张云逸、饶漱石，要求特别注意在接近大别山的区域配置力量，指示：“沿长江两岸，特别由安庆至九江一段尚有发展可能，应加派得力部队前去建立游击根据地。”1938年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雪枫等，指示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发动一般不应过早，需要在敌人后方比较空虚的地区发动。” 14日，日本发动豫湘战役，至8月先后占领郑州、长沙、衡阳等地。9月，日军发动柳桂战役。10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指出：“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是南方、江南、湖南、河南;同时要注意东北，还要准备苏联打日本。在干部配备上，主要的是南方，同时注意东北。”10月31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干部和部队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1945年2月24日，毛泽东致电南方局：“准备大举跃进。目前要争取半年左右时间，深入扩大苏南工作，这是我党我军在江南生根落脚的基础。”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开始向大别山一带布局。8月4日，为中央起草电报，要求广东区党委“准备与王震、王首道会合，开创湘粤边根据地”，同日，起草电报致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强调淮河流域的战略地位，指出：“日寇失败内战爆发后，你们现有平原地区必难完全保持，现在就应考在桐柏山、大别山、鄂西、鄂南、鄂东、襄北扩展根据地问题。此项任务甚为困难，但必须精心设计，预为筹划。”10月22日，再次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以夺取桐柏山区域为适宜，不可过早向其他区域去，反而增加你们的困难，且于大局不利。东面之豫东南(大别山)、豫东北(新黄河)，西面之豫西(伏牛山)、鄂西北，只能作几个月后之预备机动地区，不宜提在目前的计划上。”

1946年，国共双方在东北地区陷入胶着，大战在即，毛泽东开始考虑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后的军事布局。6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等电报，指出“全局破裂后，请你们考虑下列方案：太行区以豫东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集中主要兵力尽可能攻取十几个县城，主要着重在野战中消灭敌军有生力量，相机占领开封。山东区以徐州地区为主要作战方向，攻取徐州、蚌埠间若干县城，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中歼灭之，相机占领徐州。只要占领开封、徐州间及徐州、蚌埠间主要铁路线及上述各县城之半数左右，即为有利。中原部队突围向河南出动，其任务为钳制河南之敌。华中部队粟谭主力对付江北之敌”“上述作战胜利(不一定要取得开封、徐州)后，如形势有利，可考虑以太行、山东两区主力渡淮河向大别山、安庆、浦口之线前进。”“这一计划的精神着重向南，与蒋的精神着重向北相反，可将很大一部蒋军抛在北面，处于被动地位。”这一计划“依靠老根据地，逐步向南，稳扎稳打，并不冒险。如能逐步渡淮而南，即可从国民党区域征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区不受破坏。”12月25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致陈毅等电报，再次强调：“敌愈向北攻，敌后必愈空虚，愈有利于坚持游击战争。派部队派干部恢复淮南、淮北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挺军大别山，在大别山预置“冷子”，只是外线问题内线解决方法成功运用的最精彩的范本。

我们知道，在宜昌至南京的长江一线有两个南下后北折而上勾划出的三角地带。第一个即西面的三角地带是宜昌南下至岳阳北折至武汉段，第二个即东面的三角地带是由武汉南下经九江北折至南京段。比较而言，后者因其东线可直逼江浙富源地域而具有关键性的地缘政治意义，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其间的大别山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往往有着一两拨千斤的作用。从江北论，控制西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是襄阳，而控制东面三角地带的关键点就是大别山。比较二者，后者则比前者更具调动全局的意义。

大别山位于中国安徽、湖北、河南的交界处，西接桐柏山，东延为霍山，东西绵延约380公里，南北宽约175公里。西段呈西北—东南走向，东段呈东北—西南走向，一般海拔500～800米，山地主要部分海拔1 500米左右，是长江与淮河的分水岭，其地形险峻且直逼长江中段：西制黄冈可扼武汉东出，东取安庆可威逼南京。然其孤悬于江淮平原，北兵驻入，若无后继，其势难久，故而风险极大，用兵此地，非高手不可为;若善用此地，据此则会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造成绝大的震动。1947年8月，为了打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将内线作战变为外线作战，一反传统的“王濬楼船下益州”即顺江而下的方式，以攻为守，果断采取“无后方外线行动”，千里大跃进攻势，派刘邓率军从民权至商丘和虞城地区分三路越过陇海路，分别向大别山疾进。这不仅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和湖北重镇武汉造成绝大的震动，而且还为不久到来的淮海战役预埋了与之呼应的“冷子”。此棋似险，却力重千钧，毛泽东由此造成全国战场形势从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绝大转变。

