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hnass.com.cn  2003-11-29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信息中心

太公研究，是一个博大精深的课题，长期以来，很多问题，颇有争议，形成疑问多、结论多、名号多、称谓多、褒贬多，给很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研究及了解、宣传太公带来许多不便和困惑；有些问题，虽然经过学术争鸣，已经基本廓清，但在学术、文化、历史、考古、旅游、军事等各个领域，仍然被一些人各言其是，自定是非，致使界定纷纭，思维不清。所以，为了弘扬太公文化，崇尚太公精神，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姜太公研究中的一些有关内容，作出适当的规范，尽可能形成理念与认识上的共识。

一、关于太公故里的认定

太公故里的认定，基本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文献记载、考古出土文物与当地遗迹和丰富多采的民间传说相结合而加以确认。首先确立其真实性，其次是已知性，三是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和举一反三而断的立论。

司马迁认为姜太公是“东海人，《吕氏春秋》说太公是“东夷之士，《战国策》说太公是“齐之逐夫，等于说均为泛指太公故里在今山东东部一带。可是，司马迁又说姜太公是“吕尚处士，隐海滨“的。很可能是避纣逃隐到那里的游寓，这在《尚书大传》和《孟子·离娄》均有记述。

1987年上海《文汇报》“学林论坛主编施宣圆同志，出版了他所主编的《中华文化五千年之谜》一书，首先推出了《姜太公故里今何在》的考辩文章，这是一篇在全国首先提出探索姜太公故里，求其友声，而发出的召唤。1990年底，闽、粤、赣、陕、豫等省二百多位学者和吕氏后裔汇集广东潮阳市胪岗镇吕厝村，召开吕尚学术研讨会，经过七天会议的交流、争鸣，一致形成共识，确认河南卫辉市原汲县）吕村是姜太公故里。

这里既有权威性的文献记载，又有尚存的考古佐证，并有太公故里，太公祠庙及太公墓等文物遗迹，以及流传于茅屋村舍和乡党里巷间的太公传说故事，使人无法蘧废卫辉市作为姜太公故里这一可信结论。

见于史册文字的如《汲冢竹书》西晋时在汲县汲城村魏安獒王墓出土的竹简）记载姜太公为“魏之汲邑人。后汉崔瑗，顺帝时公元16年）为汲令，曾撰有《太公碑记》传世，考证汲邑为太公故居。北魏穆子容，武定年间公元3-8年）官汲郡太守，曾撰有《重修太公碑》，俗称《吕望碑》，记载“太公为汲县人。西晋卢无忌，为太公后裔，太康十年公元89年）为汲令，撰有《齐太公吕望表》传世，文曰：“齐太公吕望者此县也。其它尚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宋朝罗泌的《路史》，清朝武亿的《金石三跋》以及各种地方史志，均记载汲县为姜太公故里。

1981年在卫辉市原汲县）吕村出土了北魏武定一年公元3年）《魏故诏假河东太守吕君墓志》，志文明确记述一千五百年前该村的村名为：“朝阳乡太公里。墓志今存卫辉市博物馆收藏。

对于历史上长期以来的学术争议，需要经过不断的交流、沟通，去伪存真，才能逐渐形成共同认定的科学结论。目前，国内关于姜太公故里的别说，也有人认为是山东省淄博市或日照市，也有人认为是陕西省户县或河北省冀州，还有人认为是东海许昌人等。陕西省宝鸡市的学者胥鼎先生，为了澄清这些疑惑，1991年独自赴有关省市进行实地详细考察后，写出了长篇论文《姜太公故里及其后裔探讨》，刊登在陕西出版的《姜子牙钓鱼台》一书，文章展示了作者不囿于门户之见，不拘于某种所需，以平静的心态，客观的标准，求实的态度，而作出的科学结论：“姜太公故坦克在河南省卫辉市原汲县）吕村。我们敬佩陕西省学者这各严谨治学的风范和职业道德，他们为广大学术研究人员树立了做学问的楷模。

二、关于太公的称谓

太公的称谓，各家所论不一。常见于史籍、经传的，将太公或称为政治家、军事家；或称为思想家、谋略家；或称为阴谋家、哲学家等。还有人将太公称为吕姓的始祖，中国钓鱼事业的鼻祖，军事上参谋部的创始人，兵家鼻祖等。这些褒词，均是人们对太公文治武功的评估而得出的结论。

