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的世界局势处于纷繁复杂的变动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讨论中国问题，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西方是否正在走向衰落? 中国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学习西方近代以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模式? 曾几何时，在1989 年苏联东欧剧变后，西方模式的支持者一片欢呼。福山的大作《历史的终结》断言，历史在自由主义民主中达到顶峰。自由主义民主将会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 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令人诧异。短短十几年后的今天，对西方模式乃至西方世界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正在迅速蔓延。著名经济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著作《西方的衰落》、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都表达了对西方衰落的深深忧虑。的确，西方模式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最全面的挑战。 在经济领域，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转折点，欧美世界至今没有完全走出它的阴影。不少左派人士将2008 年金融危机解读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危机。在政治领域，一方面，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移植步履艰难，美国新保守主义一度热衷的“政体更替” 并未带来全球民主化善治的预想结果。相反，在不少地区，取代所谓独裁政权的不是自由民主的秩序，而是极端 主义猖獗甚至战火蔓延。据Larry Diamond 的统计，从 2000 到 2015年，世界上有27个国家放弃了民主制度。 另一方面，就西方国家自身的民主运作而言，一股与传统代议制民主相背离的大众民主潮流愈演愈烈，似乎有突破几百年来西方民主模式的趋势。不少人将这股潮流称为民粹主义。其实，民粹主义和直接民主之间的区别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明显，反倒是直接民主与西方近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代议制民主有着巨大差距。 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曾在美国宪法安排中设下重重关卡，“用共和制约民主”，防止美国政治堕入直接民主的陷阱。英国政治制度的诠释者长期以来标榜英国的混合政体特征，拒绝直接民主。英国前首相撒切尔甚至警告，只有独裁者才会诉诸直接民主的方式，譬如公投的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那些长期以来以英国政治传统为傲，坚信英国政治传统中包含着无与伦比的独特“自由基因”的人们，大概做梦都不会想到今天英国那些毫无政治责任感的政治家们，居然会将英国脱欧的重大事项交由直接民主解决。类似的情形不止在英国发生，在几乎所有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欧洲民主国家，民粹主义暗流涌动，西方一直标榜的优质民主在向所谓“劣质民主”演变。 在更宽泛的文明领域，亨廷顿所担心的文明的冲突也以某种独特的方式构成对西方的挑战。自启蒙运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世俗化、理性化潮流几乎在世界所有地区都受到挑战，甚至发生不同程度的逆转。其中，伊斯兰教的复兴和激进化构成最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格局中最具深远影响的事件。近年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影响在全球蔓延。这样一种具有深厚社会、经济与宗教背景的现象，决不可能仅仅靠先进武器的轰炸而消失，它的影响可能是深刻而持久的。面对形形色色激进主义的挑战，西方近代以来自由主义所标榜的宗教宽容、文化多元主义等核心理念，在西方愈来愈受到公众的质疑。 如果我们将上述现象作一个简单概括，那么可以说，西方近代文明的核心价值，如经济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文化多元主义等都面临巨大的挑战。 二、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西方自由主 义模式的衰败、中国模式取代西方模式已不可避免?诚 然，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从较长的时段来分析西方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前景，我们的结论或许 就会稍为审慎。 今天的情况使人想到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历史。中国大范围接触西方文化是从 19 世纪开始，特别是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从洋务运动、戊戍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中国改良与革命的目标都是建立在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之上。这与当时世界的发展大势密切相关。整个 19 世纪是西方自由主义发展最辉煌的时期。按照卡尔 · 波 兰尼的分析，自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到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期。这 100 年内，西 方世界在国际层面上基本维持势力均衡，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资本主义在欧洲蓬勃发展，并通过殖民帝国体系向世界范围扩展。在这个背景下，近代中国知识界倡导学习西方，以西方为楷模亦在情理之中。后来，随着严复引入进化论，西方被描述为处于社会进化的更高阶段，学习西方似乎得到学理的论证。中国人是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民族，遵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搭上历史前进的列车似乎比对现实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实用主义考量更为重要。这种思维方式使我们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时时注意世界局势的变化，体察时代发展的方向，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思想界产生巨大影响。战争的惨烈以及战后遍及欧洲的经济、社会危机，致使西方弥漫着一片悲观气氛。斯宾格勒宣告“西方的没落”，反映出相当一批知识人士的心声。