毛泽东熟知自古欲取长江者必得徐州，取徐州者必得淮甸，淮甸之要在襄阳。襄阳与淮甸以桐柏山为中线互为里表，控制桐柏山，尤其是控制其中的武胜关是控制淮甸流域的关键;淮甸与长江唇亡齿寒;淮甸失则长江不保。

1946年国共大战在即，3月4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军事小组飞抵延安，在与毛泽东交谈中，张治中说：“政府改组了，中共中央应该搬到南京去，您也应该住到南京去。”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将来当然要到南京去，不过听说南京热得很，我怕热，希望常住在淮阴，开会就到南京。”毛泽东的回答绵里藏针，充满地缘政治的暗喻。谁都知道，淮阴位于江苏省中北部，江淮平原东部，北距连云港市130公里，东南距盐城100公里，西南距江苏省会南京市180公里，是古淮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点，扼水陆交通之要冲，自古乃兵家重地。从淮阴进南京，那是从国民党手中取天下，而现在若从延安入住南京，那只能在那里寄人篱下地陪坐天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如果读过三年后毛泽东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就会知道，选择后者当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

在做了上述地缘政治关键地域的力量准备后，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在接见四野军师以上干部时传达了志在必得的信心，他说：

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机构即将土崩瓦解，归于消灭了。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

历史上真正能对中国大西南安全产生重大压力的方向——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屏护及中国在几乎陡直的山地中所处的居高临下的地势——较少地来自南方印度洋，而更多地来自东北亚。比如清兵入关、日本从东北入侵等都促成了大西南的战略地位及其相关通道的战略需求陡升。历史上，东北亚的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导到北京中枢，北京动则全局动，全局动则西南重。所以毛泽东当时特别看重明成祖把国都立在北京的经验，说他“不怕蒙古人的铁骑，是个有胆识的人”，这是因为他特别重视“关外问题”。关外问题即全国问题，全国问题很快就会转化为西南问题。明乎此，我们理解了毛泽东40年代说“我们绝不学李自成”、50年代初“抗美援朝”及60年代强调“三线建设” 举措及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之间的战略关联。

1959年6月，苏联政府背信弃义片面撕毁了中苏双方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9日，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境争端发表声明，公开偏袒印度尼赫鲁政府，反对中国。9月15日，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开始鼓吹苏美两国共治世界的“戴维营精神”。1961年始，肯尼迪政府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1962年4月至5月，苏联驻中国新疆领事馆怂恿新疆伊犁、塔城民族冲突，造成当地居民大量外逃。

这一系列事件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开始考虑“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及“敌人怎样进攻我们怎样对付”的问题。当时中央军委提出“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则判断“敌人很可能是中间突破”。

为了对付“从中间突破”的可能性，在各种方案中，毛泽东首选以西南为重心的“大后方”建设。集中投资于四川东部山区和中部平原，特别是重庆一带，在四川西南端的攀枝花和甘肃酒泉建造钢铁基地。与此同时，毛泽东提议“三线建设”。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要有个地方。”当罗瑞卿讲到总参谋部担心密云、官厅这些水库的泄洪量太小时，毛泽东将北京的安全与四川联系起来，说：“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第二天(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会上进一步强调：“昨天在主席那个地方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主席着重地讲了攀枝花，酒泉也提到了，但不是摆在第一，第一是讲攀枝花，其他各方面少搞，搞攀枝花。”1964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攀枝花铁路最好两头修。”7月15日，毛泽东对周恩来、彭真、贺龙、罗瑞卿等说：“如果材料不够，其他铁路不修，也要集中修一条成昆路。”1965年6月15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工作汇报时说：“三线建设问题，是我讲迟了，早讲几年就好了，现在后悔无及。”1972年，晚年毛泽东再次强调二十多年前的看法，8月17日，他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说：“四川是祖国的战略大后方，是三线建设的重点。”

