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精神就是改革的精神，这既是从孙皓晖《大秦帝国》隐含的结论，也是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试图向我们传达的信息。
秦汉，一个无比沉重的题目。它是一个民族的高度、一个文明的节点、一个精神的符号。
正如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片头所寓示的那样，那是无数黎民血与水的浓缩，是一代又一代匠人、大师、仁者、英雄共同担负的成果。它镌刻着中华文明的辉煌印记，艰难挺立在历史的苍穹，残酷又沉重。
因为工作的缘故，我有幸生活在这片秦汉的土地上。无论是上班时间的考察踏勘，还是休息时光的仿古寻幽，得以“随处与历史擦肩”。
这些业已荒废、蔽覆于乡间的遗迹，看起来更像是与天地俱生的地质残貌，绵恒的曲线、凸起的山包、绕引的古水，虽已是隆隆岁月里的余声、巍巍野心后的气丝，但仍使渭河北岸这片数百平方公里的土地，显示出了比中华版图内任何一块土地都厚重的质感。
登陵远望，平整广袤的关中平原依旧庄严，一块块阡陌交通的田野，或收获希望，或孕育生机。这些人为的隆起，风霜了千年仍旧与世界共存。远处，曾经的烟囱、钢架，散乱无由的楼房、墙垛，来往的车流、涌动的城市，都因俯瞰的缘故萎缩抽离。而新理念下的田园建设、文化保护，则让这千年以降的牧歌田园逐步恢复着宁静与优雅、古朴与简约。每每驻足在这样的蒌蒿蒲苇之中，都不禁扑身于大地、湮寂于清风，任历史的大手抚平灵魂。
大概也就是去年秦汉新城向南北纵深的道路贯通，我得以数度完整的穿梭在周秦汉唐历史遗迹最为密集的这片区域。西咸新区的规划，在这里绕了一个弯，它把一片狭长的地带交付给了一个以保护和开发历史文化资源为己任的新城。若论资源的稀缺度和唯一性，秦汉新城拥有着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群一般的地利，有人用西方的词汇定义这里为“东方金字塔”。而在秦汉新城的战略规划中，也不无豪气的记录了这样的理想——打造世界级的旅游文化目的地。
但正如文学与经济的隔阂一样，文物保护与经济开发在现实空间中也存在种种冲撞，有的时候还会演译为赤裸裸的利益纠葛。秦汉新城的主政者常常不无无奈的说，“在我们这样一片地区搞建设，考验的不仅是建设者的智慧，更是决策者的良心”。
而在更高层面的西咸新区，这种对历史天然担负的“良心”，亦被提升到了“敬畏”的高度，尊重山水格局、彰显历史文脉，敬畏历史、尊重自然。
只有懂得了敬畏，才不会被历史抛弃。西咸新区成立后的五年，我们不仅在原本荒芜失修的一处处国家级文物群落中看到了历史场景的还原、周边环境的改良，还逐步实现着现代生活的接入、田园诗情的雕刻。从与大雁塔遥遥相望的崇文塔，到安陵脚下的西部芳香园，从风华重整的顺陵到沿渭河人文绿道……有时候，负担恰恰构成我们的宿命，它倒逼着创业者用更为艰难的奋进，来达成更为远大的目标。
这些年，关于陕西的历史文化保护与开发，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发生了许多思路上的变化，素以保守著称的文物部门，也希冀着这些沉睡的人文瑰宝，能够更好的与当下的城市文明互动，开出时代的花朵，焕发生机。陕西人也渐渐反思着一直以来我们以兵马俑为符号的1.0版文旅形态，这种躺在先人坟上打余粮的方式越来越不能得到世人的认可。我们也总是抱怨说，陕西的旅游是短线式的、门票式的，远远没有与深度旅游和体验旅游的趋势相同步云云。
但更值得秦人深思的是，象征着开拓与进取的秦汉精神，竟没有为今天的陕西人提供更多精神坐标的参照。不知何时起，我们成了保守、固执、封闭的代言人。东南沿海的“敢为天下先”，甚或近年来发生在同为西部地区的成渝、贵州等地的后来者居上、不按套路出牌，在八百里秦川上都不曾发生，更遑论超越。
就连我们最资骄傲的民间著作《大秦帝国》也并未得到应有的“待遇”。相形之下，取材于秦地、成就于省外的《芈月传》却能墙外开花、赚的盆满钵满，这不能不令陕西的文化传播界如坐针毡、背若芒刺。
我们一直在说，“这是我们陕西的，那是我们陕西的，怎么都被外面的人抢了？”是啊，为什么被外面的人抢了？难道最应该为此种局面承担责任的不是我们自己吗？
从秦穆公开国辟土到商鞅变法，从秦始皇法家治国到汉武帝独尊儒术，纵观那一段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历史，无时无处不激荡着我们内心的OS：曾经生活在咸阳原上的一群人，竟是如此的充满血性和勇气，蔑视规矩、不循旧制，敢与鬼神争高下，敢叫日月换新天！
纪录片能够帮助快餐阅读时代的人们更好的走入历史，《从秦始皇到汉武帝》沿袭了金铁木导演一贯以来的厚重与沧桑，但又处处透着时代感和对当下的教义。六集之长的片子，情节环环相扣，细节贮存密码，每一个镜头、每一段采访、每一处释义，都在试图将秦汉这个伟大时期背后的精神元素发掘出来。自信、开拓、进取、血性，是片子结尾时反复出现的词语，这些词，身为一个时时与文化偶遇、处处与历史擦肩的陕西人，对此并不陌生——它存在于《大秦帝国》的书卷中，存在于文化论坛的宣言里，存在于当政者的案头、老百姓的巷议。
与高谈论阔者坐而论道时澎湃激越的深情不同，当我们回望现实，总有种欲语还休、往事随风的迟暮之感，废都，是这座城市如今的写照。
我们自己也常说，是这片土地上过于沉重的历史牵绊了我们前进的脚步，我们困于斯、爱于斯、不离不弃于斯，总是要做点什么，才能不愧对这血泪相和后的土地和光辉灿烂的星辰。
陕西人的外貌，时至今日仍留存着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印记，我们是光荣民族正统基因的传承者，更应为传承历史、传承文明而做点什么。
但传承历史并不是传承那些业已僵冷在博物馆、散落在荒原上的器物，而是要传承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灵魂。秦汉精神是什么？这是以传承者自居的今人首先要明确的问题。
秦汉的精神就是改革的精神，这既是从孙皓晖《大秦帝国》隐含的结论，也是纪录片《从秦始皇到汉武帝》试图向我们传达的信息。
商鞅、贾谊、晁错、张骞……这些传统的叛逆者、时代的先行者，总是要以一己之力背负起一个时代的重负，历史从来不是在和风细雨中自然演进，每一次生产力的突破、制度的革新，都无不伴随着巨大的震荡和惨烈的代价。
一个帝国的野心，倒也不是牺牲民生、掏空民力的理由，但一个缺乏长远谋记的民族，固然也是埋伏祸患、难以承平的。即使在久远的年代里，一项制度都不能数十年不变，何况在今天科技文化加速演进的时空中，制度、规划、战略不无需要时时处处与现实相调和，三年为期、五年为轮的不断变化。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殷夏之灭也，不易礼而亡。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这是两千年前的改革家商鞅说的，当下读之，仍振聋发聩、犹言在耳。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殷鉴不远，时时铭之。（作者系西咸新区管委会信息中心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