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我军战斗文化创立和初步定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战斗文化，虽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但却区别于中国封建历史上任何一支军队的战斗文化。

“弃黑旗、打红旗”，在共产党的旗帜下战斗

在战争中，旗帜就是方向，看到自己军队的旗帜就会充满力量。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我军在创建之初并没有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而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发动的南昌起义。这是因为，当时参加起义的队伍，几乎全数是国民党的队伍，如果立即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可能会在一些对时局并不十分清楚的中下级军官士兵中造成思想波动。因此，南昌起义成功后，前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仍用国民党左派名义号召革命的指示精神，在当天南昌的《民国日报》上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宣言》。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打着别人的旗帜去作战，妨碍了党的革命理论在部队官兵中的传播，妨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战斗文化的形成。“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是红旗，立刻坚决地树立红旗。”所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一开始就举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红旗。当时组织的起义部队，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制作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军旗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有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有镰刀斧头，代表工农;在旗面的右侧与旗杆相连的白色旗裤上写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我军创立后的第一面军旗。秋收起义后，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要求“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不同的工农革命军”。于是，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的各地武装暴动，都公开亮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至此，红军官兵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红旗下，为了完成党赋予的任务而战斗了。

“打土豪、分田地”，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明确地告诉官兵，红军是为了解放所有穷苦老百姓而打仗，也就是说，官兵们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而战斗，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阶级而战斗。1928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士兵都有了阶级觉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工农等项常识，都知道是为了自己和工农阶级而作战。因此，他们能在艰苦的斗争中不出怨言。”党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因为土地是当时农民最大的利益，许多农民一辈子或者几辈子都没有拥有过土地，一旦获得土地，为了保护属于自己的胜利果实，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跟敌人拼命。

聂荣臻元帅在回顾和总结他在中央根据地的经验时，谈了七条体会，其中第一条就是“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斗争的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充满深情地谈道：我在中央根据地的工作实践中，有深切体会。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确实如此，当每一名红军官兵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不再是为了养活地主而劳作、不再是为了供养资本家而工作、不再是为了保卫封建官僚而卖命，而是真正地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的整个阶级而战的时候，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拿起枪投入到战斗中。

“宣传队、播种机”，左手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能打倒敌人

我军从建军之始，就紧紧地把军队和老百姓联系在一起，认为作战只是红军的其中一项任务，红军决不仅仅是“战斗队”，而且应该是能够有力地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团结群众的“宣传队”。这也是我军的战斗文化区别于国民党军队的最鲜明特征之一。国民党军队奉行的是单纯军事观点，习惯于仅仅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作战问题。对于他们来讲，军队是军队，老百姓是老百姓，这是“两家人”。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则完全不一样，他们从一开始就把军队和老百姓看成是“一家人”，反对单纯的军事路线，强调要把作战和宣传群众结合起来才能打胜仗。1928年10月毛泽东就鲜明地提出：“共产党是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也强调：“红军的任务，在意义上，是一个执行阶级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工作上，特别中国现在的工作上，他决不仅是单纯的打仗的，他除了打仗一件工作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设政权等重大任务……离了对群众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完全失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根据决议精神，1932年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分别成立战士剧社、战斗剧社、新剧团(后称前进剧团)，创作并演出革命文艺节目。战士们“一路行军，一路歌声”，官兵创作了《行军歌》《纪律歌》《瓦解敌军歌》等战斗歌曲，虽然内容简单，但符合我军当时的作战形势，符合我军作战的需要，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以收到了明显的实效。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出版的《红炉》等等，把党的战略方针和中心任务及时传达给广大指战员。

“野菜和水煮”，在红军面前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长期在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围剿”之下，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分布在各地域的红军部队艰苦奋斗，长期战斗在分散偏僻的农村山区，指战员敢于面对物质生活的极端困难。红军战士们为革命勇于吃苦，以苦为荣，用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集体智慧，战胜了一切艰难困苦。1937年10月，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词时写道：“在共产党与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最严重的困难也能克服，红军在世界上是无敌的。”

长征时期，红军脱离了赖以生存的根据地，离开了亲如家人的苏区百姓，在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广大地域“左冲右突”，其艰苦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任何困难都阻挡不住红军战士前进的步伐。极端的艰苦，使红军指战员锻炼得无比坚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同样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正如1936年夏天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写道的那样：“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