在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应对美苏“中间突破”的国防布局，这就是：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接见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即被调派到云南工作的秦基伟，告诉他：“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说：“国民党为什么修长江—都匀—贵阳那一条线，而不修川汉那一条线?是什么道理?川汉铁路，满清未修，就闹风潮，选的是北线。为什么要修川汉线，要找历史资料做比较，都要研究一下，做个比较。”随后毛泽东向在座的同志提问并回答说：“《三国志》讲黄权随刘备东征，刘备打了败仗，黄权被隔断于江北，没有路走，只好降魏。降魏的人中有人造谣，说刘备杀了他的家属。曹丕要给开追悼会，他说不要开，刘备不会杀他的家属。后来证实果然没有杀。是没有路走，回不去了嘛!”这说明，毛泽东这时考虑的也是大西南的国际通道和国内从大西南返回中原的交通问题。显然，缅甸在其中的战略地位自然不可小觑。

毛泽东三线建设方案的提出来自对大西南地缘政治特点的深刻认识，除了来自他自身丰富的历史知识外，还与他1935年随中央红军经黔、滇、蜀北上陕甘的亲身经历有关。在云贵与蒋军周旋期间，因北上渡江困难，中央已有了建立川滇黔根据地的设想，毛泽东也一定有了万一北上不成如何经营黔滇川苏区并与南面国家处理关系，以及如何从西南打通国际通道的通盘考虑，这种考虑又被黔贵川地区在随后的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出的;连接国际大通道的突出作用所验证。基于这些经历，在20世纪60年代美苏南北夹击中国的时刻，毛泽东才会有“北京淹了，还有攀枝花嘛”即再次迁至大西南的判断并做出“应该把攀枝花和联系到攀枝花的交通、煤、电的建设搞起来”的重大决策，这与隋炀帝曾率大军北驱突厥、南下平陈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大运河对中国统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出于同一个道理。1962年毛泽东西南开战，显然是为了夺取西南方向的主动权，而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教训”印度。

今天的中国形势有向20世纪50年代螺旋式回归的趋势。但同时我们也要及时做好应对未来历史再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回归的可能，不要再让毛泽东曾“后悔无及”的事发生。

五、国际战略和策略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外交进入“雪压冬云白絮飞”的困难时期，但同时也是中国历史进入将要发生重要转折的前期。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同时，中国北方盟友的表现更让人忧虑。1959年初，苏共“二十一大”召开，赫鲁晓夫宣称把世界战争排除在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业已产生。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9月，艾森豪威尔与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形成所谓“戴维营精神”，推销苏美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方针——这很像今天一些人醉心并亲切地称之为“G2”(还有人更亲切地称之为“chinamerica”，如果音意合译就是“亲美国”)的琼阁梦幻。9月15日， 美苏举行“戴维营会议”，随后赫鲁晓夫就来到北京劝说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探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10月，毛泽东作诗讽刺正沉醉于“G2”共治的赫鲁晓夫说：“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1963年8月5日，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G2共治”的第一个重大结果，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针对当时已经拥有成熟核技术的中国和刚成功进行了核试爆的法国的。针对这个条约，毛泽东讽刺并愤怒地说：“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有人说毛泽东这首词用字不雅，这反说明，当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涂脂抹粉上豪门”的外交政策的愤怒已臻极点。

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对正处经济困难中的中国来说更是雪上加霜。1959年3月19日，与台湾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计划”东西呼应，中国西藏发生武装叛乱，达赖喇嘛随后逃往印度。4月27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人民院就西藏局势发表讲话，鼓吹召开新德里、北京、拉萨三方的所谓“圆桌会议”。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一篇关于中国和印度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公开偏袒印度一方，并随后给印度15亿卢布的贷款。9月30日至10月2日，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指责中国共产党，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赫鲁晓夫希望中国配合他设想的“G2”共治的大局，中国不从，两党两国关系由此恶化。1959年11月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真等同志讨论赫鲁晓夫问题，彭真说，赫鲁晓夫迷恋于西方首脑会议，西方就拿着这个首脑会议像钓鱼一样总钓着他，他总想吃。毛泽东接着说：“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11月12日，毛泽东对王稼祥等同志揭露赫鲁晓夫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本质，他说：“他现在假借列宁的名义，假借列宁的所谓灵活，把锋芒去掉。”赫鲁晓夫的变节将中国置于两北两线作战困境，对此，毛泽东向同志们坚定地表示：“现在，硬着头皮顶着是对两方面的：一方面对赫鲁晓夫，一方面对艾森豪威尔。”

