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富格
一、
在经历二十多年的相对忽视后，资本主义历史再次获得了学者及学生们的高度关注。这波新兴趣有多个来源，但其主要的推动力无疑是，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压力下，我们现所知的世界正在快速发生变化，且这种体系已与它自欧洲近代早期形成的模式渐行渐远了。与此同时，亚当·斯密、马克思、李嘉图、熊彼特、哈耶克等各持己见的理论家又再次一同出现在了学生们的书单上。
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强国的崛起，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进入亚洲市场、非洲土地、及南美矿山，或是南亚及中国进入全球经济体系等方面的新研究每天都在出现。金融和金融机构的历史也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新关注，他们把货币政策、银行和信用看作为定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而不是简单的技术性研究课题。大多数经济学家关注的领域历来都是他们所谓的“市场”或“经济”，它是如何“成长”并“运转”的，以及保证或未能保证其正常运作的政策或机构。而有另一些历史学家则以与他们不同的方法看待资本主义历史。
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s North）的两部著作《美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1974）与《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1990）正体现了这种视角。法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皮克提被广为讨论的《21世纪资本论》（2013），严谨地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是如何无情地运转铸造了严格的社会阶层，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与一般经济历史类的书籍不同，它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作为一个重要的例外，这表明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新兴趣已不再局限于学术界和历史学家。现如今我们似乎比以往更为紧迫地需要揭露，这个被称之为资本主义的制度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它的逻辑是什么，以及它在善恶之间的力量与作为。
格雷格·斯坦梅茨的《有史以来最富有的人：雅各布·福格的生平》一书正是对于这种历史的进献。由一位记者撰写，这本书通过整合极少被翻译的德文学术或非学术文献向北美读者（其中很少有人会听过他的名字）介绍了十六世纪最重要的商业银行家。这本生动描绘文艺复兴后期的书讲述了富格的故事。他于1459出生在巴伐利当时正蒸蒸日上的奥格斯堡镇的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在他那个时代，他所累积的财富是无人可比的。不止美第奇家族当时远不及他，甚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鼎盛时期的罗斯柴尔德和洛克菲勒家族在财富方面也要对他称臣。
尽管他的主题是富格，斯坦梅茨还提到了他的一些同时代或接近同时代的竞争对手，包括法国银行家雅克·柯尔（Jacques Coeur）和德国最重要的银行家族如韦尔泽（Welser）家族及霍赫施泰特（Hochstetter）家族。不过斯坦梅茨认为他们不如富格有创造力（也不如他成功），如果不说是截然不同的类型的话。
斯坦梅茨坚持认为富格更为杰出优越是正确的。富格家族的财富可能最初来自纺织品贸易，其中许多是在他们的家乡奥格斯堡做的。但雅各布·富格的业务迅速转为借贷、投资，还有交易各种种类繁多的商品。他超过了如柯尔及著名的意大利银行家族巴迪（Bardis）等。和他们一样，他成为了一些那个时候最强大的却也时常匮乏现金的诸侯们的债权人。然而同时，他十分擅长获得抵押品，有时是整个整个的物业。他因此得到了蒂罗尔银矿山（位于现在的奥地利西部）的宝贵产权，以及匈牙利铜，西班牙水银，还有来自新世界的黄金和白银。由于它们难以提取和加工，在那个还需要青铜（铜合金）制成的枪支和大炮来作战，水银对化学（炼金术）和冶金艺术至关重要还被认为能治愈梅毒的时代，这些矿物质成为了统治必不可少的资源。富格的矿产所有还有其他的用处。任何一个配得上他的称号的诸侯都必须保证有足够的金银来流通维持贸易，填补他的库房，并有的时候做出印着他肖像的硬币。
