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引发热议，批评者直指该剧价值观有问题，在他们看来，秦朝=专制=暴政=独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黑暗=野蛮=邪恶，所以不能正面宣传，该剧在官媒上热播，是“为专制叫魂”，是“美化暴政”。为此，观察者网特邀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文扬先生对此发表评论，澄清围绕秦帝国的是非曲直。本文为第一篇。 

“大秦帝国”系列电视剧到目前为止已播出三部，分别为之裂变、之纵横、之崛起。 

从2009年底该剧第一部开播，围绕该剧的意识形态批判即未曾停息，虽然原著作者作了一些公开回应，但批评者并不接受。到了今年，也许是“崛起”这个词终于惹了大祸，或者是“事不过三”律终于起了作用，就在中央电视台开播第三部《大秦帝国之崛起》的当下，非议之声已近于哗然，不问影视艺术水准，不谈剧中情节人物，矛头直指秦国崛起这个历史事件，刀刀刺向秦朝制度这一政治论域。 

文章标题都很严厉：“从大秦帝国的覆灭看专制集权的脆弱性”、“‘大秦帝国’的‘反动性’”、“‘大秦帝国’：中国两千年专制制度的根”、“不要专制的‘帝国文明’——驳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原生文明论”、“‘大秦帝国’的价值观问题”、“怎可如此颂秦皇——从‘大秦帝国’看当下历史叙事的危机”、“这些历史真相电视剧‘大秦帝国’不会告诉你”、“没有反思没有批判，又在为专制暴政叫魂了”、“大秦帝国的‘崛起’模式丝毫不值得称颂”、“‘大秦帝国’，包藏祸心的毒草？”、“大秦帝国带我们走进奴隶社会”、“不要yy‘大秦帝国’了，历史真相是穷民愚民排斥异己分子”、“电视剧‘大秦帝国’在美化暴政”……还有很多。 

从题目即可看出，电视剧里演了些什么并不重要，文章作者们也并不关心，哪怕CCTV只放了一分钟的片花，只打出一行片名，结果是一样的。反正有了“官方媒体正面宣传大秦帝国”这一个确凿事实，也就够了，他们所需要的那个靶子就立起来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即可浩浩汤汤如山洪一般地倾泻而出了。 

众多“批秦”文章中，不乏知名学者和著名教授之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必区分真假学术，也不必细读文章内容，所有作者都已一次性归零。因为当他们不约而同地重复“秦朝=专制=暴政=独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权=黑暗=野蛮=邪恶”这一俗套公式时，就已经犯下了低级的错误，其文章也从根本上失去了理论价值。 

既没看懂历史上的秦朝之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意义，也没明白作为政治学概念的“专制”等术语其确切含义所在，完全被西方自由主义伪学说所误导、所迷惑，一味跟着别人的调调瞎起哄，却还自以为是，睥睨众生，这种无异于指鹿为马的低级错误和坐井观天的偏仄立场，再大的名气、再长的文章、再细的论证，也统统没用。 

好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是这样，“大秦帝国之崛起”在豆瓣上的评分高达8.9，看来大家都能明白鹿就是鹿，马就是马，也很明白井底之蛙永远看不到天下之大。真正的中国人不会轻易忽视中国自秦朝以来的两千多年历史，也从不相信，寥寥几个不知所云的西方政治学概念就可以概括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就可以割断中国人与自身历史的联系。 

回归事物的本来，道理清晰可见，并不复杂。 

秦帝国本质上是一场反专制的革命 

对于伟大的秦帝国，这个早在公元前221年即完成了“六合毕，四海一”统一大业并超前于世上所有国家进行了大一统建设的国家，近现代的中国学者并未给予很高评价，几乎众口一词地套用“君主专制”这个概念来把握。即使很多人也充分肯定实现统一的进步意义，但仍会“一分为二”地强烈批判秦始皇的专制、独裁和暴政，乃至认定他为此后两千多年“君主专制主义”的始作俑者，要为中国历史漫漫长夜般的黑暗乃至近代以来的衰弱落后负责。最后盘点下来，怎么算也是功不抵罪，背负千秋骂名。 