1962年的中国形势真是“高天滚滚寒流急”：中国国内刚刚经历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蒋介石在东南准备反攻大陆。1960年7月始，苏联不断在中苏边界寻衅并于1961年利用中国经济困难要求中国本息一起偿还抗美援朝时苏联援华军事物资的贷款。1962年4、5月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印度借机在中印边境燃起战火。10月，印度军队又从西南方面对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全线进攻。

中印边境的稳定事关中国大西南的稳定，中国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但毛泽东总体上还是认为印度与美国不同，印度是朋友，不能真打。1962年10月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高调开启，一个月后却又轻轻落下：一仗下来，只是将印度的屁股打响了些，但没有让它伤筋动骨。在战争规模上，毛泽东巧妙利用了古巴导弹危机，将它控制在有限范围内，不让第三国卷入。10月20日，美国封锁古巴海域，苏美剑拔弩张。当天中国全线反击。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11月21日，苏联也对军队解除了动员令。当天中国也对印度全面停火。一月后，中国又将印度俘虏养得黑胖黑胖，把印军的枪擦得干干净净交还给他们。战争结果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硬是将美国硬逼到三八线以南，而1962年的对印自卫反击战则没有将印度硬逼到“麦线”以南。在前者，毛泽东意在打出国格和平等，在后者，毛泽东意在西南方向打出持久和平，至于中印两国间的领土纠纷，毛泽东则有意留待将来从长计议。

今天总结1962年这场战争，我们看到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其战略战术兼融三国时曹操进退汉中和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古典智慧：进战退和于瞬间，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让人体会出了毛泽东军事艺术所呈现出的那种“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者，乘其所之也”的极高境界。每读史及此，令人不由击节赞叹并为之神往。反观毛泽东出手过的东北和西南，至今均无战事。

研究一下毛泽东1962年西南一役，其目的不是打赢，而是为了给中国大西南赢得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1970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时说：“那个麦克马洪线我们不能承认，但是还承认它是实际控制线。”1962年以后，中国“三线”建设步伐明显加快。

1963年起，苏联大量增兵中苏边境，对中国北疆形成新的军事压力。如果再考虑到东南方面蒋介石也利用中国内政外交的困难积极准备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中国东南、西南、北方三面安全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美国学者费正清在书中说：“在北京看来，在1962年夏天融汇成了一种互相配合的威胁。”如果再考虑到1959年后中国国内还出现三年自然灾害以及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后，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战火向中国边境蔓延的形势，当时中国真是遇到了“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的艰难处境。而当时毛泽东的心情却是愈挫愈奋，他在诗中说“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苏美对中国压力的层层加码终于有了毛泽东的明确回应：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早在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毛泽东就告诉大家：“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八大”会后，毛泽东告诉波兰同志：“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1964年10月11日，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对中国施加压力却是有增无减，勃列日涅夫在中苏边境和中蒙边境驻军激增近百万，这对中国北方安全形成重大压力。对此，毛泽东给予更坚决的回应：1969年9月23、29日，中国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和氢弹予以回应。

毛泽东明白，国际关系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只能成为打不败的对手，才能成为美国人的朋友。早在延安时，毛泽东就告诉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说：“你美国一百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一百零一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也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1959年3月3日，他告诉拉美共产党领导同志：“我们对美国不妥协，它不承认我们，我们也不承认它。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联合国，要他们驱逐了台湾的代表，请我们进，我们才考虑进。我看，在十年到十五年内不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交换外交代表是要更好些。过了十年，十五年，我们的房子打扫得干净了，可以迎接客人。”1959年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参加八大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我们有两手，我们公开对美国说，反对美国阻挠我们进入联合国，实际上我们对进入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再过六年，等我们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进入联合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更好。我们的目的是先打扫自己的房子，再请客。”1964年6月23日，毛泽东在接见智利朋友时谈到中美关系，他说：“我们把美国的走狗蒋介石赶走了，把美国的势力也赶走了，所以美国对我们不那么高兴。但是，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的，我看还要十五年。”说来也神奇，从1964年毛泽东说这话到中美于1979 年1 月1 日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时间相隔正好十五年。

