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学人开始觉悟到：在人文社科领域，不能用西方之“名”套中国之“实"，这是一个巨大的理论进步。但这距中国人从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出发，返本开新，建立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国学术还有相当的差距——如何逃出西方概念体系的牢笼，在西方学术垄断中国当代教育体系的今天，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付出一生的努力去解决的大问题。

　　近来，“供给侧改革”成为热词，并在不同场合被中央高层多次提及。这一新的表述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但一些人错误地将“供给侧改革”理解成采用美国“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将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美国供给学派混为一谈，从而对公众造成误导。这反映出至少在经济学方面，还有不少人仍以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套用到中国的实践上，而不是从实践本身去探究和总结适合中国经济规律的理论。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的发展，当历史和西方发达国家不能提供范例和经验时，知识短缺成了一个大问题。

　　事实上，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主要针对的是解决当前的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实现“调结构、促增长”。从经济学说的角度来考察，通过供给端研究经济问题并非新鲜事物，从“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到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供给学派，都强调供给的重要性。但事实上，我国的“供给侧改革”与“供给学派”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过去的政策理论不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现在也不是供给学派理论。因此，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去评判当前的中国问题或者理解当前的中国宏观政策。

　　中国的经济学是舶来品

　　中国的经济学是舶来品。长期以来，中国所具有的只是从西方“进口”的经济学，这种背景和历史溯源，导致一直以来对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的先天性“迷信”和“崇拜”，从而妨碍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立思考和理论创新能力。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了世界的认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学仍没有提出完整的理论框架去解释中国经验，更没能力提炼中国经验，进而一直沿用西方的概念解释中国的问题。

　　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性。而且，西方学者所拥有的经历、背景决定了任何西方学者不可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也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一味地用西方的范式解释中国问题，用西方的概念去裁剪中国现实，用西方的理论去指导中国实践，结果不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反而形成误判，导致问题的恶化。因为，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很难有效应用到中国实践。

　　对西方经济学已形成“路径依赖”

　　现在，一些中国的经济学者仿佛已经对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形成“路径依赖”，每当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往往简单化地归结为是学习和运用西方经济理论的成果;而当每一次经济出现问题时，要么责怪没有很好遵从西方的理论或者西方理论没有得到很好运用;要么不自觉地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寻找答案和理论依据。这种理论的“奴化”和不正常现象，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学概念的缺乏，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学理论缺乏自主性和自信力。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准备和主体意识，更需要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没有主体性，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问题，更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没有独立的概念体系，就可能出现对概念的泛化甚至庸俗化，经济学往往沦为政策注释学或者诠释学，从而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研判，对经济问题要么病急乱投医;要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不能只在“西方的笼子里跳舞”

　　面对西方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运用的泛滥现状，这种格局必须尽快彻底改变。否则，中国经济学很难得到外界认可，也更难走向世界。回顾中国三十多年的诸多改革，不少是源自于自下而上的实际经济操作者的行动，然后被中国的经济学者总结发掘，最后以某种在西方经济学看来无法理解或似乎不严谨科学的词语，不断被中国最高层决策者采纳，再经不断试验和“试错”，进而以更直白和朴素的语言形成权威的改革文件最后向全国推进，形成改革浪潮，取得改革的成功。

　　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价格双轨制，所有制结构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正是这些在西方经济学里很难搜寻的中国语汇和中国概念，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引线，从而启动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推动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

　　因此，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不能只在“西方的笼子里跳舞”。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飞速发展、中国社会三十多年的巨大变迁，足以证明中国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的适用性和成功。所以，中国的发展有着西方经济学研究者所没有的丰富素材，是一座经济学理论的富矿。中国的学者要善于从中国丰富的实践中汲取和升华理论元素，尽快形成自己的发展理论和话语体系。

    (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