《大秦帝国》小说和电视剧的批判者们，毫无疑问都是这种历史观的支持者。 

首先打破这一定论的，反倒是日裔美国人弗朗西斯·福山，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写道：“中国西部的秦孝公和谋臣商鞅，奠基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现代的国家。秦王征服所有对手，建立统一国家，并将秦首创的制度推向中国北方的大部，国家巩固由此告成。”“说中国发明了现代官僚机构，那是不用担心的。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 

福山显然是有道理的，作为现代学者，他在观察视野和知识量上大大超越了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儒生群体，显然不会受到他们出于儒家传统关于秦始皇之评价的影响。在比较了自远古到今天世界上各种“政治秩序”之后，他确定无疑地认为秦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是所有近现代国家的先驱，甚至楷模。 

然而，福山虽然超越了两千年来的中国传统儒生，但却无法超越现代中国那些基于西方自由主义立场的“反秦派”。考虑到他本人坚定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恐怕也照样会在承认秦帝国的世界政治发展史成就的同时，继续把专制、独裁和暴政当作秦始皇和大秦帝国的主要罪状。 

因此，若要完整还原秦帝国的真实面目，还应该超越福山的认识，继续前行。 

首先，若沿着世界政治发展史的路径继续考察，还会发现，将“君主专制”笼统地归为一种坏制度，这个认识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事实上，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君主专制”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不仅不是代表着黑暗和反动，反而是代表着光明和进步。 

道理很明白：因为在近代以来的民主共和制度出现之前，君主专制的对立面，一是贵族专制，二是神权专制。而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无一不是在历史发展的某个阶段，靠着伟大和英勇的君主，经过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之后，终于冲出了贵族专制或神权专制的黑暗时代，过渡到了君主专制，然后才一步步走向了更加光明和进步的民主共和。 

在西方，君主专制冲破神权专制这个决定性的进步，最早在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一点一点开始，而真正的君主专制大国，更迟至17世纪才在欧洲各地出现。而在阿拉伯世界，由于“政教合一”传统的顽强延续，完全意义上的君主专制直到今天也没有出现。 

这样比较地看，凭什么说早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千多年以上建立起来的秦帝国君主专制制度是黑暗和落后呢？凭什么一边把15世纪西方的马基雅维利、16世纪的霍布斯等人奉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先驱，“现代性”的鼻祖，另一边却对早于他们整整1800多年的秦国商鞅横加鞭挞呢？秦国的规模上千倍于意大利城邦国家，秦国的崛起提早西方近代国家上千年，那么商鞅不是应该比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更伟大吗？其历史地位不应该排在世界伟大思想者和改革者的前列吗？中国的学者们为什么不说呢？自己的祖先还指望外人来给出应有的评价吗？ 

中国的历史不同于所有其他民族，早在距今五千年前的三皇五帝时期，就逐渐离开神道，走上了人道，成为一个世俗社会。“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五经异义》） 

所以，历经夏商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整个社会要解决的，早已不是君权如何战胜神权这个初级问题，而是围绕着如何战胜世卿贵族，如何变多君为一君、真正实现大一统这个更加高级的问题而展开。回顾秦帝国从崛起到完成统一的全过程，本质上正是消灭世卿贵族势力、变多君为一君的过程。 

与那些不顾常识、有悖于历史的西方自由主义观点恰恰相反，在中华政治哲学中，除了神权当道之世以外，最坏的就是“多君为政之世”，是“三世说”中的“据乱世”。梁启超在他1897年发表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这样写道：“治天下者有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凡多君之世，其民皆极苦，争城争地，糜烂以战，无论矣。彼其为君者，又必穷奢极暴，赋敛之苛，徭役之苦，刑罚之刻，皆不可思议。观于汉之诸侯王，及今之土司，犹可得其概矣。孔子作《春秋》，将以救民也，故立为大一统、讥世卿二义，此二者，所以变多君而为一君也。变多君而为一君，谓之小康。昔者秦、楚、吴、越，相仇相杀，流血者，不知几千万人也，问今有陕人与湘人争强，苏人与浙人构怨者乎？无有也。昔之相仇相杀者，皆两君为之也，无有君，无有国，复归于一，则与民休息，此大一统之效也。世卿之世，苟非贵胄，不得位卿孤，既讥世卿，乃立选举，但使经明行修，虽蓬荜之士，可以与闻天下事，如是则贤才众多，而天下事有所赖，此讥世卿之效也。” 

