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崛起失败的军事因素
军事实力的增长及其有效运用是大国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军事因素在大国崛起进程中的作用，需要辩证看待：
一方面，国防力量的提升和军事手段的运用对国家统一、国家利益的维护和拓展、民族意识的形成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对军事手段的迷信和滥用，使其凌驾于国家经济、政治正常的发展之上，则往往是导致大国崛起失败的重要原因。
从日本、德国、苏联等国的崛起失败案例来看，军事方面有几个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和错误的安全观往往是导致崛起大国军备扩张、引发冲突的重要诱因。
德国和日本国土狭小缺乏纵深和资源，俄罗斯（前苏联）缺少不冻港，这些地缘政治的突出短板导致这些国家长期缺乏安全感，诱发这些国家加强军备，甚至以攻为守争取主动，带来一系列连锁的反应乃至军事冲突，反而失去了和平发展的良机。但实际上，“国家安全”是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因素平衡的结果，而不单一取决于军事。
第二，片面追求军事胜利并被短暂胜利所带来的利益所诱惑，偏离国家长期的战略目标和根本利益。
军事斗争是维护国家现实利益的手段之一，军事上的胜利是“手段”而非目的，其功能和实际作用有限。
九一八事变中的日本以及二战之初的德国，都从军事上的冒险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尽管当时国内一些人士反对进一步扩大战争，守住既得利益，然而初期军事冒险所带来的利益如此巨大，使得政界军界主流的贪欲不断被刺激扩大，超出资源支撑能力，最终走向彻底的失败。
第三，片面追求军事效益，造成外交和道义上的消极后果。
无所顾忌地滥用军事手段，付出外交和道义方面的代价，常常使军事胜利变得得不偿失。德国作为一次大战的发动者和“侵略者”，被置于国际法与道义的审判席。后来又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将美国推入对立阵营，最终陷入被动和孤立。
第四，过于突出军事斗争要求，使国家的发展道路偏离了正常轨道，扭曲了经济结构。
当后发国家试图以超水平军备与先发国家对抗，就需要把国民收入较大比例投入军备生产，忽视甚至压抑民用部门发展。
及至战时，经济结构正常的国家以民用部门作为税收来源，刺激军事工业发展；经济结构扭曲的国家将军事储备消耗殆尽，不断压榨农业和一般工业部门，使得经济枯竭。
二战至最后阶段，德国为了军事支出不断压榨一般经济部门，以致引起反战情绪和经济溃败。
冷战时期苏联将过多资源分配于军备竞赛。国民收入的15%以上用于军事消耗，致使国民经济失去持久增长基础。
第五，强化了专制集权，扭曲了政治制度。
当国家在其政治生活中赋予军事因素以过大权重时，军事上的集权要求就可能反作用于政治体制，促使政治体制走向专制，甚至使军事凌驾于政治之上。
德意志第二帝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施行了形式上的普选制和代议制。然而，由于军事因素在帝国前期崛起过程中的突出作用，军队地位被过度抬高，形成了军队与政府平行的运行机制。
中央政府和议会对军队约束力的缺失，使国家难以对国防建设、社会动员以及运用军事手段等重大政治问题实施有效把控，成为政体上的重大漏洞，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也因此无法实现协调同步。
第六，纵容军国主义，扭曲了意识形态。
由于崛起中的社会对实现国家富强的急功近利心态，历史遗留的屈辱感，以及既有霸权主导下的不公正国际环境对民众心理的刺激等因素，社会情绪极易走向偏执。
军国主义主张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军事化，并将侵略扩张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正迎合了这种偏执的社会情绪。
当大国处于社会变革尚未完成，社会分配、公民权益和政治民主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的历史阶段，统治集团往往对军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持纵容和利用态度，并倾向于将外部斗争和对外扩张作为转嫁内部矛盾的重要途径。
但民众（也包括社会精英）情绪一旦被军国主义点燃，就很可能朝着超出理性控制的方向发展，构成国家战略决策偏差的重要社会心理基础。
六、崛起失败的文化因素
文化是一个社会或群体所共享的价值、观念、知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
文化作为一种隐性制度，既塑造着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面貌，又深受这些因素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看大国崛起失败，有几个方面的教训值得注意：
第一，落后的文化禁锢了经济发展的空间。
封建文化强化了社会结构中的等级和秩序，使得经济缺乏包容性，无法吸收和容纳创新，导致国家失去发展活力。
此外，意识形态对抗使得国家偏离正常轨道，导致国家陷入旷日之久的战争和对抗中，挤占了发展的资源，损害了经济可持续性的基础。
第二，从政治层面看，落后的文化也使政治体系失去了包容性和自我完善能力。
在纳粹德国和日本，仍保留着浓厚封建传统和等级观念，对领袖的绝对服从内化为社会的价值观。在重大军事外交决策中，尤其依赖于领袖的才能以及运用理智折樽冲俎。对于领袖所犯的错误，即使被意识到也少有人能够指出并且予以纠正。
尚武的文化传统演变为军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相结合，成为驱动德国和日本走上对外军事扩张的重要因素。
第三，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缺乏长期、系统的战略，文化现代化动员不充分，阻碍了社会的现代化。
德意志第二帝国、沙皇俄罗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有在最高层自上而下推动的文化“西化”（现代化）过程。
但是这些依赖少数领袖开明意识推动的西化，在内容上是选择性和功利性的，而且在方法上也急于求成，缺乏长期性和系统性。
因此，在这些国家均没有妥善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有机融合问题。主张文化开放的势力与主张本土优越论的势力的对抗，导致现代意识在许多核心的领域难以注入，留下了激进民族主义和极端思潮的温床。
此外，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缺失，也导致了社会迫害，损害了国家的形象和政权的合法性，加剧了国家的人才外流。竞争对手国家则采取了相对包容性的文化政策，延揽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本国的发展。
大国崛起的支撑要素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这些要素的重要性和优先性并非同一，在不同时期应有所侧重。
面对复杂的内外条件，我国要成功实现崛起，需要在战略上建立一个清晰、合理的框架。
首先，我国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经济性崛起放置首要和基础性地位；
其次，在经济发展提供有利空间的基础上，完善政治（治理体系）和社会建设，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实现制度性崛起；
