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复兴传统文化，振兴国学的浪潮汹涌澎湃。然而，打着复兴传统文化招牌的实质，多是复兴儒学。笔者认为，这样非但不利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更对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和发展有着极其严重的阻碍作用。
什么是旧传统文化
    简单的说，就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以儒学与专制政体结合为基础的，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的，贯穿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文化道统。这个道统的依托是封建专制体制。以提倡“圣人崇拜”为封建专制体制的“神人崇拜”、“君权神授”、“个人崇拜”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同时，牵强附会地与道教、佛教汇合，以完善其体系，麻痹被统治者思想，便于封建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专制体制覆灭，专制思想受到严重打击，但仍然借助复兴传统文化、振兴国学之名，期以传播、复辟。
什么是新传统文化
    新传统文化，是在扬弃地继承古代中国诸子百家的精华，特别是中国古代法家思想基础之上，并结合以现代世界主流文化的精髓，而形成的新文化体系。
    这个新传统文化，是以新法家思想为主体，兼包并蓄古代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及世界各国先进的思想文化而形成的。这个新传统文化，是对旧传统文化的否定，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接轨方式的重新解读。并对未来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建设，提供理论和思想文化上的支持。
文化的惰性----为什么要反对旧传统文化？
    笔者认为，长期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独尊地位的儒学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宜再加以提倡。
    因为儒学中有强烈的守旧复古的思想，同时又有很强的“圣人崇拜”的倾向等等许多不适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当然，儒学中也有适合于现代化发展的某些思想。
但笔者认为，从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儒学中适合与不适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思想相互混杂在一起，很难截然分清。而在传统文化中恢复、提倡儒学，则极有可能将儒学中阻碍现代化发展的思想意识一并恢复。这是因为，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有“文化的惰性”所致。
    “这种惰性的根子可能在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构成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的。因此有远见的领袖们不应焦虑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该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只要看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大革命的震荡而仍未能彻底冲掉旧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说确有某些可取之处。”（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３月，Ｐ１７、１８）
    笔者认为，中国对传统文化的发掘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手段。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思想及其精神。当然法家所创造的法律制度本身，无法适应于今日社会。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于两千年前制定出适合于我们今日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就象我们同样不能制定出适合于两千年后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法律制度一样。但法家思想的“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思想中，已然可以见到现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构建以新法家思想为主体的新传统文化体系，是中国巩固今日国家整体上升趋势和未来确立中华文化全球领先地位，进而推进中华民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多元一体化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

张贺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毕业。1996年赴日本留学。师从依田熹家教授，研究中日两国现代化的比较。2001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获国际关系学硕士学位。先后在日本《中文导报》任记者、《联合周报》任副主编、《网博周报》任主编。2006年回国。现任天津商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