在文王被殷纣囚于羊久里期间，以及文王被释以后，姜太公在剪商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史称文王“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文王末年，“败黎国殷畿内，司马迁指出：当时“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谋计居多。《史记·齐太公世家》）周公东征后，姜太公被封于齐，将齐国治理得民富国强。这些活动，表明太公直接参与治国，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家、阴谋家。孟津观兵举行代纣的总演习，以及孟津观兵二年后的武王正式起兵伐纣，太公既是全军的统帅，又是作战的主将。太公封齐后，又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并国三十五，“启地三千里，击退莱夷的侵扰，这一系列活动，表明太公直接参与了治军，是当之无愧的军事家、谋略家。太公著述很多，《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汉书疏证》解释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而《隋书·经籍志》又分载太公之书十种，计二十卷，今存者唯有《六韬》一种。综观太公的这些著书内容和实践活动，表现了太公文武并举，法教统一，义利双修的丰富内容，不愧为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其它的一些称谓，本文从略叙述，另文再作评论。这里须要指出一点：太公是否是我国古代的兵家鼻祖？我以为，当予商榷。相传轩辕之臣风后，著兵书《握奇经》，与太公《六韬》有先后之别。当在太公之先千余年之久。因此，风后《握奇经》应属最古老的兵书，距今四千多年。当时，文明初开，由符号、图形而演变成文字不久，似乎不可能写出这样兵书，观其文句和内容，为后人假托很有可能。其成书时间应该稍早于《六韬》。宋代高似孙说：“人称《握奇经》总有三本，其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盖吕尚增字以发明之。其一行间有公孙宏等语，或云武帝令霍光等习之于平乐馆，以辅少主备课天下之不虞。说吕尚增加了二十字来字来阐述《握奇经》，这说明吕尚之前已有《握奇经》的最古版本，不然吕尚怎能增加二十字呢。《六韬》和《握奇经》在内容和成书风格方面，明显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握奇经》用天地风云，飞龙翔鸟，虎翼蛇蟠，加以形象化。而《六韬》一书各篇用动物龙、虎、豹、犬将韬略形象化。这说明后者是受前者一些影响的。当然，确立一个人是否为兵家之祖，不能只限于一部兵书，而是还必须有丰富的治军指挥实践。因此，对我国古代兵家鼻祖冠以谁人，尚需作深入探讨而进行规范。

三、关于对太公《六韬》的看法

《六韬》是吕尚所撰存世的唯一的一部军事著作，史学界因受宋代“疑古之风的影响，一般认为它成书于战国时期，伪托吕尚之作。宋代疑古成癖，将《六韬》《孙子兵法》《李靖问对》等古代兵书，均疑为伪托之作。比如，《李靖问对》的真伪之争，在宋朝就有何《春渚纪闻》）、邵博《闻见后录》）等人首先提出疑问，认为这部世传乃是帮助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的大将李靖所撰的兵收，并非李靖原作，而是宋代人阮逸所撰的一部赝品。对《兵子兵法》，司马迁所著《史记·孙武列传》指出：《孙子》十三篇，为孙武著，以此兵法进谒吴王。而宋朝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叶适《习学纪言》首先提出《孙子》为伪书。吕尚所撰的《六韬》与上述两部兵收一样，也是宋朝的武经博士何去非首先怀疑其为伪托之作的，何去非的儿子何所著《春渚纪闻》一书，记载了其父曾怀疑《六韬》一书的伪托之嫌。

