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构合法性的话语表述体系，提高叙事能力与水平。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治理绩效成就非凡，但是这些往往没有能够在现代语境下被良好表述。
因此，当前亟需重构政治体制合法性的话语表述体系，尽可能在国内、国际能够被充分理解和容易接受的概念框架下重新阐述中国体制，讲好中国故事。
第四，厘清国家（政府）与社会的边界。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类社会矛盾高发。
在强政府--弱社会的环境下，国家成为无所不管的家长，表面上是政府对社会有了更多的控制和主导权，实际上则使许多社会问题都成为了政治问题，使执政党合法性的风险链条被无限延长，最终侵害执政合法性。
政府需要在法治的前提下与社会划清界限，并与社会相互赋权，形成良性互动与协作。
三、建设包容团结的社会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和组织的身份日趋多样化，利益和价值观念也趋于多样化与复杂化，这增加了社会治理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资源。
我国当前较为迫切的社会问题，主要还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和冲突，以及一些边疆地区的民族和宗教问题。
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社会融合团结问题，容易因为内部经济危机的冲击或外部势力的干预，引发严重的社会冲突并导致政治上的危机。
因此，建设包容团结的社会是当务之急。
第一，以普惠性和统一的社会福利政策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为抓手，缩小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促进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加强公民的国家认同。
我国当前的福利与公共服务安排之间存在因为城乡、地区之间的分割，在一些情况下甚至制度化地扩大了阶层与人群的发展差距，这是造成社会与政府、不同群体之间紧张和对立的一个源头。
国家需要在基本的福利和公共服务安排上做到公平、普惠和可持续，才能让公民更真切地感受到自身福祉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推动国家认同。
通过国家制度的托底，也可以帮助中下阶层应对各种危机的冲击，避免他们被极端思潮所裹挟，走向暴力化。
第二，完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构建各民族对国家的集体认同。
坚持“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弱化民族身份差别，避免身份认知的单一化，促进身份认知的多元化和利益关联的多样化，构建民族之间的价值和利益共同体。
警惕和重点防范出现民族阶层化，避免民族身份与地域、宗教、经济社会地位的耦合。
改革民族优待政策，避免出现汉族公民和“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突出以个人为单位的“事实上的平等”。
积极推动民族融合，包括族际通婚的血缘融合、经济一体的利益融合、语言文化的双向学习。注重在法律以及司法上，不搞民族和宗教特殊化。把握世界民族议题的变化，防范国际干预。
第三，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巩固基层社会结构。
要避免社会问题政治化，必须允许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自我协调利益分歧和消解矛盾，从而将政府解放出来。
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主体和平台，因此应加快推进有关社会组织登记注册制度的改革，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监管。
此外，应积极探索政府-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的新型合作机制，搭建多样化的三方沟通平台，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鼓励公益性社会组织以及社会企业的发展，积极制定相关的规范和标准以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
四、推动构建公正包容的国际新秩序
在国际秩序构建上，需要坚持“量力而行，有所作为”的方针。在自身已经具备相当力量的情况下，想要置身事外不作为，不仅做不到，而且会带来沉重的后果。如美国在一战结束后拒绝参加国联，最终将自身卷入二战，付出惨重代价。
但是，要在国际新秩序的构建上有所作为，还需要在战略上作出审慎的安排。
第一，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
中美关系是我国建立新国际秩序的题眼。在核武器时代，“恐怖平衡”使大国爆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几乎可以排除，这为中美提供了和平的前提。
中美之间合作的利益大于对抗，但引发双方对抗深层次因素仍然存在，双方在局部的冲突仍有可能爆发。
从中美双边看，需要相互申明各自的核心利益关切（红线和底线），有效识别和评估合作的利益，建立更加密切的多渠道的沟通机制，建立常态化分歧和危机管控机制。
从中国单边看，不贸然挑战构成美国霸权两个关键要件（军事和美元），但可以稳步而有节制地充实军力和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在一些美国亟需支持的事务上，如反恐、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经济增长等，有条件地进行战略捆绑。
第二，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以及与周边国家关系。
处理好中美关系，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就解决了一半，但仍存在若干风险点，主要是台湾问题、与日本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与印度的边界问题。
台湾问题是底线，岛内岛外利益相关方改变现状的概率较低，但是在岛内社会矛盾突出和民粹思潮下，不排除有被引爆的可能，需要在社会领域和政治上有更富建设性和进取性的安排。
在历史遗留问题处理上，需要有历史理性，重点是把握好现实利益格局，态度明确，行为克制。在海上争议岛屿的处理上，要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框架下获取尽可能大的实利。
第三，构建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国际关系价值观体系，为新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合法性。
在未来数十年里，“可持续”、“多极化”、“多样化”、“公平发展”将成为国内和国际发展的共同诉求，并且有别于过去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追求霸权、依靠经济和武力搞价值观输出的做法，也符合我国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诉求。
我国关于树立“正确义利观”、以及“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表述正赢得越来越广泛的道德认同，具备了成为下一代国际关系核心价值观的潜力。
