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是一个朝代，自有其明白的起讫年份。然而，东汉上承秦代与西汉的典章制度，作为一个政治体，其上限不能不溯及公元前第三世纪。东汉帝祚之终在献帝之世，但是董卓进洛阳，天下开始纷扰，东汉代表的秩序已经解体，则东汉之崩解实际上应在公元189 年。

　　 罗马帝国，上承由罗马城邦建立的罗马共和国。公元前264 年，罗马统一意大利半岛；公元前165 年，罗马灭马其顿，确立地中海霸权，执希腊文化圈的牛耳。公元前30 年，屋大维掌握政权，公元前27 年，屋大维称奥古斯都，共和国改为帝国体制。公元第三世纪（公元193—284 年），罗马帝国经历几乎长达一世纪的混乱，沿边烽烟四起，军人拥立皇帝，皇位更迭频繁，更有一年之内数易帝主（如在公元238 年、253 年等），内战不绝，政治败坏，百姓愁苦。至Diocletian（284—305 年）及Constantine（306—337 年）才恢复治安。公元364 年，罗马分东西两都。从此，地中海世界分裂为二。西罗马的正统至公元476 年终止，东罗马则又延续了千年之久。在公元第五世纪，西罗马北边与西边的日耳曼部族纷纷入侵，割裂疆土，建立政权，欧洲终于出现了多国体制。以上西罗马变化，在时间上与东汉以至三国魏晋平行。东汉末年的扰攘，三国分立，以致五胡纷纷进入中原，中国长期分裂。两个古代世界崩解的情势也相类似。

    西罗马衰亡是欧洲史上一大课题。从吉朋（Edward Gibbon）以来，论著不断。吉朋的经典著作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对于罗马帝国的覆亡，提出全面的讨论：内乱外患，天灾人祸，都在不同的时期，扰乱了也削弱了罗马的国力。他在第三十章中，综述了覆亡的几项原因。他特别注意到基督教及其对罗马精神的影响。教会与国家两个分立体系也使罗马社会难以整合。在其他方面，吉朋以为罗马低估了边疆外族的威胁，指出罗马疆域内各地区利益与传统的多元性，也观察到文明腐蚀了罗马人的精神与生活方式。

　　另一位罗马史的专家Michael I. Rostovtzeff 则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罗马衰亡的原因。他指出罗马社会的分化，一方面罗马世家大族与一般百姓之间的隔绝；另一方面由于罗马世界的都市文化，有城乡之间的对立。终于，以城市文化为基础的罗马，被底层文化拉垮了。Frank William Walbank 也从社会结构分析罗马的覆亡，却采取生产力的理论，以为罗马低效率的奴隶生产制是罗马崩解的原因。Ramsey McMullen 将罗马覆亡归咎于战争的负担及军人势力的膨胀。A.H. M. Jones 认为罗马早期扩张及后期的外患，导致罗马财政困难，及外重内轻的失衡，因此，外族的压力是罗马覆亡的重要原因。也有以为自然灾害及生态变化，导致罗马帝国农业衰退，人口减少。

　　回到吉朋的著作，他在不同的章节，提出不同的原因，以说明罗马帝国的崩解。用中国历史学家处理朝代覆亡的说法，末世的现象，必是天灾荐臻，政治败坏，内忧外患，人谋不臧，百姓愁苦……一大串的“并发症”，遂致天命改易。

　　东汉地方与中央之间，也是渐行渐远。地方大族逐渐根深柢固，形成新贵族，包办了察举，也把持了地方，东汉州郡掾属是当地实质统治阶层，所谓“汝南太守范孟傅，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瑨但坐啸”。地方逐渐发展主体性，东汉州郡，每有地方的史籍，如《陈留风俗传》、《汝南先贤传》、《益都耆旧传》、《襄阳耆旧记》、《青州先贤传》……诸书多已不存，但仍见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及其他史籍的引用。这种心态，正反映了汉代次级系统寻求自主意识。

　　东汉人口，极盛时也有四千余万，不下于西汉人众，但人口分布颇不相同。东汉末季，中原州郡人口减少，东南与南方大幅增长，内外的比重，非复旧时。西汉的州部，只是督察单位，刺史权位，不如郡守。但东汉州权大增，刺史统辖属郡，位同方伯。东汉分裂的形势已成。黄巾一起，皇室威信已经荡然，是以皇甫嵩立了大功，阎安即劝他“推亡汉于已倒”，代汉自立。汉祚之移，在于人心已散，不必等待董卓曹操了。及至大乱已成，名豪大侠，州郡守将，风起云聚，四处举兵，汉代的复杂体系，在主轴解纽之后，中国分裂为五六个竞争单位，归结为三国分立……这种发展，正是不稳定系统崩解为若干次级系统的实例。