第三，在内部硬实力充实提升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国际秩序的调整，加快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实现道德性崛起；
最后，加强军事建设，为自身发展和新国际格局提供保障，实现军事性崛起。
一、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
外延型增长方式和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两个突出特征。
外延型的增长方式以资源要素投入扩张为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面临突出的瓶颈，必须要转向以技术进步和创新为动力的内涵型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我国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巨大，具有后发优势，通过由国家主导资源在优先领域的配置以及追随模仿，以较小成本实现较快的发展。
随着与世界前沿国家差距的缩小，我国的后发优势渐消，需要更多地承担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国家主导分配资源的局限性将日益显现，需要由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因此，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和主导力量的双转换，是我国经济崛起的必由之路。
要实现这一目标，在经济上需要多方面的举措：
第一，完善有利于创新经济的制度基础设施，建立创新激励和成本分担体系。
随着我国从追随者向领先者身份的转变，迫切需要将加强产权以及知识产权的保护提上政策日程。
此外，还需要建立普惠式（而非特惠式）创新支持政策，完善商业法律体系和司法制度。探索新型的政府与社会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模式，建立合理的创新成本分担体系。
除了少数事关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领域外，大幅度放松对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的管制，降低创新的成本，减少对创新方向和方法的行政性干预。
第二，将科技、人才、制造业作为经济竞争力的三个基本支柱。
在科技领域，不断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立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技术创新支撑服务体系构成的完整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人才方面，需要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发展以人力资本开发为中心的发展型福利体系。
在制造业方面，一方面要结合新的技术和商业模式予以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需要盘活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产生的冗余资产。
第三，有序但坚定不移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我国有双重的重要性：
在经济上，这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充分高效配置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必由之路；
在外交和政治上，这也是我国进一步巩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纽带，构建利益共同体，拓展外交空间的根本性举措。
第四，充分利用中国的空间、人口和市场规模实现对主要大国的力量超越和摆脱。
尽管我国在较短时期内还难以在人均水平上实现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超越，但可以在较短时期内依靠规模优势完成总量上的超越和摆脱，避免形成较长期的力量僵持。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购买力的提升，应借助巨大的市场规模优势实现特定行业的赶超，逐步掌握标准制定权以及定价权。
第五，进一步理顺国家与市场关系。
全面落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决议，在法治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形成两者良性协作格局，兼顾效率与公平。
在当前，特别需要抑制分利集团对改革成果的掠夺，提高经济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二、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
虚实结合，构建中国崛起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实的方面，建立在治理的绩效和过程的正确上；虚的方面，建立在话语体系的构建上，提高合法性叙事的能力和水平。
结合历史上大国崛起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
第一，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识别和补足绩效短板。
从发展结果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家治理上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但也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性以及决策机制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上留有短板。建立全面的治理绩效评估体系，有助于进一步识别这些短板并在政策上予以回应和补足。
第二，从现代治理体系的核心要求出发来构建程序正当性。
现代治理体系要求具有民主、参与性（包容性）、透明性、回应性、可问责性和高效的特征。
在参与性（包容性）方面，重点完善人大和政协制度、人才选拔制度、选举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将更广泛的社会精英吸纳到执政党、政府、立法机构以及政协中来，使各阶层的利益关切得以表达，提高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使权力的运用有合理的规范和制约。
在透明性方面，加快推进政务公开，建立政府与社会的战略沟通机制，使政府行为更加规范和可预期，也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的理解与监督，形成有益的约束。
在回应性方面，要密切关注社会的核心与合理的期待，同时避免被民粹情绪所左右。
在可问责性和效率方面，结合前述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形成基于科学合理绩效的问责制度，促进政府进一步提高效率，改进效能。（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