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虽然用法苛刻，执法残忍，但却是赏罚有信，绝不欺民。正如一个人，虽然无情无义，但却是很讲信用。这正是法治的特点和优势，一切都摆在明处，决不在背后搞小动作。
    道德治国固然很好，但“尚贤”、“爱民”之类的口号不能外化为具体的原则和制度，没有可操作性，很容易流于空泛。而且，道德一旦蜕变为欺骗人民的工具和幌子，就会沦为权术，而权术治国是最危险的。
    荀子，作为法家思想的先祖，最反对的就是权术立国。他说：“人君者，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好色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暗则亡。” 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没有德化，没有法制，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结党营私，玩弄伎俩。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亡国了。
    后来，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虽然将“法”、“术”、“势”三者综合了起来，但也强调三者的适用范围：“法”是用来治国，管理子民的；而“术”和“势”是君王用来对付群臣的。对象不一，办法自然不同。
    老子也说：“以正治国，以奇治兵，以无事取天下。”治国要“正”，要光明正大，不能搞歪门邪道；而治兵则要“奇”，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领兵打仗的一套战略战术用来治国是不行的，而用治国的办法来领兵也更是大错特错了。
    商鞅的新法，虽然苛刻，但却是“正”的，里面没有一丝权术的成分。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既不打白条，也不拖欠工资。这就是取信于民。商鞅的新法纵然有万般不是，但凭“赏罚有信”这一点，就已经贯彻了法家思想的精髓。而且，在视百姓的生命如草芥的战国时代，一个“信”就足以大大抬高老百姓的生存底线。
    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执政十年，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自此以后，在秦国发挥效力的是法，而不再是人；是“法本位”，而不是“官本位”。老百姓如果有所忌惮，也是害怕自己哪一天会触犯法律，而不是害怕自己哪一天得罪了当官的遭到报复。秦国的官吏，也没有什么特权，不过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犯了法，照样会受到制裁，而且处罚比平民百姓还要严厉。帝国制度在中国绵延两千多年，“自知有法，不知有吏”的政治现象估计仅在秦国出现过。
    后来的历朝历代，独尊儒术，虽然把“以德服人”、“以德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其实是一个天大的骗局。你服从教化的时候，自然是温文尔雅；但你稍微有些不满，马上就是血腥的镇压。难怪毛主席说：“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诚信”和“法治”本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不可分割。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就等于没有法律了。
    正因为此，变法伊始，商鞅就让老百姓相信他是讲“诚信”的。据记载，商鞅刚开始变法的时候，法令已详细制订但尚未公布，他怕百姓难以相信，就在国都的集市南门立下一根长三丈的木杆，下令说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没人动手去搬。商鞅又说：“能拿过去的赏五十金。”于是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拿着木杆到了北门。商鞅立即命人赏赐给他五十金。这时，商鞅才下令颁布变法法令。
    而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太子又犯了法。太子是国君的儿子，以后要继承君主之位的。他犯了法，是视而不见，还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可给商鞅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站在个人利益角度，太子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否则太子一旦登基，就会给自己穿小鞋。这个简单的道理，高智商的商鞅不会不明白。但是，一旦算计这个，就是权术了。很多权术不就是用来明哲保身吗？于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新法的贯彻，为了“诚信”的深入民心，商鞅果断地处罚了太子。当然，太子高贵，不能罚其本人。不是有“教不成，师之过”的说法吗？商鞅就拿太子的“师”（文化课老师）公孙贾和“傅”（体育课老师）公子虔开刀，把这两个人处罚了。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了商鞅思想中的另外一个理论基础，那就是国家主义。法家虽然强调刑罚的强迫，但却不是为个人谋私利，而是为国家谋福祉。这一点，正是法家和纵横家最大的差别。权术是用来谋身的，法律才是用来谋国的。谋身，还是谋国？这是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两者兼得固然很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是只能选其一而从之。卑微的人献国以谋身，伟大的人献身以谋国。境界之高低，已不言自明。那些在商鞅背后唾骂的卫道士，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知识分子，又有几个在危急时刻选择了献身？
    后来的李斯就没有做到，在官禄和名利面前，他选择了出卖国家。大秦帝国的迅速灭亡，终究和此人摆脱不了关系。沙丘之变，是大秦帝国的转折点，是由强大走向衰亡的标志。它之所以是转折和标志，并不是因为胡亥上位，而扶苏没有上位。一个法治的国家，岂能由一个君王决定兴衰？这里更关键的问题是，沙丘之变，是权谋泛滥的开端，是商鞅所着力打造的法治社会坍塌的肇始。从此以后，法开始退出了秦国历史，而代之以专断、暴政、滥刑和权谋。秦二世动不动就抓人去戍边，去修长城，去建宫殿，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他在赵高的怂恿下把同胞兄妹以莫须有的罪名全部杀掉，又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而除扶苏、杀蒙氏兄弟，更是以权压法，赤裸裸地张扬私欲。权谋的横行，势必导致人人自危，各顾其身，从此内耗不止，诚信不存，哪里有不亡国的道理？“好色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暗则亡”，荀子这句话正是对大秦帝国末期的真实写照。可惜，后人读史不明史，把这些罪过全部算在了商鞅和后来的秦始皇身上，岂不悲哉！
    商鞅是伟大的，一个“信”足以让他在诈力横行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就连一直恪守德化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大加赞扬。他说：“信用，是国君治国最大的资本。国家是靠人民来守卫的，而让人民守卫国家，就要讲信用。不讲信用，就无法调动百姓。而调动不了百姓，就没有人为他保家卫国了。所以，古代的圣王不欺四海，当时的霸主不欺四邻，善于治国的君主不欺其民，善于齐家的家长不欺其亲。相反，那些不会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不是兄弟相欺、父子相欺，就是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结果，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失败。结果，由于欺骗所得到的那一丁点好处，马上就会被沉重的代价抵消的无影无踪。再也没有比这更悲哀的事情了。商鞅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就凭这一点，就足以治四海，平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