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玉忠在新法家网站第二次编辑例会上发言

编者按：2016年12月17日下午，新法家网站第二次编辑例会在北京中国农科院众创空间举行。以下是新法家网站中英文版总编辑翟玉忠先生在例会上的主题发言——回答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如何自处的重大理论问题。

诸位同道，诸位朋友： 

我们生活在一个亘古罕见的大变革时代。 

称为“大”变革，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两个历史巨潮的叠加。 

一个巨潮是中国自身的变革。清末重臣李鸿章已经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这个变局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比李鸿章看得更清楚。 

从道德体系到君主制度，从教育体系到选举制度，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 

另一个巨潮是全球性的变革。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西方古老的一神教传统受到了普遍的冲击，社会愈发世俗化，资本对世界的统治不断加强。

先进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从教育到生产的一切，也使资本对世界的掠夺更加隐蔽和阴险。在金融市场上，资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中产阶层。脱缰的资本造成了巨大的贫富鸿沟，不仅撕裂了这个世界，也撕裂了资本主义国家本身。

在这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作为东方大国，一个发展了人类道统的地方，中国如何自处，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过去一百多年来，由于阅历、利益等诸多因素的不同，人们对这个问题给出了迥然不同的回答，同时给现代中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归结起来，大体是如下几种主张。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至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工业革命取得了非凡的成果。但相对于中国发达的、适应本土市场的手工业，西方商品并没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西方开始以坚船利炮为手段，通过鸦片贸易和签订不平等的条约，不断获取市场竞争优势。【1】

1860年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步步紧逼，洋务运动兴起。张之洞、李鸿章这些体制内改革派企图在不改变当时儒家治国理念的基础上，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以及商务、教育、外贸、国际法等社会科学，以补中国原有外王体系的不足。这就是有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曾经认真考察过洋务运动中兴建的重要企业，从我老家唐山的开滦煤矿，至上海的江南造船厂，再到福建的马尾船政，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为洋务运动的艰辛、业绩所感动。

洋务运动创造了太多中国工业和商业的第一，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以至于日本人对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恐慌万分，这也是他们下决心发动甲午战争的重要原因。【2】

但洋务运动具有先天性不足，关键是儒家的“体”不能支撑西学的“用”。在中国，现代大工业发展的瓶颈是资本积累。儒家士大夫，士绅地主掌握了大量资源，却没有强大动力将资本投入到大工业中去。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整体上消灭了地主阶级，将土地分给农民后，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中国的全面工业化进程才开始步入正轨。

精神层面，宋明理学主导的儒家视重外王的诸子为异端，注定走向空疏心性，在全球大争时代显得极不合时宜——二十世纪对儒家（乃至孔子）的激烈批判、否定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二、洗心革面，全盘西化

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战略的破产，全盘西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潮流。

过去一百多年来，全盘西化的两个要件是相辅相成的。一是对中国自身的否定，二是对西方文明的肯定。因为只有中国“归零”，才能洗心革面，全盘西化——这是全盘西化者的根本逻辑，是现代学术的逻辑起点。

问题是，人类最具有持续性发展特征的中华文明过于富有生命力，很难“斩草除根”——这令中国西化知识精英痛苦不堪。现代大学体制引入了，西方教科书也翻译过来，就是西方文明不能落地。

这些人不懂得，西方文明的基础并不在中国留生学生活过的现代大学，而在一神教教堂。既然一神教不能引入春秋战国时已高度世俗化的中国，那么西方文明的全面引入几乎是不可能的。进而言之，西方文明价值体系“体”中国无法全面引入！

比如说上个世纪初，看到西方主要大国都是联邦制，中国近乎所有党派都主张改掉秦始皇以来的郡县制，实行“联省自治”之类的联邦制。但残酷的现实总是毁掉中国西化知识分子的“玫瑰梦”，直到今天，中国的国家结构仍以郡县制为基础。

再比如民主选举，从北洋军阀到现代教授，对此都不持异议，甚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走上街头，走上战场。但中国的选举制度基础依旧是孔老夫子主张的选贤与能，贤能共治。这令中国知识分子又怨天，又骂娘，就是改变不了现实。

至于取消汉字，改用拼音文字之类，大体已成为闹剧，今天连最激进主张全盘西化的人都不再提及。

“全盘西化”是灾难性的，导致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普遍的身心分裂（吃饭在中国，脑袋在西方），以及中国社会价值共识塌陷。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返中国文化之本，开人类文化之新。因为只有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先正名，让名实相副，“选贤与能”这类选举原则才具有合法性。否则，中国永远是西方学术的小白鼠——由于其文化的异质性，注定是一只“政治永远不正确”的小白鼠。

三、中体中用，中西互济

事实证明，无论是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二十世纪流行的“洗心革面，全盘西化”，都行不通。

何以故？因为任何现实都必须建基于文化历史的基础之上。在现实层面上，体、用是无法分开的，即体即用，即用即体。所以我们主张在中国发展的根本战略上，坚持“中体中用，中西互济”。

比如政治上，我们不能轻易放弃中国实践了数千年的选贤与能，贤能共治原则——这就是“中体中用”；清代以前多数决的民主投票中国人很陌生，但我们已因地制宜地引入了这一选举方法，尽管自由民主并没有融入我们的价值体系——这就是“中西互济”。

前不久，在一次讲演中我提到“中体中用，中西互济”时，一位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老师大为感动。因为作为中医工作者，他们深知：中医理论本来是具足的，不能用西医理论肢解中医，否则中医只会进一步滑向目前这种不中不西，日趋衰落的境地。

当然，不是说西医就不能引入，西医院也不要了。而是要在发展中医的基础上，实现中西医相须为用，中西互济。中西医是两种异质的体系，可以互相参证，但不可能随便结合。就如同血型不同的两个人，是不能随意输血的，否则会有生命危险。

有人问，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了工业化，共产党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的？又何来中体中用？

如果我们考察中共党史，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初的理论设想有极大的区别。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在保有西方反体制的、异质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地中国化。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国家结构和选举制度仍然坚持两千多年前的基本原则——二者是马克思预想不到的。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极大程度上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已经融入了中国的价值体系。笔者认为，未来马克思主义也将如汉以后的佛教一样（佛教也在自己的文明体系中显示出极大的异质性），会有机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今天，世人谈中国文化，已经习惯于儒、释、道并称了。

过去一百年多来的实践告诉我们，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较好地转化为中国的“体”，但自由民主制度、资本主义体制如印度种姓制度和印度教一样，很难融入中国文化体系。

中体中用，中西互济二者是有机联系的，西方某些文明因素（绝非全部）可以通过本土化，转化为中国的体，丰富中国的体，进而成就中国的用。

中体中用，中西互济意味着我们对中西方文明更为理性、深入、系统地吸收应用。“中体中用”将迫使我们正视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思想资源，尤其是（黄老）道家、法家这些外王资源；“中西互济”让我们对西方文明成果更加审慎地选择，一如我们过去历经劫难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样。

诸位同道，诸位朋友，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亦步亦趋、邯郸学步，还是守株待兔、固步自封，两个极端都将使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是现代史告诉我们的最宝贵教训！

注释：

【1】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要确立卑鄙的鸦片贸易的合法性，而不是打破“不正常”的贸易形式，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做西方帝国主义的“廉价”辩护士了。参阅[日]陈舜臣:《鸦片战争实录》，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3月，第127~129页。

【2】见1887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趣旨”、“彼我形势”部分。网址：http://www.xinfajia.net/12520.html。访问日期：2016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