20世纪70年代初，毛泽东从美国外交的困境中尽力捕捉改善中美关系的契机。1969年毛泽东注意到“中苏分裂，美国高兴”。11月中旬，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张彤传回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带来尼克松愿意与北京直接接触的口信。12月22日，周恩来告诉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请他转告叶海亚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以利用官方渠道。”1970年3月21日，毛泽东中国收到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带来的尼克松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如果北京同意的话，这样一条渠道的存在，将不会被白宫以外的人知道，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完全的自由决断。”周恩来批示：“尼克松想要采取对巴黎谈判的办法，由基辛格秘密接触。”8月12日，毛泽东对到访的苏丹国家领导人说：我看尼克松的日子不如你这个总统好过。你们可以观察到美国的世界战略，它的第七舰队可管得宽了，从美国的西太平洋一直延伸到日本海、台湾海峡、印度洋，到阿拉伯海。这样，真正打起来还有什么力量啊?它现在还是靠原子弹吓人。今年“五一”在天安门上我跟他们的代办说过，总有一天要和起来，老是这么闹下去不行。这个原则也可以运用到同美国、同苏联的关系，总不能永远是这么僵下去嘛。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斯诺时说：

他(尼克松)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现在我们的一个政策是不让美国人到中国来，这是不是正确?外交部要研究一下。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尼克松要派代表来中国谈判，那是他自己提议的，有文件证明，说愿意在北京或者华盛顿当面谈，不要让我们外交部知道，他不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神秘的很，又是提出不要公开，又是说这种消息非常机密。1972年美国要大选，我看，这年的上半年尼克松可能派人来，他自己不来。要来谈的是那个时候。他对那个台湾舍不得，蒋介石还没有死，台湾关他什么事?中美两国总要建交的。中国和美国难道就一百年不建交?我们又没有占领你们那个长岛。

1971年4月7日，毛泽东同意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4月14日，周恩来会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问中国的美国代表团谈话时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的来往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4月21日，周恩来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4月24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尼克松以口信的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邀请。5月17日，尼克松又通过巴方正式答复中国，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6月15日以后来中国。”

毛泽东面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坚决斗争终于迎来了不利于苏联却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大变局。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与毛泽东在瞬间握手言和。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1973年2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5月，中美双方分别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与此相配合的是美国费城爱乐乐团首次在北京演出。

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此前他最担心的是毛主席不接见，他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我们应该很快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会见他时他高高在上，好比我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当听到周总理要接见时，尼克松仅带了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来到毛主席的书房，学着周总理称毛泽东为“主席”。据基辛格回忆：

第一次知道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消息是在我们刚刚到达之后。我获悉周恩来要在会客厅同我见面。我到那儿后，他说：“毛主席想见总统先生。”我不想留下尼克松是蒙召的印象，因此提出了几个有关晚宴上活动次序的问题。周恩来一反常态，竟露出不耐烦之色，说：“毛主席既然邀请他，就是想马上见到他。”尼克松刚刚抵京的欢迎仪式上，会谈未开始，毛泽东就在向国内外人民示意他的权威了。我们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坐上了中国的国产轿车，前往毛泽东的住所。美方的特工人员不准随行，至于媒体，也只是被事后通知。

当尼克松列举了一系列需要共同关注的国家时，毛泽东说：这些问题可同周总理谈，我们谈“哲学问题”。哲学问题当然就是方向问题，这些会谈为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确定了方向。谈话结束时，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则举重若轻地回答：“我就不送你了。”

历史上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的国家是必败无疑的，因为没有谁有这样多的资源。拿破仑打欧洲，打得挺顺，1812年又打了俄国，1815年败了;希特勒打欧洲挺顺，但又向俄国开战，三年后败了;日本打中国，已是很难了，但又去打美国，结果中国和美国一联合，日本也是三年便败。朝鲜战争美国败在什么地方?败在与中苏作对，而且劳师征远，结果使美国输得没一点面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最困难的时候，美国、苏联和中国对立，苏联更是大兵压境。那是真正的三国时代，不管是中国、苏联，还是美国，都处于两线作战的困境。毛泽东明白，国家外交永远不能和两个大国同时作对，但操作起来却需要高超的能力。毛泽东通过珍宝岛小小的一战，轻轻翻牌，就把美国翻到中国这边了。不打不相识，美国人佩服毛泽东，尼克松来中国，在飞机上说来与毛泽东谈哲学。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

