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里根在总统办公室会见阿富汗圣战组织领导人。

　　穆斯林都是坏的V.S.穆斯林有好有坏

　　两位常春藤联盟的知识分子主导了美国“后9/11”的公共讨论：哈佛大学的萨缪尔·亨廷顿和普林斯顿大学的伯纳德·刘易斯。在亨廷顿看来，冷战是一场西方世界的内战（civil war），而真正的战争即将到来。这场真正的战争将是文明的战争，而其核心是一场与伊斯兰的战争。从他的观点来看，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坏的。

　　相反，伯纳德·刘易斯摆出了一个更加微妙的观点：他认为，存在着好的世俗的穆斯林和坏的原教旨主义的穆斯林，而西方需要去区分这二者。刘易斯将西方文化完全等同于世俗的，这使他得出一个观点，即世俗的穆斯林必然是西方化的穆斯林。伯纳德·刘易斯这位专家是伊拉克战争背后新保守主义主要的灵感来源。

　　撇去他们的不同之处，刘易斯和亨廷顿共同持有两个假设。首先是，世界一分为二：现代的和前现代的。现代人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并且该文化历史性地发生变化。相反，他们认定“前现代人”固守于一种一成不变的、与历史无关的文化。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当做某种对自身的标记，并时而饱受其苦，如同一种集体性的抽搐。第二种假设则是，你可以从一个人的文化之中解读出他/她的政治。我将这两个假设称为“文化对话”（Culture Talk）。

　　伊拉克战争的后果使得这种理论陷入危机。现在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将穆斯林分为好坏与他们在伊斯兰内部的派别毫无关系，却与他们对于美国的取向极其相关。简单地说，好穆斯林是那些亲美的，而坏穆斯林就是反美的。

　　文化对话不仅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自我服务的。将政治性的暴力视为是某一方的文化出了问题要比将其视为两方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方便多了！

　　政治伊斯兰的“恐怖主义”并非是前现代的遗留物，而是一种相当现代的发展

　　当代的、现代的、政治的伊斯兰是作为对于殖民主义的回应发展起来的。殖民主义造成了一种双重挑战，既针对国外的支配，又是内部改革的需要，以回应由于外部侵略而暴露出的弱点。

　　政治伊斯兰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知识先导是19世纪中叶的伊朗思想家Jalal ad-Din al-Afghani。Al-Afghani同意外国的征服是伊斯兰社会内部弱点的佐证，但认为答案并不是让穆斯林去模仿西方，而是利用他们自身的资源、历史与文化去实现现代化。然而Al-Afghani倡导普通穆斯林的政治参与，当下政治伊斯兰的当代圣战分子却是高度精英主义的。它的建立者，巴基斯坦思想家Abu ala Mawdudi将政治暴力置于政治行动的中心。当我读到Sayyed Qutb，一位高度受Mawdudi影响的埃及思想家为先锋队所写的著作《路标》（Signposts）的导论时，我想起了列宁的《怎么办？》。

　　政治伊斯兰的恐怖主义趋势并非是前现代的遗留物，而是一种相当现代的发展。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并不是从乌立马（穆斯林宗法学者）那里，也不是毛拉（伊斯兰神学家）那里发展来的，而是非宗教的政治知识分子的产物。Mawdudi是一名记者，Qutb是一位文学理论家。它的发展经过了一系列的辩论，但这些辩论不能被理解为政治伊斯兰内部的一种线性发展。在政治伊斯兰发动的内外，他们同时是一种对于改良派政治伊斯兰的批评也是一种与其他竞争性政治意识形态，尤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交会。

　　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时期，那是一个与政治性暴力“世俗浪漫”了数十年之久的时期。武装斗争在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的潮流中展开。许多政治的激进分子都坚信，一种彻底的斗争必须是被武装起来的。宗教性政治赞美暴力之解放角色的发展趋势，是一种近代的现象。与其将它视为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产物，它更应被看做是时代在宗教与世俗两者上留下的印迹。

　　这就意味着，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单一的问题：伊斯兰恐怖，一个在1970年代被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所热衷、只具有边缘政治意义的理论趋势，如何在短短数十年内构成了政治主流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政治伊斯兰内部的争论中转移出来，而聚焦到它与美国政府的关系上；从9/11回到美国在越南战败后的那一历史时期——我称之为“冷战晚期”。

　　“邪恶的帝国”宗教化政治语言的发明：冷战晚期美国企图扭转在第三世界的失败局面

　　1975年是“去殖民化”历史中的重要年份。这一年美国在越南战败，同时非洲的葡萄牙帝国崩溃。结果则是冷战的重心从东南亚转移到了南部非洲。谁将拾起葡萄牙帝国在非洲的碎片，是美国还是苏联？