在此基础上，未来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关于价值观的表述，形成思想和理论体系，这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新的价值观体系不应摒弃上一代价值观中已经得到广泛国际认同的概念，而是要加入中国的视角和表述。新表述的提出，需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的常识和可理解性、可接受性。
第四，中国当前应在现有国际秩序的框架中延续发展，以“增量改革”推动国际秩序的变革。
中国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受益国。得益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国成功拓展了国际市场中的份额，带动经济快速增长。
抛弃现有秩序体系另起炉灶并不符合中国发展利益，中国也还缺乏必要的能力。对于目前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因素，中国应当积极寻求内部改革，推动建立向全世界开放的新型组织和协定，完善国际法规和制度。
此外，在内部改革求之不得时，有节制地建立对现有秩序具有补充性和建设性的平台和机制，也有助于赢得国际支持，减少与霸权国家和周边国家的潜在冲突。
五、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
大国崛起需要系统的文化准备，才能同时赢得国内和国际的认同，并为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以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夯实基础，消除大国崛起路途上的各种陷阱和隐患。
第一，文化准备的核心是提出具有普适性和前瞻性、能反映中国身份和视角的价值观。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目前我国已经在核心价值观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但要走的路还很长。
价值观只有简洁易懂、深入人心才有生命力，反映当前国内和国际社会的迫切需求，才能产生内部凝聚力，形成对外吸引力。
第二，在文化发展上，需要有定力、自信和耐心，将“开放”作为促进文化繁荣和保持活力的第一原则。
在坚守价值底线的前提下，允许不同的观念、方法和文化形式充分传播、竞争，没有开放性就没有包容性，也就谈不上真正的百花齐放。
文化的僵化和退化源于封闭自守，没有开放，就难以吸收真正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价值资源，只有打破包裹价值观的话语外壳，才能实现国内与国外、历史与当下、以及国内不同族群之间不同文化的有机融合和更新。
需要注意的是，面对价值观念的竞争，要注重话语体系的对接。在共同的概念平台上正面对垒，避免将公认的价值观念和规范贴上“西方”或“敌对”的标签，导致误解和错判。
第三，在文化传播和推广的过程中，国家需要有所节制。
需要借助社会和市场的力量塑造本国文化形象，传播核心的价值理念。国家/政府的身份太强化，目的和指向太直接，反而容易因为官僚化的运作导致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
国家的角色是在法治的前提下，捍卫人类价值底线，通过良好的治理为文化的繁荣提供制度基础设施。
第四，明确不同领域文化建设的重点。
在经济领域，需要倡导“诚信”、“敬业”的商业伦理和“创新”的价值取向，同时坚持儒家文化圈内的优秀商业文化。
在社会领域，文化工作的重点是增进族群之间的理解和社会团结。在政治文化上，应继续将反封建作为重要任务，发掘和吸收传统和外来政治文化中的优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
六、加强国防建设，为国家大战略保驾护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要的大局判断是“大规模战争可以避免”、“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新时期尽管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挑战，但是此大局判断仍然没有逆转。
在此前提下，应以自身长期稳定繁荣为发展大局，以国防和军队建设为国家战略保驾护航。
第一，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
“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且由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决定。近现代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安全，更多存在于共同利益和平衡格局中。在军事建设中，应避免单纯从军事角度追求“绝对安全”。
第二，新时期中国军事建设应秉持正确义利观，以保障和平发展和世界正义作为目标。
在和平崛起的发展框架下，中国军事建设的主要目标不应是寻求军事霸权，而应当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公民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与自由为目标，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应明确军事手段不是解决经济困难的恰当办法。中国以自身道义行动打消“中国威胁论”，将对崛起之路构成防护。
中国的国防军队建设，可为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供重要支撑，从而有助于中国成为新时期领导型大国。
第三，把握有限的军事战略目标，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
中国的国防实力、国防建设资源仍然有限，在目前发展阶段，仍需要循序渐进、注重基础。军事投入不应超出经济健康发展适度的范围，应着力避免卷入与霸权国家及周边大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
第四，处理好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确保政令和军令统一。
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将军队置于党的强有力的领导之下，服务于国家崛起大战略的全局。
【总结】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们只有冷静客观的分析历史上各个国家的兴亡之路，并知己知彼，才能做到取长补短。眼下中国到了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对于每一个中国公民来说，经营好自己，创造出最大的社会价值，就是对这个历史契机最好的负责！
本课题组成员包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赵磊教授，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国务院研究室处长王卓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大校王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主任张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研究学院研究员邢来顺，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周维宏。本报告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方晋、俞建拖、郝景芳执笔完成。（全文完）（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