毛泽东就是这样，在国家外交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以斗争求和平，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在对手的敬畏中主导着历史的方向，同时也为十年后的中国改革开放布下了伏笔。

美国新世纪外交最大的败笔是再次将中国推向俄罗斯，造成中俄靠近，使美国再次陷入自肯尼迪以后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历史上曾陷入两面作战的帝国，是没有一个不失败的。在这一时期中国已与俄罗斯建立了高度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美国无法战胜中国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前提。

鉴于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奥巴马政府正在回避战争，但中日冲突符合华尔街军火财团的利益，这样可以拉动亚太军火贸易。为此，奥巴马在钓鱼岛问题上放出既要保护日本又不承认日本拥有主权的含混态度。从20世纪50至70年代美国对台政策看，有限放纵日本以“加固”美国设在西太平洋“防波堤”，避免与中国直接冲突，将是美国选择。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美国“保护”尽管是口头的承诺后，会避免夜长梦多，急于向中国摊牌并以此拉美国下水。与此相对，中国宜采软挤压的方式即不用以国家名义直接冲突(比如朝战中的“志愿军”)的方式应日本的挑衅，这样既可给美国回避的理由，又可让日本在“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窘境中最终承认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

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日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上敌强我弱的大势虽有松动但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不搞孤注一掷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六、抗战统一战线

毛泽东是善于吸取历史教训的人，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开篇处说：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郭沫若说得一点没错，即使在他这篇文章发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对任何一个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来说，都是不能释怀的年份。在这一年由于李自成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崇祯的招抚即建立抗清的“统一战线”的善意，最终导致李自成与崇祯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悲剧。

17世纪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纪同年代的中国历史所展现出的相似的历史逻辑，由于历史剧幕的主角群体不同，演绎出的却完全是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没有成为李自成，蒋介石也没有成为崇祯;日本人更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续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

　　重温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们不难发现促成20世纪中国避免重蹈“亡明覆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抓住这个“时局转换的枢纽”、作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它使中国避免了明末崇祯和李自成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最终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悲剧的发生。

事实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早在日本打入东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泽东说：“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1933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这个提议。”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认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9月8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中国最大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开始改变此口号。”“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地要提出‘联合抗日’口号。”“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和周恩来同志的推动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1936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说：“西安事变给国民党以大的刺激，成为它转变的关键，逼着它结束十年的错误政策，结束十年内战，而内战的结束也就是抗战的开始。西安事变促进了国共合作，是划时代的转变，是新阶段的开始。”

国共统一战线的形成，共产党当然做出了较大的牺牲，但换来的却是日本人等待坐收渔利阴谋的彻底破产。1937年3月1日，毛泽东在回应美国作家史沫莱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说法时，毛泽东说：“我知道外面正有人这样说，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不这样说。要检查任何一个政策一个行动的是否正确，只要看一看日本人的态度就行了。现在也只要看一看日本人是如何地反对所谓‘屈服、投降和悔过’的政策，就可以证明我们的政策是何等革命的政策了。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事实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发生在当年7月7日，就是日本在挑拨国共继续内战无望后所做的“图穷匕见”式的摊牌。1939年日本人小池秋羊在《北支宣抚行》一书中说得分明：“这次圣战的原因，就在于敌人的国共合作。”

今天看来，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崇祯提出的安抚为主、“培养元气”，以求阶级合作共同对外的政策，尽管不得已，但还是非常英明的。遗憾的是，这一由崇祯主动发出的与农民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正确愿望却遭到具有浓厚“流寇主义”作风的各路农民军透支性和破坏性的利用，以致双方最终走向鱼死网破的结局。1945年5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就统一战线的经验总结说：“最近十年来，我们采取了忍耐的态度，这样的方针帮助了我们，虽然也出了些纠纷，但是比较顺利。历史经验证明，要图痛快，就不痛快，准备了麻烦，麻烦就少。”

国共建立统一战线，促成全国抗战局面的形成，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作出的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