后来富格进入了辣椒市场，从印度订货。据斯坦梅茨所说，他更加作为一个辣椒商人为人所知，而不是矿山投资者。无论是规模还是技巧上，富格都在他的同仁中胜出；他扩张后的生意不再只是做买卖，还利用提供随时提供的现成信贷来获取了如矿山等生产性资产的抵押产权。它们在相当一段时间中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他让诸侯们，在他这儿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变得依赖于他的金钱。他资助他们竞选皇位，给贷款来支付他们的军队，并收买他们的敌人，防止造反。
作为报答，他有时按时收回了贷款而且是现金。但更重要的是，诸侯们保护他不受律师和政治敌人的攻击。他所获得的贵族头衔和庄园也确保即使他的生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他依然有保护，将是安全的。然而，富格从来没有使用过哈布斯堡王朝给他的贵族头衔，没有退休去他的庄园，甚至从来没有试图如很多成功商人一样进入奥格斯堡的政治精英圈，纵观他的一生，他都专注于扩大他的业务和增加财富。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斯坦梅茨在一些细节有些错误，或者有时他会疯狂夸大情况。例如，奥格斯堡在十六世纪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金融和商业中心，但它不是“欧洲的货币中心”，这个称号属于安特卫普。富格并不是“第一个单纯为了财富而追求财富，无所顾虑”的人。实际上，这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巴迪家族成员，几乎任何汉莎(Hansa)商人，或者任何英国商人冒险家，如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钱塞勒的旅途跨域了危险致命的北部海域及同样可怕的陆路，到达伊凡雷帝的宫廷，为英国人取得了丰厚的对俄贸易的立足点，并创立了英国莫斯科公司（English Muscovy Company）。鲁汶并不在法兰德斯县（现为省），在十六世纪时也从未被描述是在那里。亚当·斯密或许提出了类似于斯坦梅茨所认为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但他并没有在他的《国富论》中用到这个词。说富格开发了“世界上第一个”新闻服务实在过分夸张，尽管他的快递体系的效率和覆盖度是毫无疑问的。
二、
但这些都是小问题，斯坦梅茨对于富格惊人事业的详细跟踪依然值得赞扬。富格的每个里程碑都得以体现，如当他得到银、铜、汞矿的持有权时，当他的辣椒生意发了大财时，当他出资支持贸易进入新世界时。斯坦梅茨还描绘了富格是如何说服利奥十世签署了宗教上不再禁止收利息的教宗诏书，尽管如斯坦梅茨所暗示的，并不是这件事让欧洲人得以突然开始收取贷款利息。
事实上，他们至少已经这么做了几个世纪了，无论是在诸侯的保护下公开为之还是以狡诈的手段。
斯坦梅茨还谈到富格与新教改革的密切联系，如鼓励赎罪券的贪婪贩卖并由此导致了马丁路德对天主教廷的反击批评。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了1524年至1525年可怕的德意志农民战争（恩格斯后将其看做为十九世纪阶级斗争的预示），它撕裂了日耳曼地区，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丧失生命。书中对勃艮第王朝及其最后一位公爵勇士查理，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以及哈布斯堡王朝的费迪南德（Ferdinand），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还有最后也最伟大的查理五世（Charles V），都进行了栩栩如生的描绘。斯坦梅茨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高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并让我们见识了在我们看来的无耻的腐败行为。富格为了切入波罗的海上贸易以及进一步削弱汉萨同盟，采用了各种无情凶狠的手段。
