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前，党中央得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的重要情报。事后，毛泽东谈到这份四角号码情报时，说其功绩是巨大的。历尽艰险，传递这一重要情报的人便是屡获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表扬的项与年。
1.机智勇敢的中央特科队员
项与年，1896年生于福建省连城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受中共海外党组织委派，前往荷属东印度婆罗洲(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三马林达，在华侨中开展工人运动，成为当地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之一。1927年秋，年方31岁的项与年被驱逐回国，来到上海，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身份作掩护，在上海勃生路(今长寿路)创办复炎小学，自任校长。这实际是中央特科的一个掩护点。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出于保卫自身安全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军委之下设立特务工作处。特务工作处隶属于中央军委(此时的中央军委又称军事部)，首任军委书记周恩来、秘书长王一飞、参谋长聂荣臻。特务工作处也叫特务科，机关成立时驻地在武汉三镇的汉口余积里12号。有史料称中共特务工作处为“中国第一个现代特务组织”，先于国民党的“中统”和“军统”成立。
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往上海后，特务工作处也于1927年8月底由武汉迁往上海，成为中央特科的班底。也就在这个时期，回到上海的项与年加入了中央特科三科。中央特科下设4个科，三科又名行动科。这个科的主要职能是惩办叛徒和敌特、内奸。对外则以“红队”“打狗队”著称，“红队”即“红色恐怖队”之意。对党忠诚机智勇敢的项与年进入行动科后，很快成为主力队员。
1929年8月24日，广东农民运动领袖彭湃等人正在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开会。突然，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几辆红皮钢甲车风驰电掣而来，会场被武装巡捕包围，彭湃和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军委委员杨殷、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邢士贞等同时被捕。事后，周恩来亲自组织劫囚车，他下令时说：“这一次不仅行动科全体出动，特科各部门凡是会打枪的同志都要参加行动！”
8月28日，中央特科出动大批人员赶到上海枫林桥，扮作一家电影公司的外景队。他们将摄影机架设在公路边，将部分枪支藏在摄影机内和几个沉重的道具箱里。行动中，腰揣勃朗宁手枪化装成商人的项与年一直压低礼帽，在前面几十米处观察，等待下手。但是，最终因为敌人的囚车提前通过，行动功亏一篑。几天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敌人杀害。
就在彭湃等被捕的当天下午，特科的情报科就通过内线查明，出卖彭湃等人的叛徒就是白鑫。白鑫是湖南常德人，黄埔四期生。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白鑫随部队撤到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合，被提升为团长。1929年初，白鑫随同部分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在中央军委任秘书。在国民党的血腥屠杀下，他害怕了。一个月前，白鑫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情报处长范争波秘密自首。他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军委的情报提供给国民党，以换取巨额的奖金，并且作为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垫脚石。
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神情激愤，异常严厉地说：“对于这个无耻叛徒，特科必须坚决予以处决！”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中央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搞清了白鑫藏身的准确地点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43号范争波住宅内。中央特科负责人陈赓立即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里租下了三楼的一个房间，带领项与年等队员日夜观察43号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向国民党请求让他出国去意大利，躲过风头再回来。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了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这天将其处决。项与年在秘密碰情况时，紧紧攥住枪柄说：“这次一定要将他当场击毙，一旦出国，就不好办了。”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在夜幕掩护下，白鑫由范争波及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距公馆门口不远的汽车走去。白鑫一看见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赶紧离开。车门刚刚拉开，白鑫正要俯身上车，突然一声“白鑫”的吼声，犹如晴天霹雳传来。白鑫等人浑身一抖。这时，项与年与七八个队员像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从三面冲过去，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他们已经先行开火。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窄宁静的弄堂内响起。一个保镖当即栽倒在地，另一个保镖举枪还没有来得及扣动扳机，就被击中头部死亡。负伤的白鑫一边掏枪一边拔腿向北狂奔。项与年与另一个队员紧追不舍，终于将白鑫打死在71号门根下。
2.为通过封锁线砸掉四颗门牙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给中共中央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中央特科“第一代”负责人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先后撤离上海，辗转到了中央苏区。5月，周恩来重组中央特科，将一些受到叛徒威胁的人员陆续撤离上海。年底，周恩来也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1933年，因为上海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中央特科的“第二代”负责人康生去了苏联，潘汉年去了中央苏区。特科到了“第三代”，工作先后由武胡景(又名武怀让，上海中央局军委书记、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刘仲华(上海中央局情报部部长、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王世英(上海临时中央局代理书记)等相继负责。
项与年因机智过人，得以潜伏下来，一直在上海坚持工作，可谓是特科的“老队员”了。