西方一些最敏感、最优秀的头脑开始认真思考自由民主之外的其他道路。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创建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另一方面，意大利、德国以 及欧洲一些国家法西斯主义异军突起，俨然以介乎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吸引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政治家的关注。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都在短时间内创造了辉煌的经济社会成绩，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在中国近代历史抉择中，一战之后西方衰落的大背景十分重要。一战彻底颠覆了西方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目标的形象。严复对西方文明的堕落备感失望“：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表达了对西方文明衰落的洞见与对中华文明的强烈自信。严复和梁启超试图返回传统。但是，在进化论熏陶下的中国知识精英以一种对历史发展趋势高度敏感的心态，坚信赶上历史潮流的列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在新文化运动中，几乎所有西方政治思潮都在中国有响应者、追随者。中国的知识精英致力于探索一条超越自由主义、更能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道路。 颇具悖论意义的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又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从最初互有攻守的态势，很快发展为自由主义阵营无论在意识形态、经济发展还是内部凝聚力方面都处于攻势的格局。在这样一种全球背景下，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恰好把握住了这个时期。中国的改革开启了世界一系列重大社会政治变革的序幕，随后的历史发展如文章开头所说，自由主义复又处于一个历史的波峰，被许多人认为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 三、 西方近代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自19 世纪以来已然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期间尚有诸多小规模的起伏。如果我们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从长波段视角分析今天的局势，可能会更为冷静。黑格尔和马克思看待历史发展时强调螺旋式上升的走向；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政治民主化研究中采用了波浪的比喻，他认为，自近代以来世界经历了三次民主化高潮，每次高潮之后都有一个短暂的回潮; 许多经济学家在描述经济发展时也使用波段作为比喻。他们都试图说明，历史从来都不会遵循线性上升的走向，而往往会以波浪式的方式演进。 如果以长波段视角看待今天西方的困境，我们或许应 该放弃简单化地断定或否定西方是否正在走向衰落，而注意分析西方所处困境的性质，并观察西方模式是否有自我调节能力。具体而言，至少有几个观察点： 第一，以个人主义、私有产权、市场经济为核心的西方经济制度是否已经耗尽活力，走向尽头?西方资本主义 经济制度在20 世纪发生了重大转变，引入了以追求社会正义为目标的社会福利制度，这在欧洲更为突出。今天西方经济的困境是自由主义经济的产物还是福利主义的后果 ? 西方是否能够在经济政策受民主选票影响的情况下作出有实质意义的经济改革?这恐怕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西方未来经济的走向。 第二，西方民主制度的发展会采取何种走向?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视角观察民主的发展，纯粹的民主制度在历史上并不成功。古希腊雅典的民主制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批评。真正比较成功的政治制度是从古罗马开始的混合政体，即在政治制度中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 民主制三种主要成分。近代以美国为先河的所谓民主制度实际上是混合政体的现代变种。按照西方主流学者的概 括，这种民主是自由主义的、代议制的、宪政的，而不是古希腊意义上的直接民主。但是，由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民主至高无上的价值，将自己的制度描述为民主制度，这就潜在地埋下无限制追求大众民主、抛弃带有精英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的可能。最近英国的脱欧 公投、美国特朗普与桑德斯所展示的民粹主义都展示了西方抛弃近代以来的精英主义民主模式，走向民粹主义的可能性。西方民主会沿着民粹主义的趋势进一步劣质化，还是会在精英民主与民粹主义之间寻求新的平衡点?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观察的问题。 第三，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对西方自由主义制度与文化会产生何种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遭遇的最严重的挑战。西方近代文明的出发点是个人 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基于理性主义之上的世俗主义。基于这些理念，西方自由主义倡导政教分离、宗教宽容，并进一步在宗教宽容的基础上发展出多元文化主义。现在，面临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挑战，近乎彻底世俗化了的西方是否有足够的精神凝聚力来保卫自身的制度与文化?西方文化为对抗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而进行内部动员时，会在多大程度上抛弃几百年来引以为傲的自由主义、宗教宽容与文化多元主义?如果为了对抗激进主义而根本改变自由主义的制度与文化，会对西方未来的发展产生何种影响?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观察，我们或许可以比较冷静地分析今天西方面临的危机的性质：这些危机是根本性的致命危机抑或仅仅是短暂的困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观察，我们也会对思考我国自身的改革有更为中肯的态度。譬如，我们会以更为复杂的眼光分析西方经济制度的不同要素及其不同后果；我们对西方民主的意识形态高调与实际制度设置会有更为清醒的理解；我们也会对自由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与弊端有更为清晰的判断。如果将这些理解和对中国自身经验的理论总结结合起来，我们就可能会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路径有更平衡的理解。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