从周元王元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共计255年的战国时代，各诸侯间总共发生了大小战争230次。从大一统的角度回头来看，这就是“多君为政之世”，所谓“秦、楚、吴、越，相仇相杀，流血者，不知几千万人也”。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君主出现，用武力手段强行实现统一，要让一个社会自动完成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和“太平世”的跨越，绝无可能。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秦王的历史地位并不输于西方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 

这样比较地看，凭什么说早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一千多年以上建立起来的秦帝国大一统国家是黑暗和落后呢？凭什么一边把美国的统一、欧洲的联合都视为历史进步，另一边却对早于美利坚合众国整整2000年的秦帝国横加鞭挞呢？秦帝国的大一统建设——废封建、设郡县、堕城郭、通川防、息兵戈、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其程度之高冠绝全球，在欧洲至今也没有实现，在美国也只是半实现，这样来看，秦嬴政的历史地位不是也应该排在世界伟大政治人物的前列吗？中国的学者们为什么不说呢？自己的祖先还指望外人来给出应有的评价吗？ 

回归历史本来和社会常识，真正的专制制度，并不体现在大一统的天下国家中，而是体现在未实现大一统的那种众多君主“争城争地，糜烂以战”的“据乱世”中，因为君主们为了争霸，必定“穷奢极暴，赋敛之苛，徭役之苦，刑罚之刻，皆不可思议”。世人骂秦始皇驱使人民修长城是暴政，难道忘了早在六国时齐国、燕国、赵国也一直都在修长城？秦始皇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北方匈奴，是保家卫国，而齐国的长城却是为了抵御鲁国和楚国的入侵，是内战割据。后者才是真正的专制暴政。而只有大一统国家的出现，才能推翻“多君为政”的专制暴政，才能救民于水火，与民以生息。 

秦朝一统天下之后，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後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公元前221年的事。可以说，这是一次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政治会议，其历史意义和政治价值，无论怎样评估也不过分。秦嬴政不仅摧毁了六国的君王和世卿势力，而且为了避免历史的循环，防止中国再回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的“多君为政之世”，宁肯牺牲家族和儿孙的利益，不再立诸子、置侯王，而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设守、尉、监。 

这叫专制吗？历史见证，自秦以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一个皇帝与百官共治天下的新时代。这一点，连弗朗西斯·福山都看得明明白白，“家族拥有地方权力、不受中央政府管辖的周朝封建主义，在中国后来历史上定期回潮，尤其是在朝代交替的混乱时期。中央政府一旦站稳脚跟，又夺回了对这些政治体的控制。从来没有一次，封王可以强大到可以逼迫帝王做出宪法上的妥协…”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如是说。 

当然是这样。《春秋》言：“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意思是：天之道由“元”开始，地之道由“春”开始，君王一统天下，顺天地而行，即为人之道的正朔。自秦以后直至今日，中国人这种顺天应人的大一统精神代代相传，“代有忠贞之士，力为匡复之谋”，一次次衰落解体，又一次次复兴崛起，终于成就了今天这个傲视全球的世界第一大国家。饮水思源，这一切不都是大秦帝国的功绩吗？ 

所以说，大秦帝国的本质，就是一场结束多君专制暴政、完成大一统、实现政治现代化、有力推动了历史进步的伟大革命。不仅如此，正如福山所说，“秦朝凭借政治权力所建立的强大的现代国家，不仅活过了汉朝的贵族复辟，而且在事实上定义了中国文明”。作为中国人应该看到：无论是更伟大、更为现代化、更为大一统的汉朝，还是此后两千余年中华大地上一再崛起复兴的各个大一统国家，莫不是继承了“秦制”的基础。 

看不到这些宏大的主题，轻率地给秦帝国扣上专制主义帽子大加批判的人士，不是因为无知，就是出于故意。 

无知的问题相对单纯，故意的问题则比较复杂，涉及到西方的意识形态战略，需要梳理西方意义上的专制和帝国等概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留待下一篇再说。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