　　冷战新阶段的决定性特征是美国国内出现了一种强烈的反战运动，反对直接的海外军事干涉。基辛格设计了一套战略以应对变化了的语境：如果美国不能直接对对海外进行干涉，那就通过“其他”进行干涉。因此，从越南到伊拉克，开启了低烈度战争（proxy war）的时期。

　　安哥拉是在后越战时期的第一个重要的美国干预的代理。基辛格开始时是寻求雇佣兵来对抗MPLA（“安哥拉自由浪潮”，左翼政党，在安哥拉从葡萄牙殖民中独立出来后开始执政），紧接着便默许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基辛格对南非干预的消息不胫而走后，马上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并导致了国会强大的反战响应：为了反对安哥拉的共产主义势力，克拉克修正案终止了一切对安哥拉的援助，无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

　　对巨大战略的一个实用主义的响应，便是里根政府高举的“里根主义”——低烈度战争（proxy war）——的大旗。针对1979年的两场革命——尼加拉瓜的桑地诺革命、伊朗的伊斯兰革命，“里根主义”又有所发展，做出了两个声明：

　　第一个声明是，美国一直以来都在准备一场错误的战争——在欧洲的平原上对抗苏联势力；与此同时失守了真正的战役——对抗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里根号召美国继续应对已经点燃的战争，对抗那些已经夺取权力了的昔日的游击队。并争辩道，在战争中可以没有中间地带，里根政府把南非和中美洲新夺取政权的民族政府描绘为苏联的代理政府，并声称在他们变得真正危险之前，要把他们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二个举措，涉及了一个转向——从“遏制”政策到“推回”政策：里根政府放弃了先前的和平共处原则，转而开始了其坚决、持久并赋有攻击性的努力，企图扭转它在第三世界的失败。为了强调这一转向的历史合法性，它在政治话语中引入了宗教语言。里根总统呼吁美国打败“邪恶的帝国”。

　　“邪恶”是一个神学概念。正因为如此，它既无历史，也无动机。“邪恶”在政治中被利用是一石二鸟的。首先，它旨在说明一个人不能与恶共存，也无法使它转变，邪恶必须被淘汰，对抗邪恶的战争是永恒的、没有休止的战争。其次，反对邪恶的战斗足以为任何形式联盟赋予正当性。于是，第一个这样的联盟——被称为“建设性交往”——在美国官方与种族隔离的南非之间建成了。

　　美国在阿富汗建造了“恐怖主义”的基础设施

　　阿富汗战争是里根政府“推回”政策的典范。在恐怖主义在冷战最后阶段的历史中，阿富汗战争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因：首先，里根政府把战争意识形态化——将其描述为“对抗邪恶帝国的宗教战争”，而不是像尼加拉瓜抵抗战争通常被描述成为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个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成功边缘化了每一个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伊斯兰组织，他们担心这些组织可能会试图与苏联进行谈判，最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带入冷战的中心舞台。

　　第二，里根政府对战争的几个步骤进行了私有化——招募、培训并组织全球伊斯兰战士的网络以反对苏联。招募是通过伊斯兰慈善机构完成的，并通过宗教学校进行军事化训练。并不像历史中的伊斯兰学校，教的科目从世俗到宗教，从神学、法学到历史和医学；阿富汗的伊斯兰学校只教授非常狭窄领域的科目——专注于于狭义的神学（圣战伊斯兰教）和补充的军事训练。

　　狭义神学把伊斯兰教重铸在一个单一的系统内——圣战。并且这个系统重新定义了“圣战”的纯粹军事性，并声称军事的“圣战”是一种由重生的信徒加入的、进攻性的战争，而不是在威胁下的社区性防御。巴基斯坦的圣战伊斯兰学校除了培训从阿富汗逃亡来的难民儿童以便他们日后加入塔利班，同时也为基地组织培训那些阿拉伯裔阿富汗人。如果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原始国家机器，那么“国际圣战”则创造了暴力专家组成的内部网络。

　　美国并没有创造右翼伊斯兰教。它是在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意识形态——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的竞争下，由知识激辩应运而生的。美国的所作所为是通过将伊斯兰收编进冷战的结束时期美国的战略，而把这种思想倾向转化为一个政治组织。阿富汗“圣战”之前，右翼政治伊斯兰是一个无组织、几乎毫无立锥之地的思想倾向。阿富汗“圣战”给它编号、组织、技术、信心和一致的目标。美国在中东地区制造了“恐怖主义的基础设施”，但却一再把它伪装成“解放的基础设施”。

    （作者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当今非洲最知名的知识分子之一，在2008年英国《展望》杂志和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的全球100名公共知识分子评选中位列第9）