宋代出现的这种疑古争鸣，我认为并不完全是坏事，它表明了当时的一批学者，对古书并不泥古尽信，而是深入研究，独立思考。附合《孟子》所说：“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见解。他们的怀疑，也并非毫无道理。比如《六韬》，根据其文句、文法和思想内容，很象是成书于太公之后五、六百年的著作，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太公言论的追记，如“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像是太公的原话。又如，文王与太公的其它对话，则可能是文王与太公当时的讨论内容，其文句后来可能有所润饰。当时，成书并不十分注重知识产权的个人署名，而是注重流传久远。所以，上古之书，或出于名人伪托，或集中其学派许多人的思想，经其弟子或再传弟子整理成书。《六韬》一书的成书方式属于后一种形式。《六韬》各篇，是太公答周武王问的讨论式行文结构，这和《武经七书》中其它各部兵书的常用问答体载是一样的。可以加强读者的真实感，可以避免繁冗的的叙述，可以流畅地同时罗列出若干互不联属的论题而毫无起承转合之苦，这对于内容宠杂的兵书，是很适合的一种表达形式。这些行文方式，均体现了战国时期成书的特点。所以，宋代元丰十三年1080年）宋神宗正式下诏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并且，雕版刊行，号称《武经七书》。自此，《武经七书》被定为官书，颁之武学，并列不官，设置武经博士。《六韬》的价值被固定下来。现存最早的宋刊本《武经七书》，即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本，将《六韬》提到了《武经七书》的首位。19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初年一号墓出土的《六韬》竹简，使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西汉初期的《六韬》竹简兵书，填补了《汉书·艺文志》无载的空缺。也证明了《六韬》的真实存世价值。从此，更无人以伪托“而遽废。后人评价《六韬》一言九鼎，一字千钧。如同《论语》为孔子弟子所记孔子语录一样，《六韬》也是根据吕尚原始的《六韬》思想，经历代兵家不断阐述、补充，到战国成书，是我国最早的军事理论著作。

四、关于吕尚见文王之说

吕尚见文王，我国的史料记载颇有自相矛盾之嫌，为我们读史评史带来诸多困惑。

一种说法是，吕尚一就文王。是吕尚晚年在渭水垂钓与西丛姬昌相遇。《路史·太公舟人说》记载，吕尚“辞棘津汲县），西入渭，其亦知文王之所以兴矣。《水经注·渭水》也说，吕尚“自海滨来归，垂钓于渭水之右，以见文王，二人一见如故。

第二种说法是，吕尚二就文王。吕尚年轻时，便与西丛姬昌见过面。晚年在渭水相遇，是第二次相会。屈原在《离骚》中说：“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天问》也说：“师望在肆昌何识，鼓刀扬声后何喜？指的是吕尚年轻时做屠户，西丛姬昌便见到他，问他为什么要杀猪牛，吕尚回答：“下屠屠国。西伯知其有大志，便与他同车归周。

第三种说法是，吕尚三就文王。他们二人曾有三次相见。《鬼谷子·卷中》说：“吕尚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后合于文王。

第四种说法是，吕尚四就文王。吕尚与西伯姬昌早已认识，前后有四次相会。第一次朝歌今淇县）相见，是在吕尚年轻时。他先在棘津“卖食《韩诗外传》卷七），或者“求售与人为庸《战国策·秦策》鲍彪注），有时在旅店中当一名“迎客之舍人《说苑·尊贤》），即招待员。为了维持生计，到殷都朝歌贩卖货物。《盐铁论·论贤说：“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聚而笑。不久，他又在朝歌屠宰牲口的市场上当了屠夫。屈原为之感叹：“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第二次仍是朝歌相见。《史记·殷本记》记载：文王西伯昌）曾经和九侯、鄂侯一起为殷朝的“三公，文王任三公期间，常到朝歌的市肆中去察访。吕望当屠夫时的“鼓刀场声，言语举止异常，早已引起文王的注意。第三次汤阴羊久里相见。西伯姬昌被囚于羊久里时河南汤阴县北），吕尚与散宜生、闳夭、南宫适一把到羊久里探视西伯。《尚书大传》记载：“散宜生、闳夭、南宫适三子学乎太公，太公见三子，知为贤人，遂酌切脯，除为师学之视，约为朋友。后来，文王被殷纣囚于羊久里，散宜生第三人来与太公商量对策。姜太公为结交西方周国的君主，便与三人一起到羊久里探监，并献计让三人去求取美女、奇物，向殷纣献宝以赦免文王。《帝王世纪》《史记·齐太公世家》中也多有记述。文王在羊久里前后被关了七年，《新书·君道》说：“文王桎梏囚于羊久里，七年而后得免。在这个时期内，太公帮助散宜生等，为文王解脱而奔走营救。第四次在渭水相会。吕尚晚年时，“辞棘津，西入渭，到西歧投奔文王。渭滨相见，二人高兴得“眉颊之微，而形于色，声音之妙，而动于心。北齐刘昼：《刘子·知人》）《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文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其是耶，吾太公望之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经过重重挫折之后，吕尚终于找到了有作为的西伯明主，有了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用武之地。