最后，本书的最后一章逐一分析了富格去世两年后收集编制的资产负债表，斯坦梅茨用它来证明富格将复式记账带到了德国。虽然这又是夸张了，但也有一定道理。富格坚持一丝不苟地记账管理并且他的簿记员马特乌斯施瓦茨利（Matthaus Schwarz）用了他年轻时曾在威尼斯学到的方法。他们很有可能超出了北方其他地方的标准，虽然我们没有证据来充分验证这种说法。更有意思的是数字本身以及施瓦茨的账本所提供的整体画面。它记录了当时投资于采矿权的几十万弗罗林（一个熟练技工两个星期的工资也不过一个弗洛林），以及富格被拖欠的款项总额（并被打了个折扣以反映拖欠的风险，正如我们希望今天的上市公司会做的）。
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栏下，我们可以看到富格的债务，其中一些尽管非常大，但加在一起，并不能威胁到他在矿物、纺织，房地产等许多产业方面的控制。虽然这个资产负债表不能完全准确地体现富格死时那一刻的财务状况，它足够证明斯坦梅茨认为他非常富有的观点。不比当时的所有人都富有，如查理五世（Charles V）或弗朗西斯（Francis I），他们的资产尽管非流动但来源更为广阔如地皮如不在地主所有權（landed properties），但也比任何普通人要富有得多了。
三、
然而，斯坦梅茨写这本书并仅仅是为了讲述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富格是“第一个资本家”，这个观点也往往被这本书的评论家们所接纳。斯坦梅茨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资本主义的确切定义，但他的观点似乎完全符合由著名中世纪式的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一个多世纪前的阐明的具有争议而持久的概念，即资本主义是通过贸易理性追求利润。对于皮雷纳来说，有“个体企业、信贷、商业利润、投机”的地方就有资本主义。
皮雷纳说起一个他在档案馆发现的曾经是农民的法兰德斯创业商人，并指出资本主义精神“spiritus capitalisticus”既是某人“合并自己的购买、推算他的利润，并仅用它们来支持和扩展他的事业”。这个定义以及间接地斯坦梅茨的问题是，这些特征——追求利润、信贷、投机，算总账并再投资——实际上是相当普遍的。无论是在巴格达，开罗，阿勒颇，蒙巴萨，撒马尔罕，或中世纪的科尔多瓦，或其他任何时间的任何地方，商户们肯定都在追求利润、放贷借贷、推测供需变化及整合他们的财务状况。像福格和他的继承人一样，经常买土地和财产以保障巩固他们的财富和新的社会地位，做慈善安抚公众（和帮助拯救他们自己的灵魂），及聘请艺术家以提高自己的声誉的同时，他们依然持续为自己的生意投资。
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主义从来都存在。然而通过结合商务、生产、和政治，福格创造了一种新的可以被看作为资本主义的商户企业。他肯定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佛罗伦萨的普露兹（Peruzzis）及法兰德斯的波波洛克（Boinebroke）都有类似，然而在他的时代他确实最成功的。他的职业生涯暴露了一个迭代风靡欧洲的资本主义并现在蔓延至全球的特点：资本主义是政权和商权之间互相依赖、分别获利的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必然不能用马克思认为财富生产就是劳力剥削的定义来理解福格时代的资本主义，尽管近代早期欧洲也的确存在大量这类的劳力剥削。然而，稍加一些修改，我们还是可以从马克思那里借鉴一二的。第一，赚大钱的方式并不是像中世纪市场那样通过卖货来获得金钱来买货，而是用钱来买货来卖更多钱；第二，一个资本家的唯一社会保障（物质福利，地位，荣誉等）既是金钱，而他唯一的金钱来源既是做生意；第三，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商品贸易中累积的私有财富造就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能够让政治精英成为合作伙伴，甚至是他们的傀儡。
与此有关的是布罗代尔的研究，他是年鉴学派的领袖，从20世纪50年代起作为相当重要的影响人物推动着历史研究，直到至少1985年去世。全球经济和世界体系理论的重要先驱布罗代尔也给予了我们——在我看来——最好的早期现代资本主义的描述。在他的《商贸之轮》（Les Jeux de l’échange）一书中，布罗代尔定义当时的资本主义为经济生活中独特的一层。在经济整体的最下方是生产的部分，人们生产了几乎所有他们作为家庭或其他社会单位成员所消费的商品。第二层是他交替（有点混乱地）称为的欧洲社会“经济生活”，“市场经济”，“正常的经济”或“透明经济”。在这里，市场交换一般发生于面对面接触，产量通常是又小作坊式的店铺管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很少，借贷期短并且很大程度上基于私人背景及交道。