莫雄是国民党的老党员，原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北伐时同蒋介石一度共事。后来，他对蒋介石的倒行逆势非常反感，想加入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1930年莫雄在上海赋闲时，就是中央特科联络的重要对象。上海地下党领导人李克农曾向其表示：“莫先生是革命老前辈，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请求加入共产党，我们是欢迎的。组织上认为莫先生在国民党中资历老、社交广，为方便工作起见，以暂不参加共产党为宜。今后凡对我党有利的事，望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帮助。”莫雄深表理解，曾暗中多次为中共地下党组织提供帮助。
1933年2月，蒋介石开始部署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莫雄来到南昌，担任了位于德安县的江西第四区保安司令要职。蒋介石为了招兵买马，放权让其自组班子。莫雄将计就计，暗中与中共特科商量，让中共派人去司令部。中共特科负责人认为项与年对党的事业忠诚，有勇有谋，就将他派到该司令部。项与年到保安司令部后，充当情报参谋，积极搜集国民党军的情报。
1934年10月初，蒋介石在庐山牯岭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国民党进攻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妄图通过加大第五次“围剿”的力度来最终消灭苏区。情况表明，中央苏区和红军已面临巨大危险。然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却脱离实际，命令红军处处设防，企图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应对国民党军的进攻。
庐山牯岭军事会议刚结束，莫雄连夜赶回德安保安司令部。他冒着泄密杀头的危险，立即向项与年等地下党员通报情况，并将一整套绝密计划交给他们。情况十万火急，项与年等立即启用秘密电台，向中央苏区紧急通报“铁桶计划”的要点。项与年知道，对于苏区反“围剿”，光有要点是远远不够的。红军非常需要敌军的具体部署。他看到敌人的方案十分具体严密，各部队部署位置、武器配置、攻击日期、进攻路线、联络信号和口令等，规定得清清楚楚， 印了一大本。项与年与有关同志商量后，决心将这个详细方案报告给党中央。他连夜用特种药水将绝密文件的主要内容用四角号码字典的字码编成密码， 记在字典上，然后扮成教书先生带着字典，连夜奔赴中央苏区。
为减少与白军关卡接触，项与年白天休息，晚上利用夜幕掩护，避开大路穿山越岭。经过三四天风餐露宿，忍饥挨饿，项与年憔悴消瘦，走路十分吃力。加之前面封锁更严，山上布满铁丝网和暗堡，到处是白军的哨兵，简直是插翅难飞。如何闯关过卡，成了大难题。经反复思索，他决定装扮成叫花子，走大路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叫花子要有叫花子的样子，他思索片刻，毅然钻进山林，以惊人的毅力，拿起一块石头，对着自己的嘴巴连砸几下，砸掉了自己的4颗门牙。顿时，他的嘴里血流不止，疼痛难忍。当他走下山时，已是脸色苍白，嘴腮肿胀，面部变形，加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俨然成了一个乞讨的叫化子。每到敌人的封锁哨，白军士兵看到他这个样子和浑身的酸臭味，常常掩鼻喝斥：“滚！滚！”项与年锲而不舍，穿过层层封锁，跋涉6天时间到达了苏区。
项与年劳累过度，看到持枪的红军战士，竟然一屁股坐到地上，他扬着手，用力说：“我要见周恩来……”
红军战士有些迷惑：“你！你要见周副主席？”他们实在想象不出，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臭味的老乞丐，怎么会知道周恩来的名字。一个干部模样的红军问：“你是干什么的？你怎么知道周副主席？”
老乞丐说：“我是地下党员，有重要事情要见周恩来……”红军干部听他这样说，立即把他带回阵地，转送到团部、师部。师部在一栋民房里，忙碌的师首长很快给驻于都的中央军委作战值班室打电话请示。值班室的参谋问，他叫什么名字？
师首长转头问：“你叫什么名字？”
老乞丐说：“我叫项与年。”
不大功夫，作战值班室来了电话：“立即将项与年送来，周副主席要尽快见到他。”师首长感到事关重大，立即命令牵来两匹马，派出一名干部，将项与年送往于都中央军委驻地，来到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看到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项与年，竟然大吃一惊：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项与年无力地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哆嗦着，将绝密情报从贴身的衣袋中掏出，递给周恩来。周恩来立即让人翻译。党中央几天前已收到了简要密电，如今又见到了项与年冒死送来的全套资料，决策依据更为充分。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从瑞金、于都出发，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长征路。这在中共党和军队历史上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离蒋介石庐山牯岭军事会议结束仅仅数天，“铁桶计划”尚未布置完毕，中央红军即突然实行战略大转移，果断突围，撤离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项与年这位可敬的英雄战士，为中央红军提前突围、胜利转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项与年加入了长征先遣侦察队。途中，他又奉命离开红军队伍，去上海领受另一项特殊使命。
改名换姓转战大半个中国项与年辗转来到上海，见到了中央特科的负责人，接受了新的任务。抽时间，他去看望了留在上海半工半读的儿子项南。第二天，他就带领两名爆破队员登船去南京，完成破坏敌人运输线的任务。年仅16岁的儿子项南，望着来去匆匆的父亲，甚感奇怪。他不知道父亲到底从事什么职业，父亲在项南眼里始终是个谜。
1936年，项与年18岁的儿子项南离开上海。经乡人介绍，项南辗转到福建长乐县园艺场劳动就业，同时开始投身抗日救亡。他为人开朗热情，多才多艺，又富有宣传组织能力，深受大家欢迎。此时以及之前，他一直使用项崇德这个名字。两年后，他改名项南，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了福建顺昌县抗敌剧团团长，后又到闽清县任战时民教工作队队长，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项与年刚到南京就被国民党密探拘捕，但他始终沉着应付，否认是共产党员，只承认自己是受同乡骗来的同路人，逐步骗得敌人看管有所放松。一天夜里，他巧妙地逃离看管所，找到了当地党组织，然后乔装成商人奔向赣江，继而转往河南信阳，又经汉口返回上海找到特科的负责人。事后，党组织授予他“反特斗争胜利奖”。
项与年的身份已经暴露，不宜在上海久留。1935年初，党组织派他到香港继续做情报工作。后来为便于隐蔽活动，他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西往长安，同王世英、汪锋、南汉宸、习仲勋、李克农等共事，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上层人士中从事统战工作。此后，项与年的名字连同他的传奇故事悄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他新的化名“梁明德”。
星移斗转，1956年国庆节，此时离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已有整整22个年头。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没有忘记那些为红军紧急突围提供过绝密情报的有功之臣。为表彰他们的英雄业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上将受中央军委之托，特派项与年专程到广州接莫雄赴北京出席国庆典礼。李克农代表中央军委设宴招待莫雄和项与年，叶剑英元帅也在家中摆酒宴请两位英雄，热情赞扬他们的历史功绩。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