　　西罗马的崩解，也可作如是观。罗马由意大利半岛上一个城邦起家，东征西讨，逐步兼并了半岛上的各邦，然后统一地中海沿岸，又北收高卢，东并两河及尼罗河流域。罗马军团兵锋所及，无不臣服。在这一大帝国内，罗马并未建立西汉那样的郡县制度。罗马的统治权，建立在戍守各地的武装力量，及收夺各地资源的殖民政策与贸易活动。这一帝国，也有空间的中心与边陲，也有层级的罗马与属地。但是，罗马的复杂体系，可称为“扩散型”的结构，与汉代的“凝聚型”极为不同。

　　扩散型的结构，离中心越远，中央控制越弱，罗马在各处的控制，都以城市为据点。在意大利半岛上，城市之间有密切的来往。地中海各地，如北非及北岸，则城市与城外，族属与文化均不同，颇像中国周代的封建，有国野的截然划分。地中海东部以及海东地区，原是希腊文化的世界，各属地有其各自历史传统，罗马人的戍军及殖民者所建庄园之外，全是土著居民。这些地方，罗马的控制，均须假手当地的势力。举例言之，犹太人也是罗马百姓，但是犹太人治耶稣死罪，罗马的总督置身事外，让犹太人以犹太法律处置。这种次级系统，其原有的独立性，远较汉代州郡的自主性为强。于是，一旦罗马失去控制能力，这些次级系统自然纷纷脱幅，罗马的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了。

　　罗马的统治结构，原由城邦制度演变而来。奥古斯都改共和国为帝制，权力集中于皇帝。但是统治阶层的参议院议员，其家族都是富贵显赫的上层。旧日罗马担任骑士的士族，服公职及兵役，但是不易有晋入上层的机会。这一统治阶层的内部分歧，其彼此隔绝，也迥异于汉代察举制作为上下沟通的情形。罗马各地城市，有市民阶层，城外则是农庄主人与辛苦劳作的农民。这三者之间，也缺少了社会流动的机制。于是罗马上下之间，本少交流，其结构是相当松散的。

　　 罗马以殖民与戍军维持这一复杂体系于不坠，又以贸易将罗马生产的酒与橄榄油，换取各处资源。罗马不断扩张，壮者从军，内地生产只能由奴隶担任。罗马越是开疆辟土，其本土人口与总人口的比数越小；戍守在外的军团越多，留在本土的人口越少。这一扩散型的体系，终于外强中干，枝强干弱，一旦本土小有变动，各地必定寻求自主。罗马建立东都，原为有效的控制东土。然而，东都皇帝的利益在东方，渐渐不再支持西都的本土。于是，东罗马渐成为希腊化的另一势力，不但不是罗马犄角支援，反而割裂帝国据地自雄。东罗马在西罗马覆亡之后，又延祚将及千年，其实已是另一政治体系。

　　从东汉与罗马帝国的崩解的比较，可知各种天灾、人祸、内忧、外患，都是崩解过程中的因与缘。两者崩解的原因，都在其结构方面，是不够稳定的次级系统，勉强系附于主系统，一旦内部各成分彼此不能协调，即是失去运作功能。主系统失去控制能力，复杂体系也就崩解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汉代中国有一个相当整合的市场网络，将全国农业与制造业经济有机的联系于整体的流动转输。这一经济体系，也可以分裂为若干独立的次级系统。然而，中国是一整片土地，南北东西，互通有无，则彼此互利。各个独立系统，若没有外来力量的干预，终于还会整合为一个笼罩全国的庞大体系。这一现象，加上儒家文化的渗透各地，中国的庞大复杂体系，虽经过中古的崩解，还是越来越凝聚，成为稳定的结构。

　　相对于汉代的情形，罗马的世界，也有互通有无的经济网络。制造业大多在城市之内。城乡之间少有共同的利益。罗马各行省与各属国，都有其自己四周的经济圈，不必依赖于罗马帝国的交易网。加上在基督教成为正统后，罗马文化不再是广大地区的主流。基督教文化能够整合地中海世界，甚至能扩散到欧洲及中东地区。但是基督教会与帝国政权，分多合少。是以罗马崩解后，地中海世界有天主教与东正教两个是可以取代帝国的教会秩序，却不是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延续。

　　两个帝国崩解的表面现象相似，两者结构又不相同。似乎崩解之原因，均在结构本身核心部分有了分裂，遂不足以维系不十分稳定的次级系统。但是凝聚型的结构，终于有复合的能力，扩散型的结构则一旦分散，即不再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