四、
然而，在十五、十六世纪，第三层正来势汹汹的形成，得益于海外商品的长途商贸、奢华布料、及宝石矿物。从那儿起，资本主义行为逐渐走向了布罗代尔所谈到的早期现代资本主义特点：它的累积、投机、与高风险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实践和规范相差甚远，也与随之其后的农业或工业资本主义世界截然不同。有些人将之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从而强调财富不像马克思所认为的来自生产，而是来自于“套利”交易，比如丝绸、辣椒、黄金白银、皮草和蜡都通过低进高出谋取暴利。如布罗代尔所解释的，垄断在这一次层次内是成功的关键。这种垄断可以是供需信息方面的独家消息，有时候也可以是正式控制供货来源、分销网络、甚至客源本身。
这些垄断由国家或国家采购的需求形成、保护、并启动。在垄断中占主导地位的商人运作于布罗代尔的“正常市场”以外，他们远离多余农物和手工物品的每周买卖。在那里，旧衣服被抢购一空，奶酪和啤酒直接在厨房里进行交易。富格就是这样一个人，但他不是第一个，也很难找到“第一个”。这种新经济的发展缓慢而充满不确定性。但是到了中世纪后期，它已经发展成熟。在这个时期，财富来自远程贸易，行驶距离越长、征程越艰难、货源越神秘、货品越稀少、越奇特越重要、牟利的机会便越大。
然而，富格还不仅是16世纪的商人资本家的一个光辉的典范。利用国家力量聚集在生产性资产如矿物质，奢侈食品，和罕见的纺织品中的大量投资，他预示了后来最为强大刻薄的商业资本主义形式：十七世纪的东印度公司。这些公司是富格拼凑起来的国家和商人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正式表述。在一个混沌的政治状态、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产业扩张的时代，伴随着统治者为了打仗和奖赏的借贷需求，福格差不多独自一人打造了了这种互助关系。
东印度公司诞生于寻找胡椒，肉豆蔻、肉豆蔻、肉桂、印度洋周边的丁香，以及中亚，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纺织品、染料、宝石、黄金、玻璃器皿还有矿物。葡萄牙是第一批围绕非洲航海的欧洲人，而他们跟随的不是特许公司，而是国家资助的（全副武装的）商船。
欧洲的竞争者紧紧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其中最成功的是荷兰东印度公司，它成为了当时世界历史上最大、最赚钱的超大型企业。
在其200年的寿命中，它回报了平均18％的股息，出货超过250万吨的贸易商品，其中一些是购买。 他们时常逼迫卖家同意，并且许多货品是有被奴役的人们在可怕的工作条件下生产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个最接近却也依然相差甚远的竞争者，仅仅只有荷兰东印度公司五分之一的货物吨位。
就算富格不是“第一个资本家”，他的一生还是完美地体现了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并展现了一个各种资本主义形式的根本现实，荷兰东印度公司用最可怕的方法实施了它，既是：财富是通过国家的支持来赢得并巩固的，反过来，国家也依赖于精通商理并由此获得巨大财富的少数人。在科技历史的某些时段，财富往往来自于越来越高效率的生产，大都通过残酷剥削劳力和自然资源。在另一些时段，财富主要来源于控制供给、操纵需求及管理分销网络。不变的是，商人变得富有总是因为国家力量在保护他们，并且在正确的时间闭一只眼。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在一个被商贸统治的世界里，无论是国家还是强大的商人阶层的存在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要感谢斯坦梅茨的这本书的原因不光是把富格的故事讲得这么好，它还向我们展示了国家与商贸在欧洲资本主义初期是如何互动合作的。（本文译自《纽约书评》2016年4月7日刊，翻译：JACQUELINE WAN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