综观以上吕尚见文王各说，我以为体现了历史史料的融会贯通及互补性，体现了历史史料增删、纠谬、辩疑及逐步完善的过程，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史学的进步。吕尚从青年、壮年到老年，驰聘四方，逆境奋斗，最后贤臣投明君，有了一个完善的人生归宿，应该说这不是人为的主观安排，而是历史的必然馈赠。

五、关于太公思想特点

太公思想文化，是我们民优秀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有知古通鉴的先进性。今天，我们虽然无法窥见太公著作的全貌，但通过有关记载和评述，可以知道太公思想是综合性的，兼容工包了后来分为不同学派的各种思想倾向。包括：

1、道家思想。《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道家类，并说他是“本有道者，肯定了他的主要倾向。贾谊《新书》曾引证太公论天下为“有道者之有的断言：“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则弗得而长也。故夫道者万世之宝也。《说苑》也记载：“武王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有道乎？’太公曰：‘有道’。于是讲：“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的理论。《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载：“吕尚处士，隐海滨。以上史料可见，太公思想包含有明显的道家思想和道家遗风。

2、兵家思想。《汉书·艺术志》《隋书·经籍志》均有其兵书著录。《孙子·用间篇》说：“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指出其“以上智为间的谋略。《齐太公世家》说他曾与周文王共同“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书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言太公为本谋。”又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后来武王又尊他为“师尚父，其观兵孟津誓师牧野，也均多赖太公之谋。封齐建国之初，击退莱夷的侵扰，更是太公亲自指挥的。所以，历史上人们曾公认太公为兵家之首。

3、法家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尊贤而尚功、“尊贤智、赏有功的思想路线上。《说苑》载，武王曾向太公提出有关治国之道的一系列问题。太公特别细调以法治国，指出要“不公私善害公法，“赏赐不加于无功，刑罚不施于无罪等。《韩非子》还谈到太公杀齐人华士的故事。罪名是华士“不臣天子，不友谊诸侯，如果效其为，在下则乱，国家失治。所以，“以为首诛。这些均表现了太公的法治思想。

4、儒家思想。太公兵书《六韬·文韬》文王与太公对话中。太公向文王讲了得天下要奉行仁义道德：“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仁同爱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其中对仁义道德的看法基本上与儒家的仁义道德观相似。

综上所言，可以说太公思想是介于黄老之间，又容纳了各派有用之思想，成为综合性的文化思想。《史记·齐太公世家》说：“或曰：太公博闻”。指出了太公思想包含了兵、法、儒、道等学派的思想观点或因素，正是他贯通“博闻所致。太公的这些思想文化内容，其突出特点就是法教统一，义利双修和文武并举等方面。

我们知道，先秦儒、法两家在“法“教二者关系问题上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儒家把道德教研室经与刑政手段对立起来而强调教化。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耳且格。《论语·为证》）法家则相反，主张以法治国，强调严罚重赏而抹杀道德教化的作用。太公的“尊贤智本身就起着教化作用，而“赏有功则是法治的一个方面。《说苑》曾引《太公兵法》说：“致悲爱之心，立威武之战，以卑其众，练其精锐，砥砺其节，以高其气，这主要指道德教化作用。又说：“连其什伍，以禁淫非，“军之法令，赏罚之权，使士赴火蹈刃，隐阵取将……，这主要指刑法治的作用。从治国到治军，都是强调法、教统一的。

对于义、利的看法，儒家重义而轻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而法家重利轻燕京饭店。韩非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他坚信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太公则在义、利关系上注意双修兼顾。他对武王说：“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风州纲鉴会篡》）。从维护周礼出发，太公重礼义，但并不轻利。他治理齐国，“通商工业，便鱼盐之利，注重发展经济，改善国贫民穷。《说苑》记载太公回答文王“为天下若何的提问时说：‘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着眼点均不离其“富”。

对于文、武的态度，太公是文武并举的典范。他既有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灭商兴周的雄才大略，即“文韬；又具有指挥若定、机智、果断、英勇善战的军事才能，即“武韬。在建立齐国的过程中，他也是既有文治，又有武功，文武兼备。太公的这一特点，被他的后继者传承下来。例如，管仲相齐四十年，对内政实行综合治理的“一体之治，对边患又南征北战，东讨西伐，屡建奇功。成为著名的经济家、思想家和军事家。《管子》一书，整理和发